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文明的邏輯：人類與風險的博弈

緒論

「風險之眼」中的人類文明

　　在嘗試評估文明變遷史時，我們需要度量「進步」和「倒退」：什麼情況下文明可被稱為「進步」，何時又「倒退」了？換句話說，我們需要一把評估用的量尺。一旦選好量尺，就可度量不同文明的進程，也可判斷文明中每一次創新的價值：有的創新創造價值，即「進步」；有的則減少價值，即「倒退」。在現有文獻中，歷史學家、經濟學家慣用的量尺是「生產力」（productivity），甚至只有「生產力」，其他指標都不重要。勞動生產力就是「生產力」的一種：一個人一年勞動下來，能有多少產出、多少收入。一種創舉再好，如果不能提升「生產力」、沒有抬高每年「人均產出」，即便能改進人類應對風險的能力、使人活得更安心，那也被看成無用之舉、非進步之舉。「唯生產力」準則應用到當今國家，就是「唯GDP」論，成為只追求GDP（國內生產毛額）增速政策的學理基礎；而應用到歷史分析中，在「唯生產力」史觀下，人類發展通常被劃分為原始社會、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後工業社會等階段。

　　本書的目的是要糾正這種傳統史觀和文明觀，也就是除了「生產力」，我們還要增加一把量尺：人類的「風險應對力」（就是「應對風險」的能力），使我們能更完整地解讀人類文明化進程。從本書中我們會看到，文明主要是對兩種挑戰的反應，一是生產力低，另一則是風險應對力差，在人類歷史長河中，風險甚至是文明更重要的催化劑。

　　▍「生產力」這把量尺夠用嗎？

　　加州大學經濟史學者葛瑞里．克拉克（Gregory Clark）教授在北京清華大學舉辦的第一屆量化歷史講習班上發表：「人類史上其實只發生了一件事，就是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只有工業革命前的世界和工業革命之後的世界之分。人類歷史只有工業革命這一件事值得研究，其他都是不太重要的細節。」此言一出，讓在場老師和同學為之一震。他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從西元前十世紀到十八世紀的近三千年裡，全球每年人均收入基本沒有變動，其間雖然出現過波動，但並沒改變勞動生產力長久不變的趨勢。

　　歷史學家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dison）教授在《世界經濟千年史》（The World Economy）中對全球人均收入的估算，結論也一致：在工業革命之前的兩千年裡，勞動生產力基本不變。克拉克強調，人類在十九世紀前的幾萬年裡，一直沒能走出「馬爾薩斯陷阱」（Malthusian trap）：即使生產力偶爾提升，致使人口增加，但人口增加分配所得，又回到人均收入的原點；或者，由於自然災害或人為戰爭導致人口減少，在總產出不變的情況下，人均收入會增加，接下來生育率就會上升，可是人口成長後人均收入再次減少，勞動生產力還是回到原點。就這樣，人類社會圍繞同一生產力原點，無聊地重複，沒能走出陷阱。直到十八世紀工業革命發生後，英國、美國、西歐國家率先走出馬爾薩斯陷阱，生產力持續飆升，而其他國家要麼繼續在馬爾薩斯陷阱中掙扎，要麼就走向持續衰退，西方和世界其他社會之間的大分流開啟。

　　▍婚姻的起源與邏輯

　　在人類與風險的博弈歷史中，既有跨區遷徙、定居農耕和發明儲藏手段這樣的技術創舉，也有迷信「壯膽」、「威懾」這樣的心術，但這些都沒涉及人際合作，沒有發揮社會關係的避險潛力。過去數千年中，最突出的文明創舉應該是圍繞人際跨期合作的文化與制度建設。從邏輯上講，在給定的物質產出與技術條件下，人際跨期甚至更能優化人類生存處境，以有餘補不足，以未來補今天，或者以今天補未來，所以如果有個體、群體或地區遭遇風險衝擊或其他不幸，那些不受衝擊的各方也可以伸出援助之手。

