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你恐懼的不是他，而是整個父權社會

亞洲#MeToo運動的現在進行式

在她身上，見證「勇者」形象

被忽視的社會潛規則

性侵黑箱是社會全體的共業

前言　

第1章　直到那一天

第2章　那一天，我死了一次

第3章　混亂與衝擊　　

第4章　攻防　　　　　　　　　　　　

第5章　不起訴　　　　　　　　　　　

第6章　準強姦罪」　　　　　　　　

第7章　挑戰　　　　　　　　　　　　

第8章　傳達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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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你恐懼的不是他，而是整個父權社會



柚子甜•作家�心靈工作者



　　我一直以為自己是個女權主義者。



　　也許是因為從小的成長環境，恰好都比較尊重女性，甚至女性更有主導權，所以一直以為自己不受父權社會控制，可以很有自信地跟男性平起平坐。



　　但顯然是我太天真了。



　　第一次發現自己也會恐懼父權，是在出社會之後。職場中，我能夠很自然地跟女性應對，甚至對女性上級直言反抗。但遇到男性，卻會下意識地繃緊神經，一旦交付事情，我就要做到完美得無可挑剔；男性隨口出言奚落，會讓我陷入低潮與自責；甚至有一次遇到言語上的性騷擾，我雖然極為不舒服，第一時間竟然是安撫自己「沒關係，他不是故意的，大家都是好同事」。



　　後來我才知道，這就是一種隱性的「討好」，而討好源自於「恐懼」，但我恐懼什麼呢？恐懼男性背後代表的「父權社會」對我的評價。



　　連一個在女權環境成長的人都這樣了，一般人活在明目張膽的父權社會下，又該怎麼辦？



　　在戀愛中遇到約會強暴，女學生被視為權威的教練性侵，或是像《黑箱》裡被位高權重的長官下藥，許多女性當下都無法積極反抗，為什麼？除了過度驚嚇導致「解離」以外，另一個就是出於對父權社會的恐懼──男性是權威不可侵犯的，男性對我的價值有決定性，因此理智上知道這是錯的，我卻不敢說「不」。



　　不要怪自己，我們得先知道自己恐懼的不是這個人，而是整個父權社會時，才有勇氣跨出保護自己的第一步。



　　清楚地告訴自己：其實我並沒有真的這麼怕他，也沒有這麼害怕男同事、男朋友、男性上司，我害怕的只是整個父權社會，從小到大給我的陰影。



　　你當然還是害怕他批評你，但只要開口說一次「不」，就是在清除一次內心的父權遺毒；你當然還是害怕他毀了你前程，但只要膽敢反抗一次，就是一次對父權社會的反擊；你當然還是害怕破壞彼此的感情，但只要敢嚴厲、堅定地說出自己的立場，就是喝止父權遺毒在關係裡蔓延。



　　你不只是為了安全才這麼做，也是為了戰勝內心的恐懼──從敢說「不」的那一刻起，我們就能從父權社會裡跨出來，成為獨立而堅強的女性。



亞洲 #MeToo 運動的現在進行式



柯采岑�吾思傳媒 女人迷總編輯 ?



　　「之前明明看起來很精明的樣子，現在倒像是個困惑的孩子一樣，真可愛。」這是我被山口的發眼嚇得全身脫力倒坐在地時，他對我說的話。我要求他把貼身衣物還給我，結果他要我把內褲送給他當紀念。——《黑箱：性暴力受害者的真實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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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五年，伊藤對山口提出刑事訴訟，當時日本幾無媒體聞問報導；一七年五月，伊藤詩織具名露臉指控山口敬之對她性侵，一七年底，曾揭露哈維?韋恩斯坦犯行的紐約時報大篇幅報導，談伊藤詩織如何打破日本對性侵議題的沈默，She Broke Japans Silence On Rape。



