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晚年，我開始發現，做人一定要行善事，結善緣，你才會感到這輩子沒白活，活得才有滋有味。在「文化大革命」中，我選擇了逃之夭夭的道路。來到歐洲，我連續被善人、高人指點和幫助，高高興興地做人，興高采烈地教書、寫作，這些都來自善緣。



　　我這一生雖然走了很多彎路，但是在搭建中國和德國文化交流的橋樑上，和我親愛的妻子珮春做出了一點積極的貢獻，對我來說也是一個精神上的很大滿足，也是對我母親給予我教育的一個回報。



　　寫了前兩本書《浪》和《情》，這第三部就叫做《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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