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詞

序

鄧小平生平新資料來源



第一章 四川的驕子：成長於牌坊村（一九○四∼一九二○）

第二章 追憶鄧小平的年華：一次大戰後中國共產主義在法國扎根（一九二○∼一九二六）

第三章 莫斯科與中國革命（一九二六∼一九三一）

第四章 軍人與共產黨員：突破逆境後在江西獲勝（一九三一∼一九三四）

第五章 革命與反抗：長征、延安與太行山（一九三四∼一九四五）

第六章 內戰與新中國（一九四五∼一九四九）

第七章 解放四川與入主重慶（一九四九∼一九五二）

第八章 北京與中南海（一九五二∼一九五六）

第九章 反右派與知識分子（一九五六∼一九五七）

第十章 大躍進、廬山衝突與中蘇決裂（一九五八∼一九六一）

第十一章 經濟再造（一九六二∼一九六五）

第十二章 二號走資派（一九六六∼一九七三）

第十三章 從牛棚回來（一九七三∼一九七五）

第十四章 治理中國（一九七五年一月）

第十五章 掌權（一九七六∼一九七八）

第十六章 經濟改革與對外開放（一九七八∼一九七九）

第十七章 以退為進：從四人幫到民主運動（一九八○∼一九九二）

第十八章 南巡與遺贈（一九九二∼一九九七）



全書注釋

附錄

鄧小平生平大事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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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鄧小平的中國」從未如一九六○和七○年代「毛澤東的中國」那般普遍為人民所接受，但有一點毋庸置疑，若非鄧小平親自坐鎮指揮，一九八○年代的中國不可能開啟經濟復甦榮景。「毛澤東的中國」並非由毛澤東獨挑大樑，而在他一九七六年死後陸續出現的改革政策，也並非鄧小平一人所為。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建立政權，無論建國前或建國後，多年來鄧小平始終是毛澤東最忠實的擁護者，儘管兩人有許多共通點，但說到名垂後世，鄧小平仍比毛澤東略勝一籌。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掀起一波波改革，鄧小平絕對不是這些改革政策的「唯一發起人」，其他中共高層如周恩來、陳雲和朱鎔基等人，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唯有鄧小平鞏固了共產黨的政治支持，少了這個基礎，也不可能實現經濟改革。鄧小平曾積極推動經濟改革開放政策，而且締造空前成功，但他頑強阻擋任何有意義的政治改革。若要探究他在經濟上為何成功，狹隘的政治觀又為中國帶來何種衝擊，就必須仔細查考他的生平和功業。



　　鄧小平的性格與政治觀形成於革命與內戰風起雲湧的年代，如今這個時代或許已經終結，但是自一九七六年文化大革命結束與毛澤東逝世後，鄧小平開始對全中國發揮強大影響力，至今不輟。四川省位於中國西南方，地處偏遠，人口稠密，鄧小平漫長而起伏的一生始於一九○四年清末的四川鄉間，最後他進入北京，躋身領導階層，為祖國的經濟和社會帶來歷史性轉變。事實上，即使並非以中共與國家領導人的名義發動改革，當時的中國也正經歷一連串變化，使它後來順利邁入二十一世紀。鄧小平在黨與政壇的地位始終不明確，外國觀察家於是以中國「最高領導人」來稱呼他。中國政府與共產黨沒有這個頭銜，鄧小平也並未接下毛澤東的主席大位，但「最高領導人」這個稱呼等於承認他統領中國的事實。儘管鄧小平被認定是地位最高的政治人物，但他始終未能全權執行政策，一九九二年，他以八十八歲高齡踏上南巡旅程，便是為了貫徹改革開放政策。



　　一九八九年秋天，鄧小平正式告別政壇，此後大多數時間都在打橋牌，這是他畢生愛好的活動之一。他唯一堅持保有的正式頭銜便是中國橋牌協會榮譽主席，這是他擁有的少數主席頭銜之一。事實上，身為備受尊崇的資深政治家，他依然是政壇諮詢的對象，而且直到一九九七年於北京逝世前，他在臺面下仍能發揮某種影響力，儘管影響程度有待商榷。



