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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山上的新月:香港華人穆斯林社群的源流與傳承

獅子山上的新月:香港華人穆斯林社群的源流與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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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3268437
霍揚揚
秀威資訊
2020年9月17日
93.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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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9789863268437
  • 叢書系列:東亞伊斯蘭研究叢書
  • 規格:平裝 / 182頁 / 14.8 x 21 x 1 cm / 普通級 / 部份全彩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東亞伊斯蘭研究叢書


  • 人文史地 > 世界史地 > 文化史











      實地考察、口述訪談、徵引大量文獻史料

      重新認識獅子山下那既熟悉又陌生的香港



      伊斯蘭在香港早已扎根多年,卻始終鮮有針對香港華人穆斯林社群的研究作品。本書透過「實地考察」和「口述歷史訪問」,對兩大香港華人穆斯林社群展開「在地化」的過程及其演變的研究。作者一方面從微觀角度深入探討香港華人穆斯林社群在香港的發展:包括先輩的背景、在港定居的過程、宗教生活、子女教育、社會組織的建立與財務管理、宗教信仰的傳承等,並描述伊斯蘭社群在香港奮鬥的歷程,瞭解他們在融入主流社會生活的同時,如何緊隨香港社會經濟的發展步伐而邁步向前,並同時努力嘗試在高度世俗化和商業化的香港社會中,保存伊斯蘭的傳統信仰和文化內涵;另一方面,亦從宏觀的角度討論華人穆斯林社群與其他族裔、與全球其他地區的穆斯林的關係,以及在香港的政治角色。



    本書特色



      1.本書為香港中文大學伊斯蘭文化研究中心「東亞伊斯蘭研究叢書」之一。



      2.書中徵引大量史料,親自訪談口述,從嶄新的角度,探究香港華人穆斯林的離散、遷移與認同。



      3.專家專序推薦:何佩然(香港中文大學人文學科研究所所長)、楊興文(伊斯蘭文化協會(香港)會長)、傅健士(James D. Frankel,香港中文大學伊斯蘭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專序推薦



      傅健士(James D. Frankel,香港中文大學伊斯蘭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何佩然(香港中文大學人文學科研究所所長) 

      楊興文(伊斯蘭文化協會(香港)會長)


     





    東亞伊斯蘭研究叢書總序 徘徊於熟悉與陌生之間的鄰人:伊斯蘭教在東亞�孔德維

    推薦序�傅健士

    推薦序�何佩然

    推薦序�楊興文

    自序 穆民──香港華人穆斯林的聚合與離散



    第1章 導論

    第1節 緒言

    第2節 文獻回顧:香港伊斯蘭研究一覽

    第3節 研究方法

    第4節 「華人穆斯林」、「社群」及「在地化」相關概念的定義與討論



    第2章 概論香港穆斯林社群發展史

    第1節 飄洋過海:香港穆斯林社群之肇始

    第2節 二次大戰以降香港穆斯林的社群發展

    第3節 全球化下的香港穆斯林社群



    第3章 落地生根:開埠初期來港的華人穆斯林(廣東穆斯林)

    第1節 伊斯蘭在華南的地區的傳播

    第2節 南來北往:香港「廣東穆斯林」與「北方穆斯林」之別

    第3節 南來穆民先驅:廣東穆斯林



    第4章 戰前廣東穆斯林在香港的「在地化」

    第1節 「在地化」與廣東穆斯林的來港路徑

    第2節 「在地化」之肇始:「中華回教博愛社」

    第3節 家國情懷:粵港兩地華人穆斯林社群的互動



    第5章 「在地化」的高峰:戰後廣東穆斯林的社群生活

    第1節 聚合而居的廣東穆斯林

    第2節 宗教傳承的新嘗試:廣東穆斯林社群的伊斯蘭教育

    第3節 廣東穆斯林群參與本地社會與政治事務的嘗試



    第6章 風雲變色:二次大戰後來港的北方穆斯林

    第1節 政權更迭下的香港華人穆斯林社群

    第2節 香港華人穆斯林社群的新元素:北方穆斯林的南遷

    第3節 北方穆斯林的「在地化」和政治參與的嘗試



    第7章 聚合與離散:1970年代至今香港華人穆斯林社群的政治參與和社群重組

    第1節 聚合同流:兩大華人穆斯林社群在戰後至1970年代的共同政治參與

    第2節 華人穆斯林社團的進一步政治化(1970年代至今)

    第3節 華人穆斯林社群的分離與宗教意識的減弱(1970至1990年代)

    第4節 千禧年代以來重新建立宗教意識的嘗試



    第8章 總結與後記

    總結:在世俗中掙扎的香港華人穆斯林社群



    引用文獻



    ?