　　可是，如何實現人際跨期交換，做到既避免失信、賴帳和跑路，又不助長懶惰搭便車呢？今天有餘者可以補當下不足者，但今後在前者短缺時，後者必須補回，或者無論如何，後者今後必須給予回報。這種跨期交換不一定是個體與個體間直接進行，也可以是通過仲介以多對多的方式完成（如有餘者將資源投放於放貸機構、商業銀行或保險公司，不足者與這些機構進行跨期交換，或者通過之後講的家族、教會，實現成員間跨期互助，這些組織都被稱為仲介）。跨期承諾不難設計，卻難在執行，因為如果沒有機制懲罰欺詐違約、防範搭便車，就無人敢相信這種承諾。

　　婚姻和家庭是遠古時期不同社會做出的回應，亦即借助姻親網絡和血親網絡解決信任問題：血緣關係與生俱來、永恆存在，永恆關係就是信任，而姻緣通過習俗、儀禮和倫理加以強化，也可成為終生難變的承諾關係。在第四章，我們具體講解人類運用了哪些舉措將姻親做成幾乎跟血親同樣牢固的人際關係，以及婚姻如何提升個體的風險應對力，而第五章則專門探討家和宗族的風險互助功能。姻親網絡、血親網絡在形式和性質上就如同今天的俱樂部，但信任度和凝聚力更強，彼此「抱團取暖」，成員間的交換互助更加可靠。從這層意義上說，婚姻制度和家秩序的演變發展在規範社會秩序的同時，強化了個體應對風險的能力，推進了文明化。

　　▍家秩序的建立與風險調適性人力資本

　　第五章會談到，在各社會，家秩序的建立時間不同，其發展過程與完善程度各異。以中國為例，雖然《儀禮》、《禮記》和《周禮》等儒家經典是對周朝禮制的總結，說明家秩序近三千年前就相當發達，但這套體系從孔子、孟子到漢代董仲舒、宋代程頤和朱熹、明代王陽明等，經過歷朝歷代無數儒家哲人與踐行者的不懈努力，才滲透到社會各角落，全面規範中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到十九世紀的晚清和二十世紀的民國時期，基於「三綱五常」的名分等級秩序已經把每個人，不分男女老少，都牢牢地固定在家庭、宗族和社會結構中的一個位置上，終生不變。這樣做當然使個人無自由選擇、犧牲個體權利，但好處是使家庭內、宗族內，甚至社會中的人際跨期互助變得可靠，降低了成員間的交易成本。

　　當然，這把我們帶回到前面提出的問題：儒家花了兩千多年持續完善禮制，可是這些努力並沒有提升勞動生產力，這套體系真的有實際貢獻嗎？第五章和第十章會講述：在功能上，宗族如同一個「內部金融市場」，而禮制的目的是強化宗族的凝聚力和控制力，以促成族親間的風險分攤和資源分享，減少族內交換成本及跨期承諾的不確定性，最終是為了提升個體和家庭的風險應對力。按照這一邏輯，隨著儒家禮制的深化發展，中國社會應對風險的能力應當逐步提升，暴力逐漸下降，社會秩序持續改善。第五章總結的多項量化歷史研究對這些預測做出了肯定的回答，比如儒家文化影響深、宗族發達的時期或地區，人們應對災害衝擊的能力強，農民在災荒時期的暴動頻率會更低、人食人現象也更少，社會秩序井然。由此帶來的結果是：儒家的發展促進了人口成長，儒家影響深的地區，其人口密度更高。這印證了孔子所言的「不患貧而患不安」。通過儒家宗族把未來風險規避好了，族人的憂患少了，社會混亂就必然少，此即儒家禮制對文明化的貢獻。

　　▍宗教的風險調適與救助價值

　　家秩序是最為持久不衰的人類互助共同體，其次是組織嚴密的宗教社群，宗教對強化人類生存力也貢獻很大。猶太教大約形成於西元前六世紀，基督教起始於西元一世紀，伊斯蘭教在西元七世紀創立，這些一神教和創立於西元前五世紀的佛教至今還主導世界大多數國家。社會學先驅涂爾幹（Emile Durkheim）說：「宗教就是一組有關神聖事物的信仰與實踐的統一體，這些信仰與實踐將信眾凝聚到一起，組成一個叫『教會』的排他性道德社群。」家庭和宗族能長久持續，這很好理解，因為它們是基於血緣的共同體，但宗教是超越血緣的，是基於對「道德化神」（moralizing gods）的共同信仰，卻也能持續上千年甚至兩千多年。國家有興衰但宗教能永恆，這本身就值得我們研究探討，更何況如果離開宗教，我們就無法理解不同文明在過去兩千年的演化歷程。

