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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向左,資本向右:新世代的階級與貧富裂痕,尋找修復的終極解方

社會向左,資本向右:新世代的階級與貧富裂痕,尋找修復的終極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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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570855425
保羅•柯利爾
潘勛
聯經出版公司
2020年6月19日
127.00  元
HK$ 107.95
省下 $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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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9789570855425
  • 叢書系列:Big Ideas
  • 規格:平裝 / 336頁 / 14.8 x 21 x 2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Big Ideas


  • 社會科學 > 經濟/趨勢

















    ───比爾•蓋茲「2019年夏季必讀五書」───



    資本主義正在撕裂我們的國家、社會與家庭

    造就整個世代全新的集體焦慮



    世界知名經濟學家保羅•柯利爾

    深入剖析資本主義的困境

    闡明改善之道及如何達成務實的願景



      ★ 牛津大學、哈佛大學經濟學權威

      ★ TED演講近200萬次點閱

      ★ 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經濟類推薦選書



      一股新的力量正在分裂社會:大城市和郊區小鎮、核心地區和邊境、擁有專業技能的菁英與缺乏教育者、富裕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隨著這些分歧的加深,也漸漸令人們對戰後崛起的社會民主失去道德義務。目前為止,這些裂縫只能透過民粹主義和社會主義復興得到回應,也導致美國川普當選總統、英國脫歐付諸實行,和德國民意重返極右派的懷抱等現象崛起。



      我們總是聽聞太多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但至今仍沒有任何人提出有效的解決方案。透過這本充滿熱情與激烈辯論的作品,經濟學家保羅,柯利爾描繪如何以原創及道德的方式來治癒這些傷痕,透過經濟、社會和文化,以冷靜的實用主義取代狂熱的復興運動。其中他也揭露身處於這些分歧當中的親身經歷,包括從藍領階級的雪菲爾德區搬到競爭激烈的牛津,在英國與非洲兩地間往返工作的經驗。



      他所提出的解決方案借鑒於全球最傑出的社會科學家,向我們展示如何從資本主義中獲得自我救贖,藉此擺脫二十世紀的智慧包袱。



    本書特色



      ★ 繼托瑪.皮凱提(Thomas Piketty)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之後,對資本主義的經典論述。



      ★ 詳細闡述當今資本主義所面臨之困境,並以現狀為例深入剖析,跨足家庭、企業、國家、世界四個層面。更提出具體可行的解方,以及可供未來社會擘畫之願景。



      ★ 貧富、城鄉差距的問題在歐美已蔓延,台灣社會的情況雖較樂觀,但問題也已逐漸在各層面浮現。認知此一事實,並借鏡國外的思想與作法、超前佈署,提升整體的社會福利,是每一位公民都可以盡的一份心力,同時也是一份責任。



    專業推薦



      余朝恩│清華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沈榮欽│加拿大約克大學副教授

      葉 浩│政治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萬毓澤│中山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好評推薦



      換言之,整本書的論述,能如此堅定,其實在於:他相信未來。這並非不切實際的幻想,相反,保羅·科利爾面對現實,面對那讓人覺得難以翻轉的現實。他的目的在提出解方。不僅是呼籲,在許多的層面上,尤其政策上,作者以其經濟學專業,給出了建議。──朱嘉漢│作家



      國際名人、媒體一致肯定與讚譽

      在這本知識跨界的大膽書籍當中,傑出經濟學家柯利爾涉險進入道德領域,憑以解釋資本主義什麼東西出了錯,還有如何矯正。──《正義》、《錢買不到的東西》作者,桑德爾(Michael Sandel)



      今之時日真是迫切需要柯利爾的洞見。《社會向左,資本向右》讓我們的道德觀重拾良知,可全書也描述道德觀扮演重大角色,合力讓家庭、企業組織及國家發揮作用。《社會向左,資本向右》是凱因斯以來,社會科學最空前一新的作品。且讓我們盼望,它也能成為最具影響力的書。這段時候,真迫切需要柯利爾的深刻見解。──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



      三十年來,中間偏左政治學一直在尋找敘事而了解市場經濟。這本書便有提供。──牛津大學聖約翰學院院士,《迂迴的力量》、《玩別人的錢》作者,約翰•凱(John Kay)。



