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增訂版）

增訂版序?? ?

　　台灣是中國崛起的受益人也是受害者。這種雙重性點出當今世界與中國的關係糾結。

　　2018年底本書第一版定稿時，美中貿易戰開打不到一年，而科技戰的烽火才剛燃起。該年12月，中國引以為傲的華為技術的副董事長孟晚舟（總裁任正非的女兒）在加拿大被捕，她遭指控違反美國出口管制向伊朗與北韓輸出敏感科技。五年來，包含華為企業集團在內，已經有數百家中國科技公司，被美國政府以國家安全和侵犯人權的理由，列入高科技產品出口管制實體名單。從川普政府到拜登政府，都將中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美中對抗（戰略競爭）格局成形，而交往政策年代的樂觀氣氛已然遠去，當年提供中國快速發展的地緣政治條件，如今面目全非。加拿大政府在2021年9月釋放孟晚舟，這並非科技戰的結束。相反地，美國政府的抵制行動紛至沓來，2022年10月更對中國展開更廣泛的出口管制，使中國半導體產業面臨凜冽寒冬。中國從2015年以來成長動能已明顯滑坡，復受新冠疫情封控拖累，習政權在中共二十大之後進入第三任，中國內外遭逢數十年來未見的困境和危機。

　　1970年代以來，美中從冷戰時代的低盪直到後冷戰時期夥伴關係，中國享有美國霸權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的發展紅利。中國加入了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在亞洲的高速成長圈，讓中國順著全球價值鏈打造世界工廠，進而以世界市場之姿，嘗試建構自主掌控的全球供應鏈。然而，從交往到競爭對抗，美中新互動態勢卻逆轉地緣經濟格局。假若中國在美國抵制下無法突破高科技瓶頸，中國在可見未來成功挑戰美國霸權的機率便偏低。雖然世界各地仍有不少從中國開放嚐過甜頭的人，指望著回到「美好的舊時光」，但歷史時鐘恐怕難以倒撥。

　　本書從台灣觀點提出對中國經濟崛起的解釋，並藉由台商之眼剖析中國獨特但影響全球的公民身分體制、機構化尋租與發展模式。在全球密切關注中國政治經濟走向的此刻，提供一個創新的觀點。在中國的開放改革年代，台商以特殊而靈活的身分進出中國，連同其他外資，協助啟動中國與全球的連結，並將資本主義制度引進中國。但在此過程，中國也表現出自身體制的強韌性，並展現了角逐科技霸權和地緣政治優勢的企圖心。本書指出，中國試圖撼動美國在區域和全球支配力，其根本之道必須從物質基礎層面挑戰美國的經濟科技霸權。詎料，「中國模式」曾經璀璨的爆發式成就，如今竟成為它自身持續發展的絆腳石。這個貫穿全書的觀點，五年來歷經國際政經局勢驗證，而益發清晰可辨。

　　如本書明確指出，早在2000年代末期，傳統產業台商即開始撤離中國。而美中科技戰開打以來，台商移出則以資通訊組裝業為主，十幾年來外移規模與速度顯著，使得中國占台灣對外直接投資比例大幅下降。這個趨勢反映了全球價值鏈的快速重組，台商也在當中扮演重要角色。目前，中國仍是台灣最大的出口市場，並沒有隨著投資金額下降而減少，主要因為台灣半導體相關產品大量出口中國，一部分反映三角加工貿易，台灣接單，在中國組裝後再行銷全球；另一部分則在中國消費。從這個角度，台灣半導體製造業，雖依賴其他核心國家（美國、日本、歐洲）提供設備、軟體和原料，但全球（包含中國）也依賴台灣精良而有效率的製造能力。這是1980年代中期以來全球半導體水平分工（生產全球化）的結果。南韓和台灣，都是在這一波高科技工業化過程，從半邊陲邁向核心。

　　近年來，甚囂塵上的「晶片戰爭」，凸顯高階晶片生產集中於台灣的地緣政治風險，也讓全球認識到台灣工業能量對全球的關鍵貢獻。中國對亞洲地區造成的軍事威脅，對台灣採取日益挑釁的「武統」姿態，讓攸關台灣存續發展的地緣政治時刻浮現。所謂的「逆全球化」、「晶片民族主義」、「地緣政治風險」，對台韓等國帶來莫大的壓力。台灣政治經濟再次經歷快速調整期，這個過程充滿著機會與陷阱，透露出台灣成為先進國家的憧憬，也瀰漫著對日漸升高的戰爭威脅的憂慮。

