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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場白（摘錄）

湯瑪斯•林區（Thomas Lynch）

　　一開始，我以為那表示他「把人帶去埋了」（took them under）。當時是一九五○年代，而我是禮儀師（undertaker）的小孩（正確地說，是好多個小孩的其中之一）。這對我來說其實沒什麼，但對當時玩在一起的朋友而言，可是不得了的大事。

　　有個玩伴這樣問：「他都『做』些什麼事？他到底是怎麼『做』的啊？」

　　我就說，我覺得一定要有洞才行，就是要挖洞啊，然後還有身體，死人的身體。

　　「他把死人的身體帶去『埋』，懂嗎？放進『地底下』。」

　　通常，朋友們聽到這裡就閉嘴了。

　　不過呢，我說是說得言之鑿鑿，心裡其實沒那麼肯定。我在想，為什麼不是叫做「埋人師」（underputter），也就是把死人「放在」（put）地底下埋葬掉。說是「帶」（take）他們，確實有點不太對勁；我是指，如果人已經死了，也就不需要有人「帶」著去地下了。就好比，你會「帶」妹妹去藥房，但你會把腳踏車「放在」車庫裡。那個時期的我，很喜歡把字詞和字義當成遊戲來玩。

　　為了當輔祭，七歲的時候，我被送去學拉丁文。那是我媽的主意。她說，如果我對上帝很小氣，上帝也不會對我大方。這句話似乎有它的道理，就算不是，也是我媽希望我明白的事，而那對我來說，已是最接近真理的一句話。

　　拉丁文很神奇也很神祕，一大堆母音讓這個語言讀起來很有意思。每個星期二下午四點，我和聖高隆邦教堂的肯尼神父碰面，學習牢記這些古老的音節。他會給我一張卡片，上頭紅色的部分是神父的，黑色的部分是我的。他來自愛爾蘭，跟我爸的叔叔一起在神學院唸書。這位叔公年紀輕輕便死於肺結核，後來我出生時就是以他為名。當時，我隱隱覺得去當輔祭這件事是我媽和神父串通好的，後來還真的接受了任命。

　　多年後，神父把這件事一五一十說給我聽；那時他剛退休，回到了戈爾韋郡的鹽丘市。對他來說，這個世界和教會的改變實在太劇烈。我還記得他跟我爸在教堂後頭碰面的情景。

　　那時，我總在下課後去葬禮幫忙，我爸穿著護柩人的禮服，戴著手套，別著胸花，從頭到腳一絲不苟；他背後，是一具棕色的棺木，和一群低低抽泣的亡者家屬。神父的祭服已經從黑色換成白色，原本說拉丁文的彌撒全都改說英文，連儀式的先後順序都不一樣了，肯尼神父對此完全不能接受。

　　「愛德華！」他一到教堂後頭就大吼，「人家要我和大夥一起『慶祝』葬禮，所以把你那張正經八百的臉給我拿掉，而且還要很親切地告訴葛利馬蒂太太，我們主教大人希望她高高興興地辦她死去丈夫的葬禮！」

　　葛利馬蒂家已很習慣肯尼神父這種諷刺的口吻，看起來完全不為所動。

　　我手上提著一桶聖水，站在神父跟我爸中間，一邊是白衣一邊是黑衣。

　　「告訴你，下回我們就會在洗禮儀式上，痛哭流涕以示哀悼了……」肯尼神父還在繼續火上加油。

　　「神父，時間到了。」我爸說。

　　身穿白色十字褡、一臉忿忿不平的神父在靈柩上撒了一些聖水，然後轉向聖壇，管風琴師彈起新讚美詩中幾段輕快的旋律。神父狠狠看了他一眼，示意他別彈了，然後從鼻孔深深吸了口氣，以他那憂傷的男高音音色吟唱來自自己家鄉的〈引進天堂〉，表達哀悼與慰藉。

　　神父很清楚，一切都變了。

　　這類事情見多了之後，我漸漸明白，我爸這一行在死者身上花的功夫少，更多的，是讓活著的人接受親朋好友逝去的事實。

　　隨著歲月遞嬗，言語更替，我爸所從事的這個行當也有了好些新名字。

　　「殯葬從業人員」（mortician）──這個名號他大概受不了，因為聽起來活像什麼科學研究員之類的新奇東西，跟汽車、電視和各式家電一樣，總在永無休止地換包裝，創新，改良。

