推薦序
不是她們，是我們
永遠「不夠好」的她
我一直記得她告訴我們，現在是她人生難得自由的時候。
這個「現在」，是阿秋阿姨成為街友的不知第幾個十年。阿秋年幼時家境並不寬裕，她很早便開始工作，下田、進工廠、打工，以上學的時間交換，支撐起一家人的生活。後來她嫁到另一個縣市，從女兒身分轉換成妻子、媳婦、母親，為新的家付出、奉獻，卻仍遭受到越來越嚴重的暴力對待。
當阿秋在長年吞忍後，終於從第二個家逃出，開始可以為自己而活，卻也幾乎一無所有，連住的地方都沒了；睡在無牆無門的室外，除了無法遮風擋雨，也躲不開社會的不友善，阿秋時常遇到陌生人對她劈頭就問：「妳為什麼不回家？」「妳怎麼不多體諒丈夫婆家？」我們出生時，長壽劇《阿信》才剛完結。第一次聽到阿秋姨的故事時，直覺得不可思議；那些遭遇彷彿來自古早時，或戲劇，女性生來必須擔任各種角色，這些角色從不屬於她自己。
然後我們遇見了敏敏，一位年紀與我們相仿的單親媽媽。她在二十歲時與當時有穩定工作、不菸不酒的男友結婚，生了四個孩子。婚後卻仍遇到家暴。敏敏帶著四個孩子，毅然決然地離婚，回到她的原生家庭與家人住。現在的敏敏上午陪著遇到學習挫折的其中一個孩子上學、待在教室讓他安心。放學後，再把所有孩子一起接回家照顧。
陪伴孩子長大是敏敏的期待，卻仍不斷遭受他人的質疑，「妳該去工作養家，才能讓孩子有好的榜樣。」「當初為什麼不考慮清楚？妳太早結婚了，還生這麼多。」
活在不同世代的阿秋和敏敏，際遇與選擇不完全相同，面臨的卻是同一種檢視眼光，督促她們扮演好角色，尤其在家庭中。若不符合對盡責女兒、妻子、媳婦、母親的想像模板，似乎這些女生便理應接受生活困頓等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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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其實也是我們
二?一八年初，團隊展開了女性無家者陪伴計畫，固定上街陪伴在火車站、公園與捷運站外露宿的女性。除了日常生活困難的協助外，也記錄下她們的故事——關於那一段段自家庭脫落，來到街頭，一邊與過往傷痕抗衡，一邊在當下嘗試與之共存的過程。
雖然我們主要陪伴的是露宿街頭的女性，藉由她們的引領、指路，又發現了更多女性掙扎求生的灰色地帶，例如簡陋破舊的租屋、以低消換取在位子上打盹的速食店、網咖，或依附在關係中交換資源、庇護。台北市目前無家者列冊人數近七百人，男女比例為九比一，女性乍聽是相對少數落入無家谷底的一群人；然而，正在墜落的人們，遠遠超越了這數字。
「人是怎麼掉落的？」這始終是行動者內心的叩問。我們期待透過記錄、研究，能尋獲社會中被隱蔽的裂縫，將其補足，使人不再落入街頭。然而，接觸到愈多人，卻愈感受到每段生命的歧異：有些人自幼家境便困苦，缺少了改變的資源，只能任由階級複製；有些人擁有不錯的學歷與工作經驗，卻在中年時做出不同人生規劃時，遭逢重挫；有人的情緒負荷超載，周圍的社群卻無法承接，導致人最後潰堤、產生精神疾病。
這些女生，其實跟妳我十分相似：我們可能剛好來自同一個家鄉，為了生活漂至另個城市打拚；我們可能喜歡的東西很類似，於是常聚在一起聊電影、美食；我們可能都背著難以評估的風險重擔，若某日突然垮下，其實我們都不知道可以向誰求援；我們真的、真的像，期待的不過是一處收納自己的空間，安穩的生活，多的時間樂意分享給人。
《瀕窮女子》書中所收錄的訪談，是身為女性都曾聽過，在生命歷程中艱難的選項：一定得結婚生子嗎？何時算是離家獨立的生活？如何爭取到有保障能養活自己的工作？沒想到真的發生意外後，人竟會如此無招架、無處求援。
目前台灣在制度上對弱勢者的定義仍以兒童（十八歲以下）、年長（六十五歲以上）以及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的障礙者為主，這是墜落在灰色地帶的人們反而抓不到支持的浮木，只能持續墜落著。
邀請身邊的男性一起，面對共同的困境
社會的期待與壓力並非只降臨在女性身上。家父長制度同樣使許多生理男性，從小被賦予養家、傳宗接代，甚至要堅強、不可以展現脆弱等沈甸甸的期待。討論女性遭受的迫害時，常使人誤會這些迫害的對立面是男性。然而，在我們投入許多時間，一邊引出街頭女性長久被壓抑後的無聲，一邊也陪男性無家者整理他們的焦慮與受冒犯感。深深體會到：造成女性男性受傷害的，其實是同一個黑影，即是父權。
父權一詞，在學術領域有長久討論，日常生活中也不斷被提出。然而未有充分理解此一詞的意涵、成因，以及影響範圍；建立在這樣的共識基礎下，雙方的討論才有意義——若我們對於討論的期待是找到出路的話。
關於「貧困女子」大可以使用煽情的方式，勾起女性面臨共同困境時的憤慨，進而激起正反兩方的相互怒斥。然而本書作者選擇以嚴謹的方式書寫，大量採訪、補上看似是單一事件後，那共同的時代脈絡，並佐以清晰數據，使人即便揪心，仍能守住分際，辨別道理。
在任何國度、性別上，壓迫的黑影只要未離開，我們便要盡力牽起手，使人不被遺落。
朱剛勇 （NGO「人生百味」共同創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