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從「托派」到軍統特務：梁幹喬其人其書
聽聞梁幹喬這個名字，是在七年前，那時我正在編局外人（筆名，至今不知何人）寫的一系列文章（書出版時名為《戴笠與十三太保》），其中有一篇〈由戴雨農、胡宗南說到梁幹喬〉。一九三二年，蔣介石授意其心腹、黃埔畢業生賀衷寒、鄧文儀、康澤、桂永清等人成立特務組織「中華民族復興社」（仿照法西斯特務組織義大利黑衫黨、德國褐衫黨，又稱「藍衣社」），由蔣介石核定幹事十三人為該組織骨幹，被稱為「十三太保」。具體哪十三人，說法不一，有說賀衷寒、鄧文儀、康澤、桂永清、劉健群、潘佑強、鄭介民、葛武綮、梁幹喬、蕭贊育、滕傑、杜心如、胡宗南等十三人；也有說劉健群、賀衷寒、鄧文儀、康澤、桂永清、酆悌、鄭介民、曾擴情、梁幹喬、蕭贊育、滕傑、戴笠、胡宗南等十三人。不管哪種說法，梁幹喬都是名列其中的。
梁幹喬（一九○三─一九四六），廣東梅縣人，一九二四年春隨父赴廣州經營商業，同年四月由國立廣東大學校長鄒魯及廣東大學法學院院長梁龍保薦投考黃埔軍校，同年五月考入黃埔軍校第一期第三隊學習。一九二六年冬，梁幹喬等一批黃埔軍校一、二、三期畢業的同學被保送到原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其中就有後來與他並稱為復興社「十三太保」的同期同學蕭贊育、賀衷寒、鄧文儀；二期的鄭介民、三期的康澤；另外還有張炎元，還有後來成為國民黨憲兵創始人之一的張鎮及抗日名將左權）。在蘇聯，梁幹喬最大的收獲就是接受了托洛茨基的主張，成為一名「托派」。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俄曆十月二十五日）「十月革命十週年紀念」，莫斯科舉行盛大的閱兵式，梁幹喬在活動中用俄語高呼支持托洛茨基的口號，當場被捕入獄，後被遣送到西伯利亞做苦工，其後他通過假護照並買通看守，逃回國內。
在「紅場事件」後，被蘇聯遣返回國的中國學生有十多人。他們回國後，被中共中央委派了工作。梁幹喬曾經是廣東省委委員，在廣東東江一帶工作過，於是中共中央就派梁幹喬到廣東海陸豐協助澎湃進行農民運動。但在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初，梁幹喬即擅自離職，前往上海祕密參加托派組織「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反對派」成立的會議。該組織由區芳、梁幹喬、陳亦謀發起。梁幹喬為此起草了政治綱領，還被委派為華南方面的負責人。這是中國的第一個托派組織，梁幹喬等人也成為中國最早的托派。該派信奉托洛茨基的理論和主張。領導機關是「全國總幹事會」。該派形成後，以托派「正統」自居，主要在上海、北平、華南、山東、武漢、香港等地的中國共產黨內同他們觀點相近的人中，以及大中學校的學生、工廠工人中進行活動。他們於一九二九年四月十六日出版地下刊物《我們的話》。因此這一組織也被稱為「我們的話派」，「我們的話派」翻譯出版托派反對派的文件、托洛茨基的文章，在中國共產黨內傳播，起到很大的作用。
一九二九年九月，召開全國第二次代表大會。同年秋，梁幹喬和區芳因在聯合「陳獨秀派」問題上發生爭執，梁幹喬將該派所有通信處和與托洛茨基聯絡地址，以及「二大」通過的組織決議案席捲而去。區芳以「全國總幹事會」的名義，於一九三○年二月給梁幹喬以「警告處分」，並發動該派對梁幹喬實行圍攻。一九三○年四月二十五日，總幹事會分別致函梁幹喬和張師，指責他們自動辭職，並席捲所有通訊地址，造謠攻擊總幹成員，要求他們在一星期內聲明改正。五月一日，「我們的話派」總幹事會召集總幹、上海區幹、組長聯席會議。梁幹喬和張師在會上不承認錯誤，並提出「打倒總幹」。會議決議：開除梁幹喬和張師。
自此，梁幹喬和張師離開托派，梁幹喬參加托派活動數年，生活上困頓不堪，加之沒有成為托派的領導人，感到沒有出路，於是他糾合陸淵等人跑到南京投靠了國民黨當局。梁幹喬投奔國民黨後，寫了一篇名為《回憶與展望》的文章，公開發表聲明，聲稱共產主義不符合中國國情。算是和自己的托派生涯告別，此次特別收入集子，這篇萬餘字的文章是他個人生涯中相當重要的記憶。
梁幹喬「背叛」後，首先以曾是廣州黃埔軍校一期同學的身份，投靠戴笠，那時蔣介石正在籌組法西斯組織「復興社」，戴笠正在為蔣介石籌建軍統特務機構的前身「復興社特務處」；於是梁幹喬先後擔任第三科（交通科）科長和特務處書記長，成為軍統開創時期十名骨幹之一，即後來俗稱的軍統「十人團」成員。他還是籌備組建「復興社」的「十三太保」之一；他在特務組織中，以研究反共政策著稱，由於反共有功，受到戴笠的「器重」，一度任特務處南京總處的書記長，主持特務組織內部的工作。抗日戰爭爆發後，他任特務處鄭州辦事處主任時，因企圖發展個人勢力，受到戴笠的忌恨和箝制，自此以後，梁幹喬與戴笠決裂，後來他對軍統的活動也很少主動參與。