    【東亞伊斯蘭研究叢書】總序 



    徘徊於熟悉與陌生之間的鄰人

    伊斯蘭教在東亞�孔德維




      因為種種原因,華文學界在東亞伊斯蘭教(尤其東北亞)的研究尚未成熟發展。當前伊斯蘭信徒佔全球人口20%,更有增加的趨勢;而在過去二十年,全球人口流動人口流動的密度已達歷史高峰,生活於非穆斯林國家的穆斯林數量乃日益增長。自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以來,伊斯蘭受到世界媒體和學界的熱切關注,有關東亞伊斯蘭教的研究,亦自跟從這一潮流而漸次興起。歐美學界對東亞伊斯蘭的系統性理解最早起源於歐洲傳教士。與作為前輩的耶穌會一樣,中國內陸宣教會(Inland China Mission)在十九世紀中葉「也積極地在研究中國的穆斯林,其目地當是對穆斯林宣教做準備。」現代的伊斯蘭教研究自然不同被賦予這種宗教殖民或是判教的色彩,而是期望以客觀的角度釐清現象。伊斯蘭在東亞具超過一千年的歷史,但卻在華文(及其他東北亞國家)的論述中欠缺了適當的位置。當「伊斯蘭」與「恐怖主義」、「難民」等概念被習慣性地劃上不當等號時,伊斯蘭教與穆斯林便如大都市的鄰里,徘徊於熟悉與陌生之間。這一種忽視,足以令我們對今天世界局勢的理解出現重大誤差。



      在東南亞,伊斯蘭教可說是主要宗教。十三世紀之後,來自西亞與北非的穆斯林商人漸次將伊斯蘭教帶入東南亞的島國。到了十六世紀歐洲人東航至當地,馬來亞與印度尼西亞已經有大量的穆斯林人口。今天印尼穆斯林是世界上具有最大穆斯林人口數量的現代國家。雖然印度支那半島居民主要信奉傳自南亞的印度教與佛教,泰國、柬埔寨、緬甸地區亦有不少穆斯民居民。有關歷史上和現代的東南亞伊斯蘭教,學界早已多有研究。往北觀察,在一般來說被認為是中華文明中心的華南與華中,其實亦散落著不少被紀錄為「回回」或「回民」穆斯林。在兩廣、福建等沿海地區,穆斯林在十三世紀蒙古治下多有參與海上貿易,更曾因政府內部鬥爭與遜尼、什葉派之間的鬥爭而引發長年戰亂,割據一方;除了青海、寧夏、甘肅、陝西等因毗鄰中亞穆斯林群體而具大量穆斯林的地區,華文傳統稱為中原的洛陽、開封等地,亦有各式穆斯林聚居過五百年。由於各種的誤解,過去學者經常誤認為大明與大清帝國長期實行「海禁」,但近十年的史學成果告訴我們,「海禁」祇不過是以國家的力量壟斷與管剩國際間的海上交流,而不同於禁絕一切異國事物於國門之外的「鎖國」。比較華南、東南亞與歐洲的原始文獻,穆斯林即使在歐洲人主導東南亞海域的年代,仍然活躍於華南、東南亞與印度洋各地之間的貿易。在較東的臺灣,穆斯林人口在二十世紀前鮮見於歷史紀錄之中,這可能是臺灣在荷蘭、明鄭政權、大清與日本帝國的時期確實與伊斯蘭世界的接觸有限,但也這可能是學者忽略了隱匿於文檔中的穆斯林。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從中國移居臺灣的穆斯林計有二萬至六萬人,當中也包括了早已移居泰、緬而後遷至臺灣的雲南穆斯林,由於戰亂關係,人數未有精確統計,多於教內流傳。然而,現在的臺灣穆斯林群體也包括了從各國到臺的約十五萬旅居者,主要包括印尼及非洲各國的勞工及留學生,亦有少量從阿拉伯國家到臺經商的暫居者。為了滿足日益國際化的生活形態與經貿發展,臺灣近年亦安排了不少伊斯蘭友善的活動與揩施,如「國際清真產品展」(International Halal Expo)、引入各種伊斯蘭節慶、承諾設立「清真驗證(halalapproved)餐廳」以及旅館中的伊斯蘭祈禱室等等。雖然穆斯林在韓國的人口仍然稀罕,但同樣也推出類近措施。