　　本書著重描寫鄧小平一生中最重要的幾個階段與生涯轉折：從革命者到政治鬥士，再到數度大起大落的政治家。此外，本書也著眼於那些塑造鄧小平性格、態度與信念的人生經歷，以及他對當代中國影響最為深遠的數個時期。本書以鄧小平起伏的一生中幾個主要階段做為劃分依據：在清末民初四川的客家人家庭中長大並受教育；一次世界大戰剛結束，他做出重大決定，於一九二○年代初期遠渡重洋，在法國北部展開半工半讀的留學生涯，就在這個時期，他開始接觸歐洲與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他以軍人身分參與長征，後於二次大戰爆發前數年，中國共產黨成立，成為新興的政治勢力；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間國共內戰；一九四九年後，他開始累積政壇實務經驗，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階層佔有一席之地；一九五○年代，他在毛澤東手下擔任總書記；一九六○年代，文革期間他受到內部排擠與放逐；一九七○年代，他重新掌權，決心把握良機改變中國歷史，最後在一九七八至一九九七年過世這將近二十年間，成功推行改革開放。



　　本書是政治人物的傳記，除了著眼於鄧小平的政治生涯，對其生平也多所著墨。雖然他的一生可以說幾乎離不開政治，但是有一點至關重大，當我們試圖了解此人，必須將他視為引領中國政壇變革的完整個體，不能僅止於一窺他在官方文獻中的刻板形象。對於撰寫政治人物傳記，尤其是像鄧小平這樣的重量級人物，若說有任何必要，那就是絕對避免將其神化或妖魔化（不論中外，只要提及中共領導人，往往會流於二者之一）。還是那句老話：魔鬼就藏在細節裡。



　　鄧小平本人遠比當代中國人刻板印象中的鄧小平複雜得多。他在一九八○年代改造中國，少了他，這個國家不可能享受今日經濟與外交的甜美果實。就經濟發展和外交關係來看，毛澤東採取封閉與孤立主義，鄧小平則更為開放，這種比較很恰當，而且精準。然而，鄧小平在幾次重要關頭阻擋進一步的開放與民主政治，這是他為人詬病之處，支持者卻往往避而不談。



　　中國知識份子嚴厲批判毛澤東推動大躍進帶來的弊端與腐敗，尤其是那些浮誇而毫無意義的政策。一九五六至五七年，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默許一項全國性政治運動，好讓這群知識份子乖乖閉嘴。這場「反右運動」牽連甚廣，許多作家、學者、記者、各界菁英及其家人均受害，有些人甚至性命不保。事隔多年後，鄧小平終於勉強承認，這次運動過於激進，而且牽連過多知識份子，使得他們被打為「右派份子」，即使如此，他依然認為有必要及早展開這項運動。不過，不可否認，鄧小平為自己辯白時，有一點說對了，多虧他於一九七○年代重新掌權後便撤銷這群人「右派份子」的罪名，否則他們一輩子也撕不掉這張標籤。



　　一九五○年代早期，中國社會至少還能容許有限的反對運動，但反右運動興起後，從此任何形態的反對運動便銷聲匿跡。鄧小平不容許死灰復燃，儘管他替「右派份子」平反，但一九七八至七九年間，西單街民主牆上陸續出現對黨的批評，他無法容忍。在這場被稱為北京之春的運動中，大眾齊聲要求「第五個現代化」──民主，最後為首的魏京生與大批抗議份子均遭到關押。



　　一九八九年六月，北京天安門廣場的民主運動遭到武力鎮壓，手無寸鐵的中國公民傷亡慘重，死亡人數沒有數千也有數百。除了北京之春，這次的武裝鎮壓也讓鄧小平飽受批評，輿論認為他在一定程度上難辭其咎。當時的鄧小平已經正式退休，儘管仍是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但職權有限，沒有人知道他的影響力是否足以阻止這場血腥鎮壓，這一點必須再深入調查。



