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天石先生著《晚清史要》序
楊天石先生來信告知香港三聯書店將出版他有關晚清研究的論文集《晚清史要》，希望我撰一序言，“以紀念你我多年之友誼”。我不敢推辭，只得應命。楊先生是我十分敬佩的前輩學者，以民國政治史研究聞名於世。他也是我的老師張朋園先生、汪榮祖先生和墨子刻先生的好友。楊先生最令人敬佩的是他博聞強記、思慮敏捷、口才辨給，聽他在席間縱論民國掌故乃是人間一大快事。
1990 年代中後期，我多次受邀於張海鵬與耿雲志教授，陪同張朋園先生與墨子刻先生去位於北京王府井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訪問。每次去訪，楊先生與夫人均熱情招待。我也多次去他在書海中的研究室暢談。他告訴我有關《百年潮》與“烏有之鄉”等等的各種學術動態。後來我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任內（ 2009—2015），與呂芳上教授、黃自進教授共同推動蔣介石日記的出版與蔣介石研究，楊先生在這方面用力甚勤，他以“突破內戰思維”的研究角度，對蔣氏功過有十分中肯的評論。我們也多次邀請楊先生來台交流講學。有關楊先生與台灣學者之間深厚的友誼，請參考他所寫的〈最重要的是面對史實、忠於史實：回顧我的民國史研究以及和台灣同行的交流〉，載呂芳上主編，《春江水暖：三十年來兩岸近代史學交流的回顧與展望（1980s—2010s），台北：世界大同， 2017 年。
我也有幸在香港、法國與美國等地與楊先生見面，或是開會、或是論學。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 1995 年 12 月巴斯蒂教授（ Marianne Bastid-Bruguiere）在法國中部羅亞爾河畔的加爾希（Garchy） 召開“歐洲思想與二十世紀初年中國精英文化研討會”，我們共同應邀出席。我發表嚴復翻譯的《群己權界論》，楊先生撰寫蘇曼殊、陳獨秀翻譯的雨果的《悲慘世界》。兩者分別代表清末民初英國的自由主義改良思潮與法國社會主義革命思想進入中國的重要文本。會後還去巴黎羅浮宮博物館等地遊覽。蔣介石日記開放之後，楊先生多次去我的母校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看日記。我也去過幾次。墨子刻先生當時仍擔任胡佛研究院的高級研究員，曾邀請大家一起餐敘。我被楊先生以七十高齡還認真抄寫檔案的精神所感動。楊先生的大量著作都是奠基於這種非常扎實的史料工夫。
英國學者柏林在分析托爾斯泰時曾分辨出兩種類型的學術性格，一種是刺?型，他們喜歡把所有的事情都貫穿在一個明確的系統之內，一切細節都必須通過單一的系統才有意義。另外一種是狐狸型，他們從事多方面的追逐而不必有一個一貫的中心系統。狐狸型的作者對各種經驗採取一種嚴肅的就事論事的認真態度，而不企圖把零散的史實納入一個無所不包的統一論點。用這種分析概念來看，楊先生應該屬於“狐狸型”學者，與我的老師墨子刻教授的風格截然不同。
我常想這可能與楊先生所處的大環境有關，在他所寫作文章的時期，要做一個剌?型的學者，可能必須得呼應主流的立場（官方觀點），而少有批評討論的空間。相反地，作為狐狸型的學者，則可以游擊戰的方式對主流想法提出反省。
楊先生的做法是從史料開始。他在國內外，致力於訪求各種未刊的檔案、日記、函電、筆談一手資料，“在此基礎上考辨探微，鉤沉索引，揭示鮮為人知的歷史奧秘”，一方面揭露虛假，一方面彰顯事實，反映出歷史的複雜面貌。這是使歷史學能不斷地推陳出新的重要方法，楊先生在這個方面無疑是數一數二的高手。
本書蒐集了楊先生有關晚清歷史的重要論著，分為鴉片戰爭前後、戊戌變法前後與辛亥革命前後三個部分。這些文章或為報章上的精簡論述，或為學術刊物上的扎實大作，共同展現出楊先生除了在大家所熟知的民國史研究之外，對於晚清史事與人物也下過很深的功夫，展現出高度的狐狸式的技巧。各篇著作都從一個關鍵問題著手，再引證新史料層層解析，引人入勝。我相信讀者一定和我一樣， 讀時會感到津津有味而手不釋卷。謹以此序恭祝先生健康長壽。
黃克武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