脫離了戴笠特務組織的梁幹喬，再次投奔了康澤，幹了幾個月，他覺得很是無味，遂在一九三八年八月中旬跑到西安，投靠胡宗南，任該部政治部主任，專門從事破壞陝甘寧邊區延安的反革命活動。
一九四○年十月，梁幹喬調任胡宗南在西安成立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陝西省軍隊組訓民眾動員指揮部」參謀處處長，企圖實行軍民一體，逐步吃掉陝甘寧邊區。為此，梁幹喬使出渾身解數，為胡宗南控制淳化、耀縣地區效力，卻不料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六日，梁幹喬部的耀縣警備營營長劉文化率士兵一部，向陝甘寧邊區警備一旅三團二營投誠，與此同時，高里鎮碉壘守敵一個排的士兵將敵排長綁了起來，也向赤水保全大隊投誠。胡宗南聞訊後，怒氣大發，狠狠地訓斥了梁幹喬一頓。同年七月晉陝監察使童冠賢以「破壞行政，縱屬殃民」等六條罪狀彈劾梁幹喬。此前，梁幹喬的身體健康狀況就不佳，經過這一番罷官、彈劾，他精神大受打擊，遂一病不起，一九四六年一月八日在西安病逝。
《梁幹喬遺作集》是由戴笠與胡宗南的左右手─趙龍文裒集遺稿，並寫有白話傳記，在傳文脫稿時，梁幹喬錫書名曰《火焰的人生》，後來在梁幹喬去世後次年才由上海中華書局出版。直到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又自印並改成今名。趙龍文在再版序中說：「今距君易簀之日，忽忽二十年矣。爰蒐補賸稿，由在臺友好醵金為之再版，而責序於余，余唯君在九泉，不可復作，而遺作猶可激勵人心也，遂不辭而為之序。」而再版時更加入他與嚴靈峰書信十四封，此為嚴靈峰所提供，是初版所無的。
嚴靈峰（一九○三─一九九九）一九二八年在莫斯科東方大學畢業，是蔣經國的同學。後來成為托派、軍統特務、現代著名學者。他在再版校後記說：「幹喬與余二十年道義之交，精誠無間；『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有以也夫！俞季虞、周天僇俱係留俄同學，季虞於民國三十八年一月二十七日乘太平輪由滬來臺，全家罹難；天僇亦於上海淪陷不久，以細故在法租界寓所被其族侄所戕。是皆志節堅貞有為之士，竟皆不得善終。人生到此，天道寧論！眷念故人，風流雲散；欲求取善輔仁，推心置腹之人，直如鳳毛麟角。」他特別稱讚梁幹喬說：「謀國之忠，待友之誠，與夫進德修業之勤，在朋輩中殊不多覯。」「其操守之廉潔，處事之嚴正；固為人所共知也。」但最後卻「無辜遭僉人之謗，竟一怒嘔血，馴至臥床不起；良可哀也已！」
嚴靈峰也談及梁幹喬「及長，懷攬轡澄清之志，觀其所為詩、文，即可窺其人格。」「雖在顛沛困厄之中，軍書旁午之時，始終手不釋卷。」嚴靈峰當時已經寫成《老子章句新編》，曾寄給梁幹喬，梁幹喬回函說：「弟未深究《老子》，惟三數年來專讀《莊子》，頗有新見地；大有一掃郭子玄以來一切《註》、《疏》、《解》、《釋》者謬說之概。最近擬先將《莊子》中之〈齊物論〉加以新釋出版，故亦擬自附於吾兄之後，而為『老、莊』之徒也。」
此〈齊物論新釋〉，後來並沒有單獨出版過，可能是篇幅太少之故，但此篇卻有不少他新的見解，尤其他取西方佛洛伊德的心理學來對照，得出不少新的啟發，他說：「至於《莊子》，則一字、一句、一點、一?，弟亦留意，且曾研究之。現搜集《註》、《疏》、《解》、《釋》，板本三十餘種，潛心研究之後，深覺無一人能依稀得漆園（按：指莊子）本旨也。惟章太炎依據佛典以釋〈齊物論〉，略有所窺；雖亦如『貓抓熱粥』，嘗嘗輒止耳；望道未見也。抑漆園之學，乃以心理學為基礎之人生哲學也。此除章太炎略窺一二外，自郭子玄以降，竟有一人能悟知者，亦可怪矣。」
而在新釋〈齊物論〉的過程中，他指出歷年解釋《莊子》者之缺陷，端在不知《莊子》所用之術語，例如：「非『彼』無『我』，『我』無所取『是』；亦近矣」此句，歷來註釋者，均讀為「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首先斷句就錯了，而竟然無一人知「彼」、「我」、「是」為何意義。梁幹喬認為：「彼」者，蓋指人類本性，相當於現代心理學之所謂「潛意識」；「我」者，為後天形成之心系統，相當於「自我」；「是」者，相當於思想系統（知覺意識）。而歷年來把彼當作他，把我當作個體的自己，把是作虛字連下讀。如此怎能瞭解到莊子的意旨乎？
本次重新出版，除重新打字排版外，其中〈齊物論新釋〉為讓讀者更清楚，《莊子》的原文以粗黑體標示外，每句每句分開各成一段，較之原來版本更為彰顯而易讀。另外編者找到梁幹喬發表在《蘇俄評論》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日）的長文〈回憶與展望〉，此文對於梁幹喬人生的轉變有多所著墨，可視為其回憶錄之一部分，可惜的是當年再版時不知是避諱，還是其他原因而漏收，如今做一增補，讓該書更為完整。
蔡登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