　　打破沉默之後呢？為了追討正義，伊藤難以繼續在日本新聞界工作，在自己生長的故鄉，感受到巨大的不信任，日本主流媒體對她咎責，懷疑她居心叵測，得了便宜還賣乖。我經常想，#MeToo 運動該當是複數的、異質的、跨海的，伊藤詩織在媒體前的再現，卻經常是獨自一人。



　　初見伊藤詩織，在一八年的亞太性別暴力防治高峰論壇現場，女人迷受邀分享，她亦同台，我見她一頭短髮，聲音朗朗，說著自己的故事。我們約了專訪，促膝長談，兩個小時，幾度想哭，看過報導，知道這條路肯定辛苦，真不知道這麼艱難。那次對話我印象很深刻，作為一個性別暴力的倖存者，在日本要面對的是從一九○七年就未曾修改的法律；現身指控的巨大代價是對一個人全盤的否定；即便出面指控，她亦要思考自己的說服策略，更要擔心，大家會不會接受我的故事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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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常有人問我，你復原了嗎？我總是笑著回答，不，我每一天都在嘗試著努力生存下來。」伊藤詩織這樣告訴我們。



　　專訪當時，伊藤詩織問起台灣環境，我提到女人迷在二○一四年推動正視性侵留言板服務，就是察覺性侵倖存者說出口有其艱難，於是搭建線上空間，倖存者書寫自己的經驗，面向傷口，療癒過往創傷，留下超過五百篇讓人心碎的留言。我們引入基金會的專業支援系統，協助其踏上復原之路。伊藤靜靜點點頭，說這服務應該要日文化的，好需要。

　　我們也討論，不是亞洲沒有 #MeToo 運動，而是這些性別經驗，常被噤聲，真要被聽見，要花好多力氣，耗時年歲，可能自己也傷痕累累。



　　「請以活下來為優先考量，你能夠以你的方式生存下來，第一件事情是，你必須相信你的真實，你必須相信你自己。」伊藤詩織說。



　　於是當這本《黑箱》的繁體中文版送到我手中時，我惦了惦書的重量，想著這實則是超過四年以上的長年抗爭，心頭激動。起初是一人獨自踏上的，慢慢走著，開始有人同行，接著原來真有比想像中更大的一群人，都歷經近似處境。閱讀字裡行間細節，同感強烈的情緒波動，有憤怒，有難受，而有更多的，也是女人迷必須持續推動改變的念頭——面向性別惡況，我們能選擇說出真實，建構更友善的性別環境。



　　一個值得對亞洲更有信心的數字——二○一六年，女人迷首度推動#CodeforGender，這是亞洲最大型以性別為主題核心的駭客松，當年度，我們吸引全臺逾十四縣市，累積超過五百人報名參加，年齡橫跨十七∼四十五歲，男女比為一比一。這樣的經驗，讓我們相信，改變正在捲動，而我們能選擇，挽起袖子，成為其中的一份子。



　　或許，我們未曾察覺，其實我們已經正在亞洲 #MeToo 運動的現在進行式。



在她身上，見證「勇者」形象



范國勇�現代婦女基金會執行長



　　二○一八年九月二十六日台灣防暴聯盟在台北，舉辦第二屆亞太性別暴力高峰論壇時，首遇伊藤詩織小姐，她在會中做了一場專題演講，會後她也來參訪現代婦女基金會，了解基金會三十一年來在防治性別暴力議題上，所做的努力與貢獻，所以對她並不陌生。尤其伊藤願意以一個性侵害被害人，勇敢站出來去衝撞保守的日本社會，希望翻轉警政、衛政、司法與輿論的思維，喚醒社會大眾能正視性別暴力與性別正義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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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婦女基金會長期服務與協助性侵害的受害人，不論從陌生人強暴、約會強暴、乘機強暴、權勢強暴、兩小無猜甚至家內亂倫等案件，我們看見很多的被害人都無法走出「受暴」的陰影，往往抱持著自責、羞愧和憤怒的情緒。如果我們的社會對這些被害人沒有建立一個友善和包容的環境，他們不僅無法得到療癒，而且造成「制度上的二度強暴」，對被害人而言，簡直落井下石。