      資本主義對富裕的都市居民,是贈禮,而且繼續贈送下去。對他人來講,現在資本主義不管用。柯利爾以平等的手法,運用熱情、實用主義及良善經濟學,來制定替代方案,解決撕裂那麼多西方國家的種種分裂。──前英格蘭銀行行長,默文•金(Meryvn King)



      論述投入且析理完善……柯利爾的批評或他開立的療方,半點也不與社會主義相干——一如亞當•斯密這位經常被誤解的現代經濟學之父。柯利爾談的是讓市場系統重拾道德感受力,而現今市場系統未能發揮其潛力。──《華盛頓郵報》



      雄心勃勃,試圖重申資本主義與社會民主制的目標。──彭博新聞



      更為公正良善的世界,讓舉世眾生,包括世上最窮苦的人,都能在其中欣欣向榮。依柯利爾看來,忠於國家非但不會損害那種世界,反而是更穩固的磐石,促進全球合作,更勝抽象的全球主義,後者太常充當面具,掩飾不開明的利己。柯利爾打算如何修好富裕民主政體不復民胞物與的現象呢?《社會向左,資本向右》書中充斥著創意十足的提議……他的「扎實中間思想」,實可貢獻良多。──《紐約時報》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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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危機

    第一章 新的焦慮



    二 恢復道德

    第二章 道德的基礎:由自私基因到講道德的團體

    第三章 講道德的國家

    第四章 講道德的企業

    第五章 講倫理的家庭

    第六章 講道德的世界



    三 恢復包容的社會

    第七章 地理分裂:勃興的大都會,破產的地方城市

    第八章 階級分裂:通吃與分崩離析

    第九章 全球分裂:贏家,還有落後國家



    四 恢復能包容的政治

    第十章 打破極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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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節錄)



      我們的社會正遭深沉的不和所撕裂。這些不和挑起人們新的焦慮及憤怒,帶給政治新的怒火。這些焦慮的社會基礎,地理、教育、道德都有。地方反都會;北英格蘭對抗倫敦;內地對抗沿海。學歷較低的人反抗高學歷的;勞苦工人不滿「吃霸王飯的」及「尋租者」。教育較低的人在各省辛苦謀生,他們已取代勞動階級,成為社會革命力量;取代穿草鞋的人,是冷漠的人。那麼,這些人在怒什麼?



      地點已成為新近抱怨的面向之一;有很長一段時間,地理上的經濟不均本來縮小,最近卻快速擴大。縱觀北美、歐洲及日本,都會區正猛烈超前全國。它們比起各省,不僅變得遠遠富有,合群上也變得疏離。大都會經常是國家首都,現已不復代表全國。



      這些都會區活力旺盛,經濟增長不凡,可是即便在其內部,分配不均都很嚴重。新近吃香的既不是資本家,也不是尋常勞工,而是高學歷有新專長的人。這類人已把自己打造成新階級,在大學裡聚會,發展出新的共有認同:受景仰係來自技術專長。他們甚至發展出截然有別的道德觀,把一些特徵,如少數族裔、性欲取向,抬高成團體認同,即「受害人」。基於他們對受害人團體獨特的關切,他們宣稱道德比教育較低的人來得優越。既已塑造自己為新統治階級,高學歷人士對政府及同儕的信賴程度空前未有。



      高學歷人士的財富飆升,連帶拉抬全國收入平均值,教育較低的人,不管在都會區還是全國,目前陷入危機,被烙上「白領勞工階級」的難聽名稱。地位下跌的症候始於有意義的工作消失。全球化已把許多半技術工作轉移到亞洲,而且科技變革消滅別的很多工作。喪失工作,讓兩個年齡層的群體受創特別重:年紀較長的工人,還有初次覓職的年輕人。