　　作者下一個寫作目標是《尋租中國》之後的台灣政經發展，它將是完全獨立的另一本專書，以2018年為分析出發點，探討在美中對抗格局下，台灣在全球的位置和出路。目前這本新版保存原書論證和資料結構，更新部分數據和資訊，修正幾處筆誤和錯誤，並加上新版註。此外，應編輯建議，增訂版精選了數十張田野過程中拍攝的照片，記錄當年光影和人物。

　　感謝我的研究助理林政宇辛勞協助搜集資料並編校新版本，以及臺大出版中心紀淑玲編輯的協助。哈佛大學亞洲中心在2022年12月，出版本書英文版Rival Partners: How Taiwanese Entrepreneurs and Guangdong Officials Forged the China Development Model，毛雪萍（Stacy Mosher）翻譯，並由哈佛大學出版社發行。哈佛燕京學社社長裴宜理教授為英文版撰寫前言，精準解讀本書，並延伸穆爾（Barrington Moore）的觀點，提出中國紅色貴族工業化的道路，值得介紹給中文讀者，經裴宜理授權由我翻譯收錄於此新版。本書日文版由黃英哲教授企劃，日野綠教授翻譯，預定2023年底由三元社出版。這本著作能夠被國際學界關注，我要對上述學者，以及更多無法在此一一列舉的學界先進，致上最熱忱的謝意。

英文版前言?? ?

出乎意料，令人信服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哈佛燕京學社社長、哈佛大學政府系講座教授）

　　吳介民在這部具啟發性的專書中，處理當代最迫切的一項挑戰：解釋中國的崛起。他的解答巧妙而創新，援引既有理論和經驗研究，同時根據長達二十五年的開拓性田野調查和精心的檔案研究，引入大量的新訊息和洞見。

　　如同傅高義（Ezra Vogel）的經典名作《先行一步：改革開放中的廣東》，吳介民此書也指向廣東在後毛澤東時期經濟實驗中的催化角色，這些實驗為全國經濟增長的新戰略扮演了開路先鋒。傅高義主要是訪談負責經改的中國省級官員；而吳介民的核心報導人則是台商和台幹，他們提供了許多必要資本和專業使廣東經改得以開展。大量的台商和技術人員提供關鍵的資金和製造技術，激發了廣東模式在東莞和深圳等工業中心形塑的過程。吳介民本身是台灣人，他可以從受訪者那裡獲知，海外投資者與地方政府之間的決定性聯繫，如何發源及運作的幕後故事。

　　那麼，為什麼以利潤為導向的台商，和以尋租為動機的中國政府機構，會認為合作符合共同利益？吳介民解釋說，這種互利關係建立在對農民工的剝削之上。農民工是來自農村的低薪移民工人，國家和資本對他們進行雙重剝削，這種剝削機制是建立在限制自由遷徙的戶口制度之上，該制度剝奪了農民工享有城市居民的權益。低工資讓台灣資本家能夠以具有全球競爭力的價格僱用優質勞動力，而戶口制度則排除了民工的城市公民身分，使國家不必提供昂貴的福利開銷。這種安排對國家和資本都十足有利可圖，讓地方政府以加工費、管理費、虛擬所有權合約等形式，向台灣投資者收取高額租金。

　　過去，學者已經研究了戶口制度將民工降級為二等公民，以及地方政府作為尋租與農村工業化引擎的雙重角色。但吳介民的原創性調研，從台灣人參與中國工業化的視角切入，將上述眾所周知的現象與更廣泛的全球價值鏈之間的諸多節點串連起來，凸顯台灣人在全球價值鏈的角色，並解釋他們如何獲利。他證實，台商引入廣東的全球網絡，已經鑲嵌在一個由尋租所支撐的發展治理結構之中。

　　雖然中國的國家機構，包括中央和地方層級，都在農村工業化進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其國家角色與早期東亞發展模式中的威權國家有很大差異。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僅更歡迎外國投資，而且其歧視性的公民身分差序政策使民工無法獲得公平的勞動報酬。因此，在台灣和韓國，工業化帶來令人印象深刻的收入平等和社會福利等成果；但在中國，這一進程卻伴隨著社會經濟不平等的加劇。村幹部和村指派的（名義上）廠長集團，構成了一個特權的收租階級，他們徵收工廠租金、土地租金、管理費、民工仲介費用等利益。

