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野球場就是戰場！：美國陰影下的日本職棒發展 1934-1949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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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日這天午後兩點，在東京車站外，已擠滿等待遊行車隊的群眾，人潮中可見日本與美國的旗幟正隨風飄揚，人們隨著遊行車隊的到來而歡呼，一句句「萬歲！萬歲！」此起彼落，不絕於耳。

　　遊行車上，清楚可見一位西裝筆挺、面容慈祥的彪形大漢，面帶微笑，右手持「星條旗」，左手持「日之丸旗」，向群眾不斷揮舞，而群眾也以最大的熱情回報，街上所有目光都投向他──他是今次遊行的焦點，也是即將在日本各地所舉行「日美交流賽」最重要的人物：貝比•魯斯（Babe Ruth, 1895-1948）。首次踏上日本國土的魯斯，在讀賣新聞社的宣傳下，迅速成為日本的風雲人物，所到之處都使當地球迷為之瘋狂。儘管當時國際上美日兩國有著理念上的衝突，但並不減美國明星隊為日本棒球所帶來的盛大風潮，尤其魯斯本人，更成為日本家喻戶曉的棒球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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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魯斯造訪日本十年之後的一九四四年三月，也是太平洋戰爭堂堂邁入的第三年。戰爭局勢開始對日本不利，日本不論是陸地或海上作戰，都無法與美軍抗衡，日軍開始下達自殺式的作戰指令，企圖體現「玉碎」精神。此時，南太平洋的格洛斯特海角，正準備上演一場泥沼中的殊死戰，美國士兵正蓄勢待發的等待日軍到來，欲以痛擊。不久後，果然按照美國軍官所預想，十多位日本士兵即將「自殺」式衝向美軍。此刻隱約聽到幾句英語傳來，美軍原以為會聽到日本士兵高喊著「天皇陛下，萬歲！萬歲！」──結果並非如此，耳中傳來的竟是：「與魯斯一同下地獄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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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聯盟明星球員「魯斯」從全日本的偶像變成日本敢死隊口中咒罵著該下地獄的人，前後不過十年光景。其中巨大的轉折，反映的是背後大時代的變動，即一九三一至一九四五年間的「十五年戰爭」。這十五年不僅牽動中日兩國，也極為關鍵地影響整個東亞，以至於全球日後的發展。而作為亞洲第一個職業棒球聯盟的「日本職業野球聯盟」（今「日本野球機構」的前身），就在這個動盪的時刻應運而生。只是在日本國內瀰漫軍國主義的氛圍下，甫成立的聯盟，不久便成為歌頌戰爭的組織。自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四年聯盟宣告停止運作為止，球員收到徵兵令步上戰場、為軍隊祈福並舉行獻納比賽、在比賽前表演軍隊儀式等，都是這個階段的常態，可說是日本職棒歷史上一個極為特殊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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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魯斯在日本的形象」正是這段歷史一個具體而微的案例：他先是戰前訪日受到全國球迷的景仰崇拜；到了戰時則被營造為美國的象徵，日本將對美國的憎恨投射在他的身上；而戰後，又以他為名，制定「魯斯紀念日」來表達他對日本棒球發展的貢獻。儘管這只是日本史上一個極微小的案例，然而這樣的轉變，不僅顯現出日本在戰爭前後期對美國態度的變化，更反映了日本長期對美國的矛盾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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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人類學家潘乃德（Ruth Benedict, 1887-1948）曾在其名著《菊花與劍》（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一書中這樣描述日本的民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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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有侵略性卻又毫無威脅，奉行軍國主義卻也不乏審美情趣，粗野蠻恨卻又彬彬有禮，冥頑不化卻又與時俱進，柔順軟弱卻又不甘受欺，忠誠而又奸詐，英勇而又膽怯，保守而又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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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這段話說明二戰期間，美國人對日本民族性格的想像。日本人的民族特徵，就在於一種內心的矛盾心態。但這樣的心態並非一成不變，在日本國家歷史發展過程上曾有多次變動，而影響至今最明顯的莫過於明治維新。按日本著名心理學家南博（Minami Hiroshi, 1914-2001）的說法，明治維新後，日本國民性格有著根本上的轉變。為了建立所謂近代的國家，與天皇制並行的政府大力推動「文明開化」與「富國強兵」這兩大政策，使得日本國民性格產生雙重意識：第一，為了迎頭趕上歐美，日本人產生西方崇拜的近代化情結；第二，天皇崇拜中封建身份意識的抬頭。這裡的西方崇拜，也間接造就日本另一種優越意識，即對於中國等其他東方各國的優越感。

