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德軍首次的大規模使用化學武器，開啟了之後所有交戰國家以化學武器攻擊的序幕，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化學武器共造成一百三十萬人傷亡，其中將近十萬人喪生。
如果化學攻擊令人驚慌，生物武器就代表更慘痛的惡夢，例如登革熱病毒會讓人發疹，頭痛和身體疼痛，儘管常常在幾週之後痊癒，對於癱瘓軍力與經濟已發生絕大作用；另一方面，百分之九十感染伊波拉病毒者會喪命，只要一週多，它就會讓人體支離破碎，更是令人色變的致命武器。由於對這種經驗的痛恨，促成大家致力禁用生物和化學武器，然而近年來，世人又注意到，毒氣武器已經到達空前恐怖的程度。美國武器管制裁軍署（U.S. Arms Control and Disannament Agency）前副署長凱瑟琳•貝利表示，她絕對相信，要製造一個龐大的生物軍火庫，只需要一間十五乘十五英尺的房間，和價值一萬美元的設備，對資源有限的國家而言，這種廉價武器特別有吸引力，它也因此被稱為「窮人的原子彈」。
伊拉克在八○年代使用化學武器對付伊朗和庫特族人；一九九一年波斯灣戰爭中，多國部隊備受伊拉克生化武器威脅……，在二十世紀即將結束的當頭，雖然越來越多國家簽署禁止生化武器的國際協定，卻也有更多國家不顧這些公約，發展生化武器，如近來經由美國陸軍實驗室的實驗結果顯示，伊拉克確實將致命的神經毒氣裝在飛彈彈頭中，即為最好的一例。
然而，讓世人尤為恐懼的是生物戰爭毋需以飛彈等兵器為載具；病菌、病媒可以經由間諜施放、貨物進口等途徑，造成敵方經濟與軍事力量瓦解，引發民心恐慌，對於幅員狹小的國家而言，此種戰爭形式比核子戰爭更令人不寒而慄。
在「第十一種大瘟疫」這本書中，不單探討生物戰，也討論化學武器，作者認為是有可能消除這兩種武器；但在本書敘述的事實和事件之後，出現的重大疑問是——當「戰爭的道德」和「國家的生存」這兩種目標萬一無法兼顧時，究竟取捨上孰輕孰重？
前三軍大學校長 陸軍上將 李楨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