      失業在年紀較長工人之間,經常導致家庭破碎、嗑毒酗酒及暴力。在美國,由此導致的生活目標感崩塌,可以由沒讀大學白人的平均壽命下降看得出來。這件事發生的同時,醫學前所未有的進展,讓較優勢團體的平均壽命快速上升。在歐洲,社會安全網讓這些後果引發的極端行為隱而不彰,只是症候群也散得很廣,比如在受創最重的城市如黑潭(Blackpool),平均壽命也在下降。失業的五十多歲人飽嚐苦澀。只是低學歷的年輕人也沒好過到哪裡。歐洲很多地方,青年大批失業;義大利目前三分之一的年輕人失業,就業機會短絀的規模,是1930年代大蕭條以來僅見。種種調查顯示,年輕人悲觀程度空前未有;大多數青年認定,自己比起父母,生活水準會降低。這一點倒不是胡思亂想;過去四十年間,資本主義的表現惡化了。2008到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機踢爆這個狀況,只是從1980年代開始,這種悲觀氛圍就慢慢滋長了。資本主義的核心信譽,就是讓全人類生活水準穩定上升,現在完蛋了。它是持續提攜某些人沒錯,另些人則忽略了。資本主義象徵中心的美國,1980年代出生的那世代人,比他們父母同年齡時,半數絕對過得比較糟。對他們來說,資本主義不管用。鑑於1980年以來,科技及公共政策都有龐大進展,所以資本主義的失敗令人震驚。這些進展本身仰賴資本主義,讓大家的生活都有長足改善,是完全可行的事。只是現在大多數人都料想,自己子女的生活會比他們的來得糟。美國白領勞工階級中,這種悲觀上升到驚人的百分之七六。歐洲人甚至比美國人更悲觀。



      學歷較低者的憎恨,還沾染上恐懼。他們察覺到學歷高的人在自行疏遠,合群及文化兩方面皆然。而他們斷定,這種疏遠,以及更受青睞團體的崛起,兩者感受起來,就是福利被拿走,減弱他們自己求救的權利。他們對社會安全網的未來,信心受到侵蝕,而這種現象發生的同時,他們對社安網的需求卻已增加。



      焦慮、憤怒及失望切碎人們的政治忠誠、對政府的信任,甚至彼此間的信賴。學歷較低的人是造反的骨幹,讓川普(Donald Trump)在美國總統選舉擊敗希拉蕊(Hillary Clinton),在英國則是脫歐派戰勝留歐派;在法國,勒.班(Marine Le Penn)及梅蘭雄(Jean-Luc Melenchon)的造反政黨斬獲四成以上的選票(也讓敗選下台的社會黨得票率萎縮到低於一成);在德國,執政的基督民主社會民主聯盟得票率也縮水,讓極右派的「德國另類選擇黨」在國會變成正式反對黨。教育的分裂更因地理的分裂雪上加霜。投票時倫敦大力支持留歐;紐約選票大多支持希拉蕊;巴黎避勒.班及梅蘭雄唯恐不及;法蘭克福則不喜另類選擇黨。激進的反對勢力來自各省。譁變與年齡有關,但可不是老青對抗那麼簡單。年紀較長的工人技能失去價值而邊緣化,年輕人踏入黯淡的就業市場,兩者都轉向極端。在法國,極高比例的年輕人投給換副嘴臉的極右派;在英美,他們大多數投給易容喬扮的極左。



      自然不容真空,選民也一樣。已發生的與本可行的兩者之間有鴻溝,脫胎於此鴻溝的挫折感,已造出能源波,滋養守在左、右兩派的兩類政客:民粹人士及意識形態信徒。資本主義上次出軌,即1930年代,也發生同樣的事。因此湧現的危險,1932年赫胥黎(Aldous Huxley)寫的《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及1949年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1984),已說得水晶般透澈。1989年冷戰結束,似乎開啟可靠的未來,而那些災難一切都成為過去:我們已抵達「歷史的終結」這個永恆的烏托邦。但現在,相反地,我們面對的未來,是確然可信的反烏托邦。



      這些焦慮是新的,老舊的意識形態突然跑出來提供答案,讓我們回到老生常談的左右對峙。意識形態提供的組合很誘人,把簡單而相當確信的東西,與通吃一切的論述兜在一塊兒,任何問題都能有信心地回答。死而復生的意識形態有十九世紀的馬克思主義、二十世紀的法西斯,還有十七世紀的宗教基本教義派,這些都曾誘惑社會,發生悲劇。因為這些意識形態失敗過,所以大多數追隨者都跑了,沒幾個奉持它們的政客能帶領這次捲土重來。那些意識形態,只殘存在小型組織裡,信眾淺嘗教派的偏執心理學,又狹隘到不肯面對過去已失敗的真相。共產1989年崩潰,在此之前十年當中,還信馬克思的人認為,自己正生活在「資本主義末期」。民眾對那次共產崩潰的記憶,目前已經淡到足以支持它東山再起;新書如潮水,重炒冷飯。