　　歐美列強打開日本人長期鎖國的視野，使日人體認到自我對世界的隔閡，產生對西方世界的嚮往與自我的自卑，同時也因此對於長期熟悉的臨近東方國家的文化產生排斥與輕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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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拜西方之外，另一方面顯現的則是日人那極具好奇心的性格。鶴見和子（Tsurumi Kazuko, 1918-2006）指出，或許是島國的關係，日本自古就極具強烈的學習慾望。從七世紀的大化革新、十六世紀傳到日本的基督教文明與鐵砲，再到十九世紀明治維新後向歐美學習，皆能看出日人對於新事物的熱衷。儘管無法全盤認定所有日本人都具備願意接受新事物的心胸，但他們願意嘗試，進而內化成自我的行為模式。或者從文化上的角度來說，日本始終認為自己被遙遠隔離在世界較先進和較普遍的文化之外，這種意識造就出自卑感，深植在日本人的潛意識中。而這正是能激起日本人好奇心與學習力的原因，使得他們普遍擁有一種吸收外界新知的衝動。這樣的個性也讓他們更願意傾向排除傳統的那一端。尤其明治維新後，日本接受新事物的心態比過去任何一段時期都更加積極。例如有著千年歷史的傳統技藝──相撲，在明治初期，因為受到西化政策的影響，竟在短時間內就受到大眾排斥。相對的，日本人對相撲發出禁令的同時，則開始學習來自異國的文化──棒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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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傳入日本的棒球在當時被視為一種歐美先進文化，這使得棒球在日本發展初期並未受到阻礙。儘管明治初期的民間風俗傳承了江戶時代一般市民日常生活的特色與世態，但由於明治維新的社會堅持追求模仿西洋模式的文明，故上自國家制度，下至民間風俗習慣，都發生了急速變化。明治時代的日本人認為：「近代化就等於西洋化」，西洋化因此成為明治政府維新國家的一貫課題。明治維新反覆強調的「文明開化」，就是為了改造封建社會遺留的風俗世態，要把長期封閉的島國社會那些「民」的風俗，改造成具西洋特色的文明世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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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雖然不斷學習外來文化，但是在這段轉變過程中，也同時尋找自我的國家認同。明治維新是日本人從未經歷過的社會革命，來自先進各國的壓力更讓日本一脫長期鎖國的狀態，開始接觸先進的歐美文明和文化。雙方接觸的結果，便是日本人開始意識到自我與「他者」的不同。雖然學習外來文化是以不改變現狀為前提，但也透過學習與模仿的方式，塑造了另一種迥異於江戶時期的日本化風格，藉以突顯與異文化母國不同的國家風情。尤其在棒球這項運動上，特別明顯。如一八九○年發生在棒球場中的「伊布里事件」，就涉及棒球與國家的關聯，外國勢力的壓迫激發了日本的民族情緒。接著一八九六年，日本棒球隊與美國棒球隊在首次的國際交流賽中，由日本獲得空前的勝利，不僅掃除國際上的醜態，同時也展現出日本不遜於歐美列強的實力。棒球，自此有著形塑日本國家認同與表現國家強盛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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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以學習心態接納棒球的日本，後來也賦予棒球其他功用，例如社會教化、本書著重的國際交流，甚至是在後來對外殖民過程中所形成的一種塑造現代性的工具，而這也變相地強化了殖民主義在其殖民地的文化影響，最顯著的例子就是臺灣與韓國。不過這種方式倒不是日本首開先例，最初將棒球視為擴張工具的國家，反而是美國。運動本身可用來強化對殖民地的支配，就像英國硬將自己發展的運動如板球、橄欖球等，加諸於共組大英帝國的國家上，西方國家也一直強迫非洲和中南美洲國家參與其運動競賽，以成為國際體壇的一部分。最早在美國建國初期的運動中，是以板球為主流，但美國為了徹底切斷和英國「殖民與被殖民」的關係，而將板球改成現在所謂的棒球，並致力於美國本土境內推廣。此後，棒球成為美國對外擴張的工具，在美軍所能到達之處，都能見到棒球的身影。棒球就和當初的板球一樣，可視作帝國主義的體現。因為這些運動只在英國的軍隊，或者美軍曾經駐紮過的地方才流行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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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撰寫本書的靈感來源，很大程度深受池井優（Ikei Masaru, 1935-）《白球太平洋?渡?：日米野球交流史》（一九七六）一書的影響。池井氏在歷史學專業領域上主攻國際外交史，而《白球》一書是作者嘗試以外交、國際關係角度，說明日本棒球的發展不僅只是大眾娛樂，同時也能作為民間外交手段的一種。而回顧日本職業棒球從成立到後來的兩聯盟體制，確實也存在著濃厚的美國因素。日美雙方透過棒球文化作為交流媒介，無形中也加深日本對美國的棒球依賴，日本好似存在於美國的陰影之下，視美國為首要學習的對象，同時也將其作為最首要的敵手。此種心態可說與開國後的日本歷史發展息息相關、環環相扣，而在戰爭前後最為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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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係以筆者碩士論文修改而成，並且在這次出版過程中修正論文諸多錯誤之處。在資料使用上盡可能蒐集臺灣所藏有關日本棒球史的資源，並且參閱近來如山室寬之、Robert K. Fitts、Sayuri Guthrie-Shimizu等日美棒球史學者的研究成果，在撰寫上不敢掠美。雖說如此，但相信仍有諸多資訊被筆者所遺漏，在這點上只能說聲抱歉。作為一位棒球愛好者，此書可視作筆者在研究棒球史階段上的一個心得抒發，如文中所述有錯誤或不善的地方，還望讀者見諒。同時也期望對歷史以及棒球史研究的專家、先進、同好與讀者，能給予拙作批評與指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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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要簡略說明本書在行文所使用的些許專有名詞。譬如「野球」一詞，是日本所發明出來的「和製漢語」。為突顯此一名詞的重要性，是故在本書自第二章以後所提到的日本棒球，一律以「野球」稱呼，用以區分日本以外的「棒球」。但如果是說明日美交流或者是在比較的情況下，則以「棒球」統一表示；另外文中也會出現「滿洲」一詞。日文漢字書寫是「???州」，不過在書中一律以中文翻譯的「滿洲」一詞，避免讀者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