　　那麼在實效上，宗教對人類的貢獻如何？作用方式又是什麼？前面說過，如果只從勞動生產力指標判斷，宗教跟儒家一樣，也沒能帶來正面的影響。不僅從軸心時代（即西元前八??年至前二??年）直到十八世紀末，全球人均收入基本沒變，而且一些基於現代資料的研究還表明，信教程度愈高的社會，其總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反而更低。也就是說，宗教甚至對生產力呈負面作用。可是，就如我們對儒家文化的評估一樣，一旦考慮風險應對能力，結論就不同了，因為宗教社群也是一個類似「內部金融市場」的跨期合作互助體，包括物質和精神上的互助，共同信仰和相關儀式規範成為強化教友間合作的信任基礎。基督教的《聖經》講得就很直接，「你要謹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誡命，律例，典章……他（神耶和華）必愛你，賜福與你，使你人數增多，也必在他向你列祖起誓應許給你的地上賜福與你身所生的，地所產的，並你的五穀，新酒，和油，以及牛犢，羊羔。你必蒙福勝過萬民。你們的男女沒有不能生養的，牲畜也沒有不能生育的。耶和華必使一切的病症離開你」（《舊約．申命記》第七章十一至十五節）。意思是說，只要你信上帝並堅守教規律例，那麼物質短缺、不生不育、疾病纏身這些風險都不會跟你有關。

　　宗教作為有組織的信仰在人類歷史上出現得很晚，但在強化社會秩序、提升風險調適能力方面貢獻突出，並且持續力旺盛。那麼，宗教的風險調適效果是如何取得的，哪些教義、教規和組織技巧發揮了關鍵作用，背後的邏輯是什麼，以及教派競爭又帶來哪些後果，這些都是第六章分析和解答的問題。其中，高頻率的禱告儀式、極高的信教成本、清晰的教友邊界，都是關鍵的強化教會凝聚力、緩解資訊不對稱的組織方式，幫助宗教有效減少逆向選擇和「搭便車」風險。雖然宗教在過去未必提高生產力，卻通過協助個體化解風險、降低社會暴力，推動了文明化進程。

　　▍海上絲路的多文明競爭

　　大運河以及後來的鐵路把各地連到一起，形成國內一體化商業市場，海道則跨國界、跨洲聯結各國市場，建立全球化的貿易網絡，在更廣泛的地理範圍和更多人口間分散風險、配置資源，使風險分攤效果達到新高。那麼，全球化商業網是如何發展出來的呢？是哪些力量在背後推動？雖然現在不會有人質疑這個網絡的重要性，但當初的推動者未必就清楚其創舉的長久價值。近年中國熱議的「海上絲綢之路」（又稱「海上絲路」）就是經典案例，其推演發展不是任何人事先主動設計，卻也成為不同文明的競技場，凸顯各自特質。

　　「海上絲路」指的是從廣州、泉州、寧波、揚州等中國港口可達的西太平洋、南太平洋、印度洋和阿拉伯海的海上商道，最早始於戰國時期的東海、南海沿線，由各越族漁民唱主角，到隋唐成為中國絲綢、海洋奇珍的貿易通道。在西元七世紀後期至八世紀初，阿拉伯穆斯林商人來到南海後，他們很快取代華商和東南亞商人，成為海上絲路的主角，包括定居廣州、泉州等口岸，安家立業，將其發揚光大。阿拉伯商人當道的局面持續了近八百年，一直維持到十六世紀初天主教葡萄牙人到來之時。當時的葡萄牙才一百餘萬人口，但基於國家出資模式和槍炮優勢，一來到印度洋、太平洋，就戰勝穆斯林商人，稱霸海道，不僅壟斷南亞香料貿易，還以武力維護自己的海洋霸權，商船未經許可不得上海道。十六世紀末，代表新教文明的荷蘭人初次來到印度洋、南太平洋，經過數十年與葡萄牙人的較量，到十七世紀中期，人口也是百餘萬的荷蘭人奪得海上絲路的主導權。荷蘭人以私營股份有限公司的方式取得融資，也就是以更大規模的集資與風險分攤模式，戰勝葡萄牙的王室經營模式（即國營模式）。再往後，新教英國人也以同樣方式來到海上絲路，與荷蘭人一同主宰印度洋、太平洋和大西洋，建立起十八、十九世紀的全球海洋貿易網。

