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本書是從昭和五十九年九月開始，前後歷經七年在水道產業新聞刊登超過一百九十七回所連載的《都市的醫師：濱野彌四郎之足跡》，再編輯修改而成的作品。
我為了一探濱野彌四郎而進行的調查之行，含括連載期間，總共花費了十六餘年的歲月。大約是十五多年之前，我在巴爾頓的孫女鳥海多惠子女士的家裡，看到年代久遠的祝賀書信當中，有巴爾頓陪同年輕官員濱野工學士拜見了乃木臺灣總督這樣的記載，這是我初次知道有濱野這樣人物的存在，而對他感到興趣。當時只知道他的姓氏，不曉得名字為何，但我想濱野一定是繼承巴爾頓衣缽的人物沒錯。而且我直覺，如果追尋濱野的足跡，一定能近距離瞭解日本近代上下水道技術之父巴爾頓的實際面貌。我的調查行就從此開始，但是我多次覺得好像冥冥之中有隻無形的手，每次就這樣一點一滴地將實情慢慢伸展開來。在這過程中，我得以認識濱野彌四郎的公子濱野秀雄先生，也許會被認為敘述得太誇張了也說不定，但這對我而言，只能說是上天所賦予的使命。終於，瞭解了濱野彌四郎這位人物，及對其生涯有決定性影響的人士濱野昇、濱野昇的父親濱野了元、還有彌四郎無限崇拜尊敬的巴爾頓，因而彌四郎的實際人物面貌趨於明朗。
濱野彌四郎是將他的一生奉獻給衛生工學的日本最早技術者，可說是享有都市的醫師的地位。他以巴爾頓愛徒的身分繼承其後，並留下豐功偉業的足跡，但這些已和其恩師巴爾頓的功績一樣，埋葬在異鄉的臺灣，被世人遺忘了。我在盡可能的範圍內，打算於此書將濱野彌四郎及巴爾頓的實際面貌如實復原。因此，故事內容的展開，將從發掘的歷史事實片段，以時間序列來編排，並以連結每個片段間被認為最自然的故事來進行，即使只是登場人物中的一個對話，也打算以歷史的事實為根據來編寫。
期待本書早日完成的濱野秀雄先生和鳥海多惠子女士，沒能來得及看到本書的出版即撒手人間，讓人感到遺憾不已。
濱野秀雄先生因急性心肌梗塞，在一九八九年（平成元年）三月三日於八十五歲時結束其一生。秀雄先生只要想起二戰東京大空襲時，連父親的照片都消失不見的事，就會在心中深處喚起對父親深深的思念。他在我面前努力忍住眼淚的模樣，至今仍讓我記憶猶新。聽說他生前時常跟妻子及兒子提到《都市的醫師》這本書的事情，他過世後不久，他的公子陽一郎先生特地來拜訪我，也是為了這本書的事。陽一郎的來訪也是一個契機，促成我開始著手調查據說位於臺灣臺南市的濱野彌四郎銅像及基座。除此之外，其夫人義子女士在整理秀雄先生書齋時，發現「回憶過往的濱野家之記」（昭和四十六年三月敬記）的貴重資料，並將它送給我，不用說也知道，此資料對我在修改編寫這本書時有很大的幫助。
鳥海多惠子因高血壓導致顱內出血，於一九九○年（平成二年）四月九日結束其充滿波折的一生，享年七十八歲。多惠子女士是巴爾頓的遺女多滿的長女，在其母親充滿愛心的孕育下長大成人，她打從內心尊敬祖父巴爾頓。我想起當我和她見面時，她說：「有時想要將祖父的一生寫下來，所以小心保管不讓資料遺失。」為追悼多惠子女士，其長女幸子女士親自將母親的遺詩集《土之香》付梓。多惠子女士經常興致一來時，就會在筆記本或家計簿的空白處寫詩，留下無數的短詩。幸子女士將這些短詩一首一首地抄寫，並將它們編輯成遺詩集。每一首詩都洋溢著溫暖的情感、高尚的氣質、對新知的好奇心，以及發散文學氣息的高水準作品。我從幸子女士那裡拿到遺詩集，是我作為日本下水文化研究會代表，決定在今年（一九九二年）八月五日舉辦巴爾頓逝世祭典，想報告此事，而去拜訪她位於京都市住處的時候。巴爾頓逝世祭典以已故石橋多門氏為主，舉辦的八十週年祭典以來，連續十三年不曾間斷過。為此，以創設研究會為契機，決定復活該祭典，規劃成為研究會的例行活動來執行。