　　伊藤小姐跟一般時下年輕女孩一樣，都有個夢，她立志成為一名記者。為了要圓這個夢，她自力更生，甚至離鄉背井，來到美國紐約深造新聞學，在經濟壓力下，她又輾轉到英國、德國、義大利和西班牙半工半讀，繼續完成她的學業。然而老天還真會作弄人，居然讓她在紐約遇見「冤家」－山口敬之，山口利用伊藤對他的信任與尊敬，卻做出令人髮指的行徑，在約會時，下藥迷姦她，簡直是衣冠禽獸。伊藤和一般性侵害被害人一樣，事發後羞愧和混亂占據了她的思緒，然而令人敬佩的，伊藤小姐沒有被擊倒，相反地，她願意挺身而出，揭發日本社會對性侵害被害人的不友善「黑箱」，在她身上，見證「勇者」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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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出版，正如伊藤所說，並不是去敘說「已經發生的事」，而是關於未來的行動，如何才能避免發生？若不幸發生，該怎麼做才能得到幫助？這是一本值得推薦好書。



被忽視的社會潛規則



翁琬柔�國際新聞記者　



　　日本，對於觀光客來說是個乾淨好玩的旅遊天堂，但是對於稍稍有點自我意識的女性來說，要定居在那裡，簡直就是心靈地獄。



　　我在日本留學時，實習的協會結合了日本各大品牌行銷部門的人，開會時清一色都是穿著西裝的男性，會議結束後，茶杯就直接放在女性員工的座位前面，即使職等一樣，女性倒茶、洗杯子，天經地義。工作結束後的晚餐，幾杯黃湯下肚後，「如果能跟妳過一晚春宵，那我死而無憾」、「身材真好，有男朋友嗎？真羨慕你男友呢」類似這樣口頭上的的性騷擾，對日本女性來說根本就是家常便飯。



　　畢業在即，我常常穿著套裝去面試後就直接前往實習的地方，某天有個在科技品牌上班的大叔對我說：「畢業後的工作我幫妳搞定，就職活動就不用那麼辛苦了。」緊接而來的一句話是「明晚要跟我吃頓飯嗎？」當時我一心想進入新聞業，對科技業一點興趣都沒有，沒出過社會的我對於建立人脈、應酬的理解也不深，直接不留情面地回絕了那位大叔，不過，在閱讀完伊藤詩織的《黑箱：性暴力受害者的真實告白》之後，我不禁想著，即使我是單純地想要獲得一份工作，但我如果真的赴約了，對方是否會認為我為了工作什麼都願意付出？如果真的發生什麼事，我是否會為了想留在日本、想在業界立足，而不敢吭聲？



　　回台灣跑新聞之後，曾多次到日本採訪，日本的新聞業跟台灣不一樣的地方就是男性比例高到嚇人，許多記者會現場女性記者寥寥可數，身為少數的女性，被陣仗如此龐大的男性包圍，的確會感到有點不自在。為什麼日本女記者那麼少呢？因為在日本社會當中，女人擔任記者這種機動性強的工作根本無法照顧家庭，另外，當記者必須堅毅而勇敢，跟日本女人就是得「可愛、小鳥依人」的文化也是背道而馳。因此，我能深刻理解為什麼在伊藤詩織遭受到性侵後，整個新聞業界、甚至整個日本社會對她採取這樣冷漠而不理睬的態度。



　　在日本這樣的父權社會當中，女性無論是在電車上遇到癡漢，還是在工作場合遇到性騷擾，都不像在西方社會的文化一樣能夠勇於大聲反抗。在亞洲，發生性侵害事件後，總會有輿論檢討被害人，如同日本社會有輿論認為伊藤詩織赴約等於同意發生性行為，甚至認為她在記者會上的扣子開太低。然而看著加害者山口敬之依然在工作崗位上，甚至還上節目大放厥詞，男性主持人更是配合地以訕笑的態度回應伊藤詩織的指控，還是不禁想著，日本女性的地位如果想要提昇，可能還有得等了。不過，看著伊藤詩織勇敢出面，為日本的#MeToo行動開了第一槍，堅定的態度讓我衷心感到佩服，也樂見日本有像她一樣堅毅的女性願意開始，為自己發聲。