　　這些安排給中國政府機構帶來了巨大的財政優勢，促成廣東模式迅速擴散。吳介民追蹤了廣東模式從珠三角散播到長三角工業中心上海和蘇州的過程。台商在各個區域的鑲嵌形式有所差異，但其累積效應無疑相當可觀。2010年，台灣的海外投資總額大約有85%流入中國，儘管中國官方記錄淡化了台灣的「貢獻」。吳介民說得很清楚：「若無台資，則難以想像廣東模式；沒有廣東模式，則沒有後續的中國崛起。」

　　當然，中國崛起需要的不僅僅是地方尋租活動。吳介民指出，這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尋租行為」。中國在經濟民族主義發展議程的驅動下，從戰略上引進外資來保護和促進國內產業發展。吳介民追溯了中央政府如何逐步採取新的工業政策，以跨越低端製造並升級新興高科技部門，最後卻破壞了廣東模式的基礎，因為廣東模式是建立在對地方加工費進行規約的正式和非正式規則的均衡之上。經過三十年努力而獲得驚人成果的世界工廠，現在被中國政府試圖建構的自行掌控的全球價值鏈（以連結到二十一世紀知識經濟）所取代，而能否成功尚在未定之天。其結果是台灣投資者和顧問大量外流。到了2018年，中國占台灣海外投資比例已降至40%，不到幾年前的一半。

　　今天，中國集中投資在基礎設施，牢牢抓住國有企業，對產業政策進行指令式監管，這些措施合併起來，讓中國走上了一條令許多人擔憂—假如還不具威脅性—的發展道路。然而，正如吳介民觀察，中國未來能否持續成功並非必然：「中國很可能落入發展趨緩或停滯」。在習近平的「中國製造2025」計劃下，構建一個由中國自己掌控的高科技供應鏈，以取代全球價值鏈的野心勃勃的企圖，很可能反噬自身。迄今為止，中國的尋租發展路徑已經挑戰了傳統經濟發展理論，其未來走向難以預測。

　　無論未來局勢如何演變，吳介民對過去四十年中國經濟進展的深刻分析，將成為解釋中國歷史性崛起的一個主要貢獻。吳介民結合豐富的民族誌細節和全面的理論架構，將國際連結和地方治理網絡扣連起來，對我們這個時代一個最重要、卻最出乎預料的故事，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解釋。

　　中國的發展，讓西方社會科學哪怕是最佳的預測，都失了準頭。中國在不到兩代人之間，從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進入最繁榮、最強大的國家之林，同時又迴避掉根本的政治改革。任何想了解箇中原委的人，都應該閱讀吳介民這部引人入勝的著作。但是，那些指望在本書找到可複製的祕訣、或可轉用的中國快速經濟成長模式的人，將會感到失望。很少其他國家可以指望像中國一樣，吸引台商和台幹提供如此高水平的資本和製造能力。更少有國家能像中國政府，對其人口實施管控的程度得以讓國家和資本如此犧牲勞工，而達到那樣繁榮的地步。

　　吳介民總結說，中國的層級化和不平等的公民身分差序，是自納粹德國和二戰時期日本以來，最重要的威權公民身分制度的案例。這樣一個繼續為國家和資本共同利益服務的歧視性制度，以小幅度改革來改善民工待遇和擴大民工子女教育機會，依舊無法革除這種根本的不公正。

　　當代中國觀察家們通常會指出，儘管後毛澤東時代的工商階級迅速成長，但中國並沒有出現如現代化理論所預測的由資產階級驅動的民主化跡象。然而，與其因為中國沒有走上英法美等國所開創之資產階級革命的現代化道路，而把穆爾（Barrington Moore）的《獨裁與民主的社會起源》束之高閣，倒不如思索穆爾提出的讓人清醒的另一條貴族革命道路：國家與資本的鎮壓性結盟，使法西斯德國和軍國主義日本，踩著被奴役農民的背膀，迅速進行工業化。雖然中國沒有像普魯士容克或日本武士階級那樣的土地貴族，但其所謂的紅色貴族（由共產黨革命者的後代組成，例如紅二代、紅三代），參與了以犧牲農村勞動力為代價的國家和資本結合，這種結合模式與德日案例之間，展現了令人不安的類似性。即使中國目前已經超越了台資與地方官員結盟的廣東模式，但資本和國家利益交織的情況仍在持續。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震天價響，對國內少數民族殘暴對待，日益強硬的對外立場，中國經濟崛起後的行為表現，何以在全球引發焦慮便不難理解。不論將來局勢發展，中國崛起的基礎都需要嚴謹的學術分析。吳介民這部關於中國尋租發展型國家的起源和迭代演變的專書，既深思熟慮又發人深省，是一本不可或缺的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