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一
儒家有關自由的討論
儒家以「君子」為人格典型，肯定兩點：沒有人生下來就是君子，也沒有人不可能成為君子。在修養成為君子的過程中，德行無疑是首要挑戰，此所以孔子長期關心的是「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論語•述而》）。這裡提及的「德、義、善」，皆屬修德之事，而「學」則是孔子身為老師的責任，也不離德行範疇。
強調修德自然會聯想到三個問題：一、修德的要求由何而來？二、人有自由，因而才有修德的可能，自由是怎麼回事？三、修德的目的是什麼？這三大問題依序而生，其中第一項與第三項在孔子與孟子的學說中，可以找到相當明確的說法。但第二項涉及自由題材，則仍有待進一步的闡釋。容我先扼要說說這樣的觀點。
首先，修德的要求來自人性本身， 否則不足以論斷其普遍性（人人具有）與必然性（無人可免）。人在真誠時，對別人的處境與言行會有立即而直接的反應，也就是感受到內心的不安或不忍，因而想要採取某種作為。孟子以「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孟子•公孫丑上》）來描述此一狀態，並由此推衍出「心之四端」，再由此四端體現為四種德行（仁、義、禮、智）。由此回溯孔子，才可明白一句關鍵語：「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述而》）仁是我欲則至的，必屬源於人性的要求，我們可以用人性向善來概括此一觀點。
其次，修德的目的是什麼？ 如果主張人性向善， 則修德或擇善固執的目的自然是止於至善。「至善」一詞立意完美，但具體內容如何？參考「止於」一詞，可以聯想到孔子所謂的「殺身成仁」，與孟子所謂的「舍生取義」。以犧牲生命為代價，則必須推至一無上命令，即不可逃避、不容商量的至高命令，那就是孔子五十歲時所領悟的天命。綜合而言，修德的要求來自向善的人性，而修德的目的是完成人性，而完成人性即是回應天命。孟子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盡心上》）這句話在此得到完整的詮釋。《中庸》開頭所謂「天命之謂性」一語，聯繫了天命與人性，亦是此一思想的合理發展。
現在要面對的是前面所說的第二項議題，人的自由是怎麼回事？一般而言，可以從三個角度談自由，就是行動的、思想的與道德的。首先，行動的自由比較具體，以習俗、法律等規範為其限制，使一切個人在群體中可以相安無事。其次，思想的自由漫無邊際，其內容因人而異，包括奇妙幻怪的念頭、審美的特殊品味，以及各種信念信仰等，其限制在於不可自相矛盾與糾結不清，以免陷入瘋狂狀態，並且通常不宜訴諸外在的行動。然後，道德的自由才是這裡要談的重點。
無自由則無道德實踐之可能，但是有自由就可以實踐道德嗎？未必如此，它還需要兩個條件：一是對於選項的知識，二是對於後果的責任。為了認知道德上的選項，不能缺少適當的教育。此所以孟子會說，即使在舜的時代，百姓「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而孟子所建議的「教」是指教以人倫，內容是五種人際相處的應然規範：「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規範確立才有實踐上的要求，順之為善，逆之為惡，順逆在於個人的抉擇，隨之出現責任歸屬，亦即賞善罰惡。在此面臨新的難題：一、人如何知道一個行動相關的所有選項？二、人如何為他的行動後果負完全的責任？這兩個難題是無解的，因此人的自由永遠是個奧祕。譬如前面提過「成仁」與「取義」，試問，如何知道或如何判斷某種選擇合乎仁與義？並且為仁義而犧牲生命，是為了完成人性與回應天命，這其中是否涉及個人的信仰。
至此可以暫作結論， 孔子自述到了七十歲可以「從心所欲不踰矩」《論語•為政》）。從心所欲包括行動與思想的自由，但不踰矩則可理解為道德的自由。自由必有規範，此規範不只是人間教育所提供的法律與禮儀，還有孔子在五十歲時所覺知的天命，天之所命，必然是無上命令。孔子以「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為其志向（《論語•公冶長》），這是完成人性並回應天命的表現。這其中委婉而豐富的道理，是我研習儒家數十年的心得所在，以此為基礎，進而深入探討人性與自由的關係問題，則有待後之來者。
許君詠晴好學不倦，在理解人性向善論的要旨之後，繼續研究孔、孟的自由理論，廣泛參考各家觀點而頗有新見，實為可賀之事。我們可以期許她在學術上的表現將會日起有功。
前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系主任 傅佩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