　　「葬禮指導師」（funeral director）──聽起來很符合現實，老爸也的確具備早期以「葬儀社」指稱業者、如今風向轉為「葬禮指導師」的特徵，他一直相信有困難的家屬需要的是「人」，而不只是一個冷冰冰的場所。

　　但是他照著鏡子，鏡裡的人還是當年那個禮儀師，那個總是和生者一起面對死亡、發誓會盡己所能做好一切的人。埋葬死者這件事沒有跟著名字一起變新，它還是很古老，在他認為，大概和生命本身一樣老。

　　跟我一起廝混的朋友還想多知道一些更驚悚的情節。

　　正如電視上大偵探喬•佛萊迪掛在嘴邊的話──「事實……就擺在眼前」，因此我們圍成一圈，抱著我爸以前上葬儀學校時買的兩本書《格雷解剖學》和《貝爾病理學》，看著一堆肢體殘破不全的、得病的，還有死亡的照片，模樣之鬼祟跟後來看色情書刊沒什麼兩樣。

　　但事實多半不如想像精彩。比如說，沒有誰會從靈柩裡坐起來，也沒有人看過鬼。我還沒見過哪個死人的指甲或頭髮會一直長長。屍體變僵硬並不稀奇，死掉的人其實很平常，平常到難以想像的地步。

　　活著的人才一點也不平常，成人雜誌裡皮光肉滑的女性胴體也不平常，我們隨年華老去而越顯精彩及醜怪的生命，也一樣不尋常。

　　也許對每個世代來說都是一樣的──性與死亡，都是必須完成的功課。

　　我的父母從高中時期便相識熱戀，畢業時正好碰上二次大戰爆發。我媽一邊繼續讀大學一邊在醫院工作，我爸則跟著陸戰隊第一師遠征南太平洋，之後又去了中國，兩人在戰爭結束後結了婚。他們的世界看起來充滿各種可能。他們的性，因饑餓與擦身而過的死亡而增強，又因擔心懷孕而壓抑，因戰事爆發而延遲，最終在嬰兒潮中開花結果。性和死亡，對他們來說是反義詞；正如在我們心中，俠客與惡棍，貞女與蕩婦，這些人對那些人錯一清二楚的既定形象那樣。

　　在大戰時期與大蕭條期間出生的孩子如他們，通常帶有浪漫與忠貞的特質──強烈渴望保障，尋求安全感，希望一切長長久久，做生意能眼光精準，並找到一塊安身立命之地。他們結了婚就一生一世永不分離，住得離城市越來越遠，過著彷彿長生不老的生活。

　　我們嬰兒潮這一代則在核子武器的致命威脅下出生，在古巴和柏林飛彈的瞄準中成長，對待愛情和死亡的態度就像電視上播放的卡通影片。我們抬頭望天空，低頭看新聞。防空洞是我們遊戲的場所，而就在我們從防空洞走出、或說進入青春期之際，災劫降臨在甘迺迪總統身上。

　　那個星期四，我們這些讀高中或國中的青少年，不再把注意力放在性幻想和骨盆腔裡代表青春與慾望的新生器官上，轉而思考生命裡發生的第一樁死亡事件。這是性和死亡的偶然交會嗎？是我們生命裡創造與毀滅力量意外地相互衝擊嗎？我們的生命與死亡是不是從此變得更隨機了呢？

　　於是，無論是不知不覺，是機緣巧合，是意料之外，還是不顧一切，只要伸手能及，我們都要緊緊抓住自己喜好的事物。我們這一生也就走這麼一遭，如果不能和所愛的人在一起，那麼親愛的，至少可以去愛和我們在一起的人。有時，我們甚至託上天的福，萬事如意地老去……儘管借用視覺詩人卡明斯（e. e. Cummings）的細膩隱喻手法，這似乎帶點「北極熊穿起了溜冰鞋」的滑稽意味。

　　正因為擔心天有不測風雲，所以我們計畫著傳宗接代，結婚之前要先試婚，雙親的葬禮要事先安排。只因我們從旁人身上得知、並且深信，迎接新生命，迎接真正的愛情，乃至迎向死亡，這些感受全都可以事先預習。然而這所有的計畫、所有鉅細靡遺的安排，所有對於父母這沒做好那沒做到的牢騷抱怨，卻只是讓我們挫折更多，離婚更多；相信，很快我們就會比這世上任何二十歲世代的人「凱沃克」（kevork）得更多，意即「試圖自殺」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