弁言
史者一成而不變，而治史者則每隨時變而異其求。故治史之難，莫難於時變之方新。當是時，前人之所得，皆若不足以應吾之需，而一時之所求於史者，遂亦喜言創獲，而其病在不經而失實。今日之時變亟矣，其所需於史者甚切，而喜創不經之病亦甚顯。尤甚者，莫過於近人之言古史。昔人言：畫犬馬難，畫鬼神易。今之治古史，亦如畫鬼神：易於無憑，而難於近是。潘公展、印維廉兩先生創編《民族偉人故事集》，第一輯首黃帝，而附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諉諈及余，推辭不獲，而方別欲有所撰造，因口述大耑，囑及門姚君筆達之。姚君治水利工程，棄其業而從余，方研討中國先聖前賢思想行誼，以期抉發民族文化之本真，孔、孟、老、莊以下，秩如也，醰如也，謝於古史非所習。余曰：是何害，即以君所得於先聖前賢之緒論而推溯以尋之可也。書既成，爰為識數語於卷端。此書之作，蓋不欲為無憑，其為近是與否，則以待當世博古君子，非余之私所當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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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三十三年春錢穆識於復興關之留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