      誘惑力與意識形態信徒有得比的,是另一種政客,即有領袖魅力的民粹人士。民粹人士甚至連意識形態的粗淺分析都省了,直接跳到乍聽之下很對的答案。所以,他們的策略是用萬花筒般的娛樂手法,叫選民分心,不做較深遠的思考。擁有這類技巧的政治領袖,源自另一個小圈子,即媒體名流。



      雖說新裂隙衍生焦慮及憤怒,讓意識形態信徒及民粹人士肥滋滋,但兩派都沒能力解決問題。這些裂隙都不是往事重演,而是複雜新現象。只是在他們激情落實自己「萬靈丹」解方的過程中,這些政客倒是能造成重大傷害。當前我們社會遭傷害的過程,是有可行的挽救之道,但並非源自意識形態的道德激情,也非民粹的因果跳躍。解決之道立足於分析及證據,所以要用到務實冷靜的大腦。本書所提的政策都很務實。



      然而激情並非沒有容身之處,它還充斥於這本書中。三大險峻裂隙已撕開我們的社會,而我的人生每一個都經歷過。雖說我還神智清醒,但激情烙印於我心之中。



      勃興的大都會與破敗的各省城市間的地理分裂,我親身領教過。我的故鄉雪菲爾德(Sheffield)成為破敗城市的象徵,由《一路到底:脫線舞男》(The Full Monty)這部連續劇,把當地鋼鐵業的崩潰化為不朽。我經歷這齣悲劇:我家的鄰居失業了,有個親戚找到的工作是打掃廁所。與此同時,我搬家去牛津,當地成為都會成功人士的首選歸宿:我家的郵遞地區,屋價與收入的比率,目前是全英國最高。



      謀生技術及志氣,在超級成功人家與解體陷入貧窮人家之間的分裂,我也親歷其境。十四歲時,我與堂妹並駕齊驅,生日是同一天,家長都沒受過教育,兩個青少年都錄取就讀重點中學。她的人生因為父親早逝而脫軌;失怙之後,她沒到二十歲就生了小孩,伴隨而來的缺點及羞辱一個也不少。同一時間,我的人生循著轉型的每個踏腳石而前進,由中學取得牛津大學獎學金1跟我一樣,出生在約克郡,爸媽沒受多少教育。《不羈吧,男孩!》(The History Boys)講述的就是他的故事,談社會流動性,出身寒微而讀到牛津,跟我的故事十分類似。但他成長於遠為時髦的里茲(Leeds)市。為了強調他跨越的社會鴻溝,他把自己劇本場景設定在我的故鄉,而非他的。第一幕結尾時,主角以漸漸加強的聲音,歷數自己的不利之處:「我長得不高,我同性戀,我家鄉在雪菲爾德。」他不是雪菲爾德人,我才是。事實上,班奈把背景設在我的中學(比起班奈本人,我還更「不羈」一些)。自此而往,更多臺階帶我通往牛津、哈佛及巴黎各大學的教職。唯恐這樣還無法滿足我的自尊,工黨政府頒授大英帝國司令勛章(CBE)給我,保守黨政府授我騎士爵位,我英國國家學術院(British Academy)的同仁授我學院的「院長勛章」(Presidential Medal)。分道揚鑣一旦啟動,就自有動力。我堂妹的女兒們十七歲還沒過當上青少女媽媽。而我十七歲的孩子則由全國最佳學校,取得獎學金。



      最後,我經歷過全球貧富的分裂。美、英、法富裕得趾高氣揚,我每個國家都舒服地住過,非洲則貧窮而絕望,而我目前在那兒工作。我的學生大多是非洲人,他們畢業後選擇生涯時,就得面臨這種嚴厲的對比。有位蘇丹籍學生,讀完博士後一直在英國工作,目前他面臨抉擇,是要留在英國,還是返國到總理辦公室效力。他已決定要歸國;他是異數,蘇丹籍博士留在倫敦的人數,要多於在蘇丹。



      這三個駭人的分裂,不僅是我研究的問題,還是悲劇,最後界定我的人生使命感。我寫作這本書,原因正是如此:我想改變這種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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