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1
自覺的契機? 覺人的勇氣
蔣寶漳
蔣渭水先生是我的曾祖父，渭川先生是我的曾叔公，「秋霞」我應該要叫嬸婆。還記得是二○○三年的夏天，我在考取牙醫師執照後等待當兵的空檔，赴美探望兄長，也順道拜訪旅居美國的秋霞嬸婆。嬸婆和她最小的女兒Tina姑姑同住，算起來當時已經七十五歲高齡，也旅美將近二十年了。嬸婆特別稱讚我這個侄孫很「乖」，到美國有記得來看她，慈祥的微笑讓我倍感溫馨，厚重的老花眼鏡也遮不住笑得彎彎的眼眉。嬸婆雖年事已高但耳聰目明，講起和松柏叔公的往事時，眼神雪亮且朝氣十足，言談中也藏不住對「公公」蔣渭川公義清廉的欽慕之情。一整個下午，那次嬸婆的「口述歷史」，是我對曾叔祖除了生硬史料之外的血緣連結與再認識。
本書作者蔣理容女士是蔣渭川的孫女，蔣松柏的次女，也就是我的堂姑，個性熱情溫暖，愛鄉愛土，慈善公益從不落人後，文筆極為流暢而富有感情。據理容姑姑描述，松柏叔公行醫濟世，氣宇軒昂，仁俠義骨，頗有「伯父」蔣渭水遺風。我雖無緣親睹風采，但從姓名就能感到血濃於水的親切感，因為我的祖父是蔣渭水的長子蔣松輝，據說松輝松柏堂兄弟倆在基隆的重逢，就是我的父親蔣智揚在當時就讀基隆中學的放學途中，看到樂安醫院招牌上寫著院長蔣松柏，才藉由「姓名」重新牽上血親的緣分。
祖父曾回憶一九四七年攜妻小乘船自上海返台欲入基隆港時，因為島上衝突事態惡化，故在海上滯延數日後始能入港，幸運未捲入二二八事件之中，算是第二次的「命大」。第一次的「命大」，則是因為父親蔣渭水將家產全數投入社會運動又英年早逝，經濟無力負擔，被迫中輟長崎醫科大學，而幸運躲過長崎原爆。
祖父未能如願完成學業成為醫師，由「堂弟」松柏代為延續家族職志，也算是佳話。然而因為戰亂的顛沛流離，堂兄弟倆竟相隔了將近三十年才偶然在基隆重逢，令人不勝唏噓。不過血緣的相牽羈絆一直都在，也一直持續，受過日式教育，日語流利的秋霞嬸婆，和蔣松輝的妻子，也就是我日籍的祖母池田八重子，成為了心靈交流的妯娌之交。我的父親蔣智揚後來就讀台大外文系時，擔任包括理容姑姑在內「堂妹」們的家教，這樣的緣分延續到下一代，我的哥哥蔣濱州就讀史丹佛大學時，也擔任過Grace姑姑女兒Vivian「表妹」的家教。
戰亂讓人顛沛流離，台灣人的命運在日本殖民政權結束之後，面臨另一項嚴苛的考驗，勇於抗日的知識分子們期盼的「祖國」，顯然並沒有符合他們的期望。二二八事件和之後長年的白色恐怖，成為許多台灣人家庭心中的痛。甚至在當權者的勢力籠罩之下，很多當事人的家屬後代為了身家性命安全，只能選擇噤聲，讓史實真相因為耆老的凋零而逐漸模糊不清。
蔣渭水英年早逝，未能親見終戰之後的台灣，然而胞弟蔣渭川，卻成為二二八事件的關鍵人物，甚至在事件中牽連兒女中彈，女兒喪生，從前齊心抗日的同志們也多數犧牲。蔣渭川在逃亡年餘後「榮任」黨國體制下的高階官員，不僅不被受難者家屬認同，連後代子孫都背負著原罪，被部分台灣同胞誤解為背叛者或出賣者，這就是史實真相未明的殘忍後果。
史學家和民間對於蔣渭川在二二八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始終難有定論，或許跟當時延伸至今仍然詭譎的政治情勢有關，受難後竟能在政府體制內任官更是爭議不斷。但蔣渭川在事件中痛失愛女，且在不知是否有明天的亡命生活中所寫下的逐日手記，絕對是瞭解事件真相的重要且可信的管道之一。理容姑姑以小說筆觸書寫《秋霞的一千零一夜─多桑蔣渭川的二二八》，描寫蔣家人相處的實情實景，並全文收錄蔣渭川當時的日記，深富人性且具臨場感，可說是最能貼近史實的軟性素材。
身為台灣人，不可不知二二八。正如我們認同民主人權的普世價值，必定反對中共政權刻意屏蔽六四相關資訊，並絕對同意：若是中國人，豈能不知天安門？理解二二八事件的來龍去脈，不是為了仇恨，而是為了放下，充分理解和圓滿放下後，才能真實回歸到現今所有台灣人從日治時期以來，抑或國共內戰之後，各自背負乘載的自我歷史認同，也才能真正達到以古鑑今，放下仇恨的族群融合，促成同島一命的共識，齊心為台灣這片土地努力。
蔣渭水曾在〈五個年中的我〉自述：「（林獻堂先生）做出台灣議會設置請願的運動。這的消息傳到我的耳?，此請願趣意書，映入我的眼裡，我覺得這真是台灣人唯一無二的活路啊。」可說是他開業五年後重燃學窗政治熱之「自覺的契機」。又寫道：「那時我就逢人便說，台灣議會的設置，是台灣人唯一的活路，有偵探對我說，稻江人士濟濟，人人都不敢表示贊成台灣議會請願的意思，獨你一個人，大呼特呼極力贊成，我說人人都是怕著政府的威嚴壓迫，不敢多言，設能將全島台灣人，一一施以催眠術，使其脫離督府的脅威，我想人人都現出真情，來表示贊成啦。」則充分表現出他不畏威權打壓，號召同志，勇於追求理想之「覺人的勇氣」。
蔣渭水和當時的先知先覺先賢者們，經過「自覺的契機」，發揮「覺人的勇氣」，秉持著自覺覺人的智慧和熱情，開創一九二○年代台灣人在外來政權統治下的一波新文化運動─「台灣維新」。
願《秋霞的一千零一夜─多桑蔣渭川的二二八》成為現代台灣人再次認識二二八，重拾失落歷史片段，找回自我身分認同的「自覺的契機」，並共同發揮「覺人的勇氣」，相互提攜影響，再次推動「台灣維新」，重返時代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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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一年六月四日於疫情下的台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