      與傳統上被假定為單一文化體系的印象相異,由於「少子化」及勞動人口不足等問題,日本政府也在二十一世紀初已逐步引入外勞與研習生,安倍晉三政府更在2018年制定各項如人數上限與工作年期等細節,大舉向東南亞及南亞各國海外勞工招手,預計到2024年之前將引進34萬名外籍勞工。日本政府為整個計劃安排了11種語言與126項支援政策,亦為不少中小企業與過半數的國民所期待。日本引進外國勞工與學生的計劃的重要對象為東南亞、南亞及西亞各國,當中不少國家都擁有龐大的穆斯林人口。因此,日本國內的穆斯林數目亦在過去十年增益甚多。在2014年,日本清真寺數目約為80所,至2018年,數字已增為105所。日本與伊斯蘭文明的因緣自然不止近年的經濟合作。早在明治維新以前,日本已與伊斯蘭世界多有民間的聯絡。在1890年,以推行泛伊斯蘭主義聞名的鄂圖曼帝國的蘇丹和哈里發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ul Hamid II,1876 - 1909在位)就在1890首次遣使日本,過六百人的使團獲明治天皇(1867-1912在位)接見。自此,兩國開始了不少的小規模交流。至大正年間,由於1904-1905年的日俄戰爭令鄂圖曼帝國與日本帝國有了同仇敵愾的感覺,伊斯蘭世界對日本有豐富的想像,兩國的官方與民間交流日益增多。不少日本思想家定義亞洲文明時,將伊斯蘭世界與自身視為一體。1920年岡倉天心(1862-1913)在倫敦出版《東洋的理想》(The ideals of the East)倡議「亞洲一體論」,就提出「阿拉伯的騎士道、波斯的詩歌、中國的倫理與印度的思想,都旨於一種古老的和平」。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大川周明(1886-1957)等倡言的「聯合伊斯蘭論」及在華北成立的「防共回教同盟」等等,更將亞洲各地的伊斯蘭教力量,視為日本帝國與歐美各國抗衡的潛在力量。事實上,日本早在二十世紀初已成了東亞各地穆斯林交流的重要基地。舉例說,早於1907年7月,十一位中國穆斯林留學生在東京上野精養軒利用同教的「出使日本國大臣兼遊學生總監督」楊樞(1844-1917)提供的資金成立近代中國穆斯林首個民間組織「留東清真教育會」。該會章程第一條就以「聯絡同教情誼,提倡教育普及宗教改良為本旨」,當中宗教改革的味道與方向類於在北京辦學的著名穆斯林精英王寬(1848-1919)。數年內,來自中國十四個省的留日穆斯林學生已全數加入「留東清真教育會」(共三十六人,當中一人為女性,另有一人具阿訇資格)。



      在伊斯蘭世界,東亞的身影亦逐漸清晰。沙特阿拉伯在2016年公佈的改革計劃「沙特願景2030」(Saudi Vision 2030)確立三大目標,希望使產業多元而解決高度依賴國際油價的結構性經濟問題,從而成為阿拉伯與伊斯蘭世界心臟、全球性投資強國、亞歐非樞紐。來自東亞的資金與技術,可說是計劃重點之一。在2019年末,沙國更將華語定為該國教育體系的第三語言。據北歐聯合銀行(Nordea Bank AB)的數據,即使2019年寰球政治、經濟狀態不穩,日本、韓國及中國投資者均是印尼、巴基斯坦、馬來西亞及數個海灣國家的主要外國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來源。在本世紀,東亞在二十世紀末以來累積的資本與生產技術,很可能會在伊斯蘭世界的經濟活動帶來重大影響。



      自二十世紀的各項技術革新以來,人類的生活方式起了無以回頭的改變。2000年出現了第一部智慧型電話到2020年已能推出市場的5G技術,讓各種新形式的經濟活動得以可能,遠端醫療、家居工場、人工智能等,都使時間和空間大為壓縮。不同國家與文化背景之間的互動自必更為頻繁。因此,二十一世紀的文明交流將不會如十七世紀的早期全球化時代一樣,單為少數精英與國家壟斷;也因如此,文明間的衝突便如同經濟活動一般延伸至日常生活。伊斯蘭教與穆斯林在東亞、或是東亞投資者與移民在穆斯林國家的「能見度」提升既是機遇,也是誘發潛在衝突的危機。七十年代日本資金進入東南亞與過去數年中國的「一帶一路」計劃,都是探討現代東亞文明與伊斯蘭文明文化衝突的重要案例;而自九世紀伊斯蘭文明播入東亞以來的各種協作與衝突,也自然值得現代人參考。



      香港有利的地理位置及開放的學術環境,對伊斯蘭研究具天然的優勢。1970年代在香港大學擔任研究員的濱下武志曾在《香港大視野─亞洲網絡中心》提出香港曾經一時、面向四面八方、擁有八大腹地的海洋性格,當中超過一半的地域都有深厚的伊斯蘭教淵源。雖然與不少地區相比,伊斯蘭研究在香港起步較遲,但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並與東亞各地穆斯林社會的友好與密切關係,都令我們認為伊斯蘭研究在香港日益急切,亦具深厚的發展潛力。為了推動伊斯蘭研究在香港的發展,伊斯蘭文化協會(香港)(Islamic Cultural Association-Hong Kong)與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Department of Cultural and Religious Studies)及人文學科研究所(R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Humanities)於2013年7月31日簽訂協議書,成立「伊斯蘭研究計劃」,以期促進伊斯蘭文化的教學與研究工作。自2013年以來,「計劃」舉辦了國際性研討會、邀請國際學人訪問及出版各類書籍,並於2015年5月12日,升格為伊斯蘭文化研究中心。在2020年,香港中文大學伊斯蘭文化研究中心、臺灣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香港政策研究所國際關係研究中心、Glocal Learning Offices、The GLOCAL合作,為推動華文學界在東亞伊斯蘭教的研究,決議推動「東亞伊斯蘭研究叢書」計劃,資助學界出版與東亞伊斯蘭教相關著作,回顧過去,關心當代,思索未來。


    孔德維博士(「東亞伊斯蘭研究叢書」總編,香港中文大學伊斯蘭文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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