性侵黑箱是社會全體的共業



東華大學通識中心講師╱粉絲頁「單親媽媽和她的小孩」作者



　　二○○六到二○一五年間，台灣性侵案件定罪率每年均以四%∼十%不等的差距，低於其他一般案件。法務部曾委託交大林志潔等多位教授之研究團隊進行研究，發現無罪定讞的性侵害案件大致有證詞是否前後一致、是否有其他事證、有無外傷、有無逃跑或抵抗、體型差異、兩造平日互動關係、處女膜是否破裂、有無第一時間報警或驗傷等二十二項固定無罪因子。研究團隊之一的金孟華教授認為，這些都很容易陷入「完美受害人」的建構，反映出在法院審理的過程中，仍存在大量性別刻板印象。



　　即使處於台日兩個不同的社會、法律、文化系統，本書作者伊藤詩織女士在訴諸法律、追求正義的過程中，不論在驗傷、報案、偵察、採證各方面的遭遇，都與上述的研究發現有驚人的相似度：在事發當下因為極大的骯髒噁心感只想抹去刻在身體上的印記而錯失採證時機；在警政、司法等單位碰壁後選擇將事件公諸於世後大眾及媒體的冷淡或質疑反應，與其說性侵案件的司法歷程充滿性別刻板印象，受害者面對的嚴苛現實是：這種性別刻板印象是一種普遍性的存在，比起其他類型的犯罪受害者，他們往往必須花費更大力氣證明自己受害經驗的「不可歸責性」，在這樣的過程中，整個社會對受害者批評、謾罵、譴責、質疑所產生的傷害，有時甚至比事件本身更加殘酷。



　　閱讀《黑箱》是一個相當沈重的經驗，就事件本身而言，擁有極大權勢的加害者究竟在整個犯罪調查中獲得多少體系正式或非正式的保護，以致於所有不利加害者的證據或證詞到最後都沒有獲得採信，伊藤女士同時做為受害者與調查者，就算窮究所有方法也難以窺得全貌。另一方面，她在挺身而出後所面臨輿論排山倒海的指責，正反映了「女人應自我保護」的主流性侵害防治的內在矛盾：在性　　　侵害事件發生前，女人不能「太單純」，她必須在各方面有敏銳的洞察力與精準的行動，能提前察覺對方所有複雜的惡意及計謀並一一破除；但若她真的被強暴了，她又必須「很單純」，她所有對人生目標的渴望與追求、釐清犯罪事實的策略，全都可以被詮釋為心機與誣陷。我們問了太多「受害者為何無法避免自己被強暴」，卻看不到這些對受害者的歸責是如何地彼此矛盾，而當受害者試圖質問加害者「你為什麼強暴我？」時，整個司法、社會、甚至包括走「要懂得自我保護」路線的性侵害防治教育，幾乎都給不出除了「趁人之危的個別壞人」以外的答案，然後又鬼打牆似地回到「所以不要讓自己陷入危險的狀態中」的無效原則。



　　伊藤女士在書中提到了「Only yes means yes」，正與近年來台灣婦女團體倡議的積極同意權不謀而合，但這種徹底翻轉決定權主體的論述（從「必須明確拒絕」到「由我自己決定」）直接挑戰了傳統對性別角色的定義，在司法或個別人際關係的操作上需要開展更細緻的討論。伊藤女士用自身的受害經驗撬開了兩個黑箱，她無法揭露全貌，但讓我們看到了整個體系對有權者的寬容。身為讀者的我們，是否有可能看到除非整個社會一起改變，否則這樣的黑箱永遠難以撼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