　　如果說，中國經濟的改革開放應歸功於鄧小平，那麼政治上未能改革開放，他也應該負部分責任。以西方標準來看，他絕對稱不上自由派，但他也不是粗魯野蠻的史達林派。此人性格複雜，總是能靈活運用現有資源及組織（不管是他主動或被動加入）。宦海浮沉多年後，他成為政黨領袖與政治家，但一個人再怎麼天縱英才仍有缺陷。比如和中共其他領導人（尤其是毛澤東）相較之下，鄧小平可以接受更大程度的內部討論和反對聲浪，然而，一旦他發現任何人危及中共政權，便無法容忍異己。或許不同領導人看重的事物不盡相同，但這不代表他（就當時的中國而言，幾乎沒有機會以「她」來稱呼領導人）經濟上採取改革開放政策，政治上也會推行民主制度。即便到了二○一二年秋與二○一三年春，習近平和李克強接班成為中國第五代領導人，這道難題依舊無解。



　　方勵之（一九三六∼二○一二）自一九八○年代中期便是著名的天體物理學家與民主鬥士，他曾指出多位傳記作者沒有探討鄧小平對人權的看法，而在傅高義（Ezra Vogel）撰寫的皇皇巨著《鄧小平改變中國》（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1】當中，「人權」一詞甚至沒有編入索引。二十一世紀的人權觀念並沒有出現在鄧小平的政治考量中，他仍是守舊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在史達林時期接受訓練，始終認為革命是解決社會問題的終極手段。鄧小平晚年致力於推動經濟改革開放政策，深信經濟發展將為中國提供一切所需。他不明白中國需要解決人權問題，他自己則需要解決畢生因打壓人權而備受批評的問題。許多中國民主主義者都曾批評他，但並沒有每次都公開，當中有些人甚至曾經追隨他【2】。



　　一九二○和三○年代，鄧小平公開追隨馬克思主義，此後他是否還有可能走上另一條路？在一九四六至四九年的長征與國共內戰中，仕途上他節節高升，軍事上他則是建軍元老，小至自身大至國家都在黨的帶領下漸趨強大，他除了成為忠貞堅毅的資深幹部，一肩挑起殲滅共黨大敵的重任，他是否還有可能成為另一種人？然而，既身為決策核心的資深幹部，又是什麼因素促使他於一九六○年代洞悉中國已陷入僵局，進而堅決踏上與毛澤東對立的險路，不惜遭受昔日同志的強烈反對，甚至被迫害？究竟是其性格或背景當中的哪個部分，使他認清中國不僅需要改變路線，而且深知共黨組織和共黨政府有機會實現經濟改革？既然他已認清經濟上中國非變不可，但就同等重要的政治來看，又是什麼原因使他決定不採行政治改革與更宏大的民主制度？今日的中國可以說是他一手打造而成。



　　中共於一九四九年取得政權，在共產黨高層中，就屬鄧小平與周恩來最積極尋求與國際接軌及經濟改革，這當中有個令人嘖嘖稱奇的巧合，兩人年輕時都曾旅居法國，這段生涯對他們造成深刻影響。相較之下，毛澤東始終堅持中國應該走自己的路，避免與外界接觸。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之前不曾離開中國，後來僅在史達林統治時期造訪莫斯科兩次，艱困的旅程不僅毫無收穫，而且時間太短，他沒能對外界留下客觀而積極的印象。當然，單憑旅居海外不可能就讓鄧小平和周恩來形成開放的政治觀，但是鄧小平於一九二○年代在法國北部的旅居經驗確實對他的世界觀有重大影響。



　　【1】 傅高義，《鄧小平改變中國》，美國麻州（Massachusetts）劍橋市（Cambridge）：哈佛大學出版社（Belknap Press），二○一一年。



　　【2】 方勵之，〈鄧小平的真面目〉（The Real Deng）（評論《鄧小平改變中國》一書），《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二○一一年十一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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