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2017年底，拙著《以美為鑒：注意美國立國原則的是非未定之爭》面世，隨即引來坊間訾議甚至痛斥——據說，「豆瓣」書訊上給1分的讀者近四成。這倒在我意料之中，畢竟，自改革開放以來，對美國文明的由衷傾慕已扎根在我們絕大多數學人心中。
我沒有料到的是，僅僅三個月後（2018年3月），美國針對中國的「貿易戰」就打響了，且不斷升級。短短三年間，美國對中國的遏制迅速擴大到諸多領域，阻擊高科技產業和軍事施壓尤為顯著。我國學人對美國的深厚情感因此而一再遭受重創，儘管這絲毫不意味著我們對美國文明品質的認識會有所長進。我國知識人致力於認識西方文明已有一個半世紀，但對於究竟應該如何認識美國文明的德性品質這樣的重大問題，迄今懸而未決。
劍橋學派的政治史學把十八世紀的費城時刻與十五世紀末的馬基雅維利時刻連成一線，以此推進激進的普世民主運動，這促使我在《以美為鑒》中從五百年來的世界大歷史視角思考中國文明與美國文明的相遇。現在看來，進一步展開《以美為鑒》的思考實有必要。畢竟，要透徹理解美國今天的行為，還得從政治史學角度探根究源。雖然這極為困難，卻有必要一試，哪怕做不到周全。
本稿付梓之際，時逢老友甘陽榮開七秩，正好用作壽禮，以誌我們在北大25樓同樓不同窗以來的四十年友誼。
本稿為中國人民大學科學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中國人民大學「雙一流」建設資金資助）項目（批准號：22XNLG10）成果之一，特此註明。
2022年9月初稿，12月改定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