　　▍金融驅動現代化和文明化

　　荷蘭人推出的大眾資本市場在融資規模和風險分攤上具有如此優勢，自然引出一些問題：為什麼西歐能走出大眾金融市場之路，而其他文明則沒有？金融何以提升風險應對力？尤其是前幾章告訴我們，從婚姻、家庭、宗族、宗教到商業市場，都能提供一些事前避險和事後救急的功能，為什麼還要金融市場？

　　第十章一開始會談到，實際上除了利用社會關係解決互助之外，傳統社會還開發了像土地、房產，甚至妻妾和子女這樣的「避險資產」：在風險衝擊下求活路的關鍵時刻，還可以賣地、賣房，甚至賣妻賣女，以所得換取糧食，救活家人。但是，不管是基於婚姻家庭宗族，還是基於妻女去因應風險，這些都是以「人」或「人際關係」作為跨期交換的工具媒介，不僅帶來人的工具化和人際關係的異化，而且交易成本太高，犧牲了人際關係尤其是親情關係的溫情面。雖然土地和房產非人，作為避險媒介並無人文代價，但其作為資產的流動性一般太低，而且愈是災荒時期，這些資產和妻妾的價格會愈低，使其保險價值大打折扣。此外，商品市場的救急價值是靠跨區域運貨實現的，這跟金融靠跨期配置資源的方式實現避險與救急不同。因此，從非人格化、流動性、交易成本、跨期交換等多方面，金融提供了一系列更有效、更精準的風險應對和資源分享手段。第十章會給出許多實例和實證研究結果，更清晰地展現金融促進社會和諧、實現普惠共贏的通道。

　　至於中西金融大分流，大約可以追溯到軸心時代，從那時起，中國和西方在實現人際合作的方式上就做出了根本不同的選擇：中國人選擇靠血緣家秩序，西方則選擇更多靠社會化合作，使無血緣關係的人也能互助。正如第五章談到的，早在周朝初期，周公就著手建立禮制、選擇靠血緣家秩序解決人際風險互助和資源分享問題；之後，經過孔孟、漢代董仲舒等，不斷鞏固禮制，讓儒家成為官方正統，發展以血緣為本的狹義倫理秩序。在將近三千年裡，哲人與士大夫的關注和創造力幾乎都用在禮制的建設與完善上，禮與法之間以禮當先，造成歷代法典重刑法和行政、輕商法和民法，把商事、民事留給民間特別是宗族去處理，無暇顧及超越血緣的商法制度建設，而那些正式制度又偏偏是外部金融市場發展的必要條件。於是，十九世紀洋務運動引進現代金融時，中國缺乏足夠可靠的契約執行體系還使現代金融水土不服。

　　▍風險、福利與國家的起源

　　在第十一章，我們先解讀風險是如何催生國家的發明，並回顧各個社會早期政府福利的變遷。然後，從工業革命以來新型風險挑戰的角度，剖析為什麼現代福利國家在十九世紀後期才逐步推出。其實，直到十九世紀末，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會員國花在社會保障（包含工傷殘疾險、社會保險、醫療保險、養老保險等）的資金占GDP之比幾乎都接近零，只有德國等少數國家例外；而至二十世紀末，該比例通常達二?％，有些國家甚至超過三?％。至於福利國家由先工業化的國家發起，這不奇怪，因為前面說過，工業化給離開農業進城的工人帶來與經濟週期、金融危機相連的失業等新型生存風險，愈早進入工業化的國家，就愈早有政治壓力推出社保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