我在拜訪之前並不知道遺詩集已付梓一事，這也是偶然的，讓人感覺難以想像。根據遺詩集，我直覺鳥海多惠子女士真正繼承到祖父巴爾頓教育家的資質，以及曾祖父約翰．希爾．巴頓在文學才能的真傳。
從遺詩集中選出三首詩介紹如下：
在孩子圓潤的手之上添吾手助彈
鋼琴之音調不知為何惹人愛憐
走在七十道路的我內心激動
打開新刊書本那時
走過七十道路思念遠方的母親
沒來入夢致淺眠呀
鳥海多惠子女士作為鋼琴家教老師，指導過無數的學生。第一首就是教鋼琴的心情，第二首則是洋溢著對新知的好奇心，而第三首是對母親多滿的真摯情感的表現。
巴爾頓逝世祭典有七十多人參加，聽完有關巴爾頓相關的介紹後，每個人在墓前逐一獻花，並獻上小號銅管樂器吹奏的巴爾頓故鄉蘇格蘭的民謠，在奇異恩典的樂聲中進行默禱，那是個充滿溫馨又嚴肅的追悼典禮，英國駐日大使館對我們舉辦巴爾頓逝世祭典也傳送來長篇的電文，我也想將此事記錄起來。
接下來，當我收到劉復銘先生寄來的《臺灣下水道發展之研究》一書，該書是臺灣的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都市及住宅發展處，委託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服務部彙整的書籍。我仔細閱讀此書，不論是《日本水道史》或《日本下水道史》上，都沒有針對日本過去在亞洲諸國所作的行為加以記述，對於此事我再次深感痛心，同時也無法不抱持著難道這樣就好嗎的疑問。資料散落遺失是事實，但作為日本近代史的一個分水嶺，我想有如此這樣的結果也是事實吧！對於《臺灣下水道發展之研究》書上，雖然有關於巴爾頓的記載，不過卻沒有提到濱野彌四郎的名字。歷史就是歷史，我們應該冷靜地接納它，包括它的評價是善或惡，都應該由後世來評斷吧！在國際化時代裡，這樣的觀點不是不可欠缺的嗎？
去年收到劉先生寄來的信，信中有「臺灣與中國大陸的交流日益增多，將來若統一的話，在『自由』、『民主』、『均富』、『繁榮』的根基下統一，這似乎是臺灣與中國一般人民所企望的。」的字句。二戰後臺灣走過極為複雜困難的政治過程，就因為這樣才會發展出目前全新的局面。收到劉先生信件的前後時間，NHK（日本放送協會）電視臺播放了張學良的專訪，雖然他是西安事件的英雄，但是在戰後，其身影卻消失了，我只能對其萬丈波瀾的人生感到驚愕，他充滿生動含蓄的話語滲入人心。處於二十世紀末，也就是目前的年代，可以感受劇烈的變動步步逼近。但是，反過來思考彌四郎的基座和墓誌銘，墓誌銘在遙遠的未來的某一天將老朽，基座也將化為烏有吧？而且全部都將成為歷史，劇烈的變動也將不斷發生，成為悠久歷史的一部分。歷史宛如巨大河流般流著，沒有停留。所謂的人世、生涯、還有人的幸福，到底是何物呀？
最後，我要對於陪同我長途跋涉調查之旅的人，以及經常勉勵我的水道產業新聞社的石丸浩先生、中村隆一先生，表達我由衷的感謝，並於此擱筆。
一九九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於東京．戶山
著者 稻場紀久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