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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考察戰後至1950年代，本地與外來企業於戰後臺灣發展初期的草創過程，從經濟復興到自立階段，本地與外資企業的歷史源流與營運實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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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後初期，在臺日經濟往來大幅限縮的背景下，臺灣的對外關係活動場域轉以中國大陸為主。原本從事臺日商品買賣的臺灣商人，轉而前往中國大陸尋求與臺灣間的貿易買賣，顯現出商人因應主權更迭下在事業上的靈活應對。另外，臺灣與中國大陸間的商貿活動，也需關注戰前日本對外擴張過程中人員流動的延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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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底中華民國政府撤退來臺後，民間投資由臺灣本地與來自中國大陸移民兩個系統的資本匯集而成。具備商業買賣或貿易經驗的臺灣商人，因嫻熟日語的優勢而擔任日本品牌在臺銷售的代理服務，爾後進一步與日方合資建立生產事業。部分欲生產新產品的企業，大都由日本和美國企業提供技術，但其中如縫紉機需要諸多衛星工廠支援的組裝性事業，則因當時欠缺標準化的觀念，品質未臻完善，而侷限了市場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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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往官方對土地改革四大公司民營化政策的論述，宣稱其促使地主資金流入工商業，並活絡了臺灣經濟。以臺灣工礦公司為例，政府採行分廠出售的民營化方式，促成民間資本可以較低的成本取得廠房後成立新公司，而免除創廠初期的前置作業。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取得廠礦的經營者大都不是地主階層出身，部分成員成為當前大型企業集團的第一代經營者。另外，臺灣工礦公司歷經分廠出售後剩下的廠房體質貧弱，營運上面臨虧損且股價低迷，而造成地主和投資人無法因持股而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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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中華民國政府與盟軍總部簽署「臺日貿易協定」，重啟臺日經濟。戰前支配臺日間流通業的財閥資本，在戰後因充分發揮綜合商社在多國設立據點的貿易機能，而呈現與戰前市場不同的樣態。日資來臺著眼於商業與工業市場利益，試圖將較為成熟的技術移轉來臺，與東南亞諸國以戰後賠償的經濟協力，由政府領導企業進入當地參與公共工程的投資方式有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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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美雙邊的經濟構造，除了應放在1949年政府從中國大陸轉進來臺的脈絡來理解外，還需著重臺灣在美國援助的體系下所創造出與企業成長相關的體系。臺美間的技術交流，是由前往美國為主進行受訓返國的人員組成的中美技術合作研究會，作為重要的對口橋梁。商業網絡的關係，應關注原本服務於政府的人員，在兩國間的投資過程與商品買賣中尋求的市場機會。至於來臺投資的美國資本，則多著眼於軍事市場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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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紹恆│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院長

　　鄭志鵬│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劉崇堅│國立臺北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謝國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

　　謝斐宇│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依姓氏筆劃排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