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過：當你的眼睛所看到的是一片黑暗時，信仰就是用你的心所看到的光明。或用泰戈爾的話說：「當黎明仍然是一片黑暗之時，信仰就是那隻感覺到光明而開始歌唱的鳥。」（「Faith is the bird that feels the light and sings when the dawn is still dark.」）
一位頗有智慧的美國神父尼伯爾（Niebuhr）在其《美國歷史中的反諷》一書中說：「一種健全的生活需要我們對神秘事物有某些理會，以便生活的意義不至於被簡單地歸結為自然過程。但是這樣的理會只有憑信仰才能獲得，而現代人卻失去了信仰。他只在兩種『理性』之間搖擺不定：要麼屈服於自然中的『理性』，要麼將『理性』強加於自然。可是，這兩種理性對理解歷史戲劇的非邏輯而充滿矛盾的模式，對預見那種不可預測的美德和邪惡，都完全是不夠的。」（The Irony of American History， 芝加哥大學二○○八版， 第八十八頁）
最近讀了一本英文版的《狄德羅傳》（Andrew Curran 著，二○一九年版），其中講到狄德羅與讓·雅克·盧梭之間原來曾有深厚的友誼，但在一七五○年代中期這兩位啟蒙哲人卻絕交了。其中的一個起因是，盧梭譜寫的一部歌劇《鄉村先知》（The Village Soothsayer）於一七五二年十月在楓丹白露宮廷首演後廣受歡迎，國王路易十五與其情人蓬巴杜夫人都極為欣賞，看完演出後國王傳令次日召見盧梭和歌劇團成員，意味著要賜給作曲家終身年俸；但這位不通世故的盧梭卻連夜匆忙逃往巴黎，都沒給同仁做任何解釋。這一斷然拒絕非同小可，不僅改變盧梭的命運，而且極大地影響到狄德羅另一位參與歌劇創作的朋友，所以最終也導致了狄德羅與盧梭絕交。後人都很難解釋一生窮困潦倒的盧梭為什麼會拒絕國王的慷慨恩賜，盧梭自己後來給出的解釋是，他患有尿道疾病，經常要上廁所，因此生怕在國王面前出醜。但我想其中的主要原因則是盧梭的孤傲性格使然，他不屑為國王低頭哈腰，為五斗米折腰，與一群自己不喜歡的宮廷貴人周旋。順便說，歌劇《鄉村先知》以田園風情著稱，後來在十八世紀的巴黎和歐洲其他城市上演了四百多場。但盧梭的絕世傲氣注定了他是一個獨往獨來者。盧梭不僅與狄德羅鬧翻了，而且與其他的英法啟蒙哲人也鬧翻了，比如與伏爾泰和休謨也合不來。雖然如此，人們可以說盧梭是一位千古奇人，但他在這個故事中所體現出來的道德勇氣則不能不令人肅然起敬。在巴黎兩百多年間變化多端的先賢祠中，盧梭與伏爾泰始終處於最為顯眼的位置。這些啟蒙哲人生前所處的正是黎明前的時刻，他們就是泰戈爾所說的那些憑著信仰「感覺到光明而開始歌唱的鳥」。
可悲的是，很多極有學養的民國知識人都因一時的激情而誤入歧途。夏志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一書中，用了「感時憂國」一詞來描述一九三○年代以後左派作家的思想傾向。夏志清說：「我有篇文章，曾被譯為〈現代中國文學感時憂國的精神〉。其實原標題「Obsession with China」的涵義除『感時憂國』之外，更強調作家被種種不平的，落後的，非人的現象佔據心頭，覺得不把這些事實寫下來，自己沒有盡了作家的責任。」（夏志清：《感時憂國》，廣東人民出版社，二○一五年，第二七二頁。）「感時憂國」作為一種激情曾使多少才華橫溢的民國知識人在大陸易手之時選擇了讓他們憂心忡忡的大陸。一個最為令人傷感的例子是傅雷。抗戰勝利後傅雷在江蘇路上的住房是從宋淇家租的，一九四八年底，國民黨節節敗退，宋淇便派了傅雷到香港打探情況。一九四九年初傅雷回到上海報告說，香港缺乏文化氛圍。但是這並沒有阻止宋淇在四月份帶著剛剛才滿兩週的兒子和兩歲的女兒，匆匆逃往香港安家立業。可以說是直覺，也可以說是信仰，讓宋淇和傅雷走上了各自不同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