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獅子岩：王徹之詩選2015

自序

〈2020年版自序〉（節錄）

　　2018年夏天，我結束了兩年的美國求學生活回到北京。這並非長住，由於又即將赴英國念書，這個短暫的暑假變得格外忙碌，每天往來於故人親友之間。但即使這樣，我還是找了個機會再去出遊，希望能有時間在喧囂之外獲得一些寧靜。斯里蘭卡是一個完全偶然的目的地，我和同伴最開始並不了解這個國家，只是隨便選擇了一個方便出行的島國。但是人生中很多重要的決定，在接下來的一週中，在這座島嶼上開始緩慢浮現了。從那之後，它的風景還是不時會出現在我的回憶裡。很大程度上這不是因為旅行本身的快樂回憶──實際上也充滿了爭吵、衝突、妥協和許多意想不到的困難──而是因為這次的旅程對我來說，既是逃離，又是一個更深地、真誠地了解自我的契機。它頗為隨機地出現在我人生的時間節點上，某種程度上，凝固了時間，並且又奇異地創造出了我內心時間的多個分支。

　　換句話說，它給予我的啟示，是一種生命時間的綜合性，這個國度的風景，喚起了我一種將過去、現在、未來並不均衡地容納在一起的特殊的心理感受，而這不一定是一種快感。同樣地，在文明空間的意義上，在斯里蘭卡，我們所去過的城市也都具有不可定義的特殊性。它們大都又非東方又非西方，但卻往往又是兩者富有想像力的綜合，即使這種綜合意味著某種失敗或者落魄。正是帶有這種關於落魄的回憶，帶著一種厭倦、遺憾和驚奇的共存，我才在旅行結束之後，在那些虛假和真實的記憶中，一口氣寫下了〈獅子岩〉、〈穿越雅拉〉和〈加勒，雨〉。這三首共同點少得可憐，但其中之一，便是它們都致力於表達一種沉浸在流變的當下世界中的「綜合感受」，而這對我而言，恰恰意味著一種超越的衝動，儘管這種衝動可能是冷漠的。

　　實際上，我也越發認為，在當代語境下，詩歌很可能同樣地應該具有這種時間和空間意義上的混雜體驗。這種混雜應該是打破二元對立觀念的。它需要將虛構、現實、主體經驗和中性立場、歷史和未來遠景結合在一起。它應該超越國族，但又不一定必然地指向西方，或者所謂世界文化。它不必避諱抒情，但是又絕不止於一種情感，甚至又不止於表達一種情感。它可以游離、漂移，甚至有權利拒不承認。這是詩歌作為一種精神自由的文本的特權。它的自由必須應該足夠表現出，一首詩不僅需要詮釋體驗，並且需要有能力被體驗所詮釋。

　　剛才這段話，很可能會在漢語語境下，招致很多的不滿。很多人堅持的寫作心態，往往是民族性優先，對外來經驗的強調，則常被看做是非典型的，或者甚至在文化道德上，顯得很可疑。這樣的判斷有時會包含著一種文化優先性的假設，但更多的時候，表現出的則是一些人固有的自卑心態。其實任何人都不可能逃出自己生存情境中的集體文化意識，也無法完全擺脫群體性的語言習慣。而且在我看來，詩人用他的母語寫作，本身就包含了對語言血脈的傳承，他對語感的把控，對節奏、形式和詞語質感微妙的執迷。事實上，現代漢語作為一種語言本身，它的源頭並非只有一種，而是取象駁雜，異彩紛呈。很多批評者所謂的歐化，其實也是個偽命題，它本來就是現代漢語語法的內在特徵。現代詩歷史上很多詩人（我不喜歡用新詩這個說法，它總是提醒人們新與舊的二元對立，而新與舊是線性的概念），比如馮至和穆旦，他們的表達與思維方式經常是直接取自西方語言，如果以歐不歐化為標準，可能大多數詩都潛有崇洋媚外的風險。誠如德里達所言，文學，至少在書寫層面，很可能並不包含任何絕對的本質。很難定義哪種寫作方式是本土的，哪種是國外的。博爾赫斯說過，莎士比亞的風格不是英國風格，歌德的風格也並非德國風格，同樣，我們也可以說魯迅的風格也並不是中國風格。這些論斷，如果從線性的角度看，也都暗示了文學在風格化或總體性的類型化的過程中，它對於自己的確認實際上基於內在的異質性，也可以說，一種具有吸納性的自我更正，它是它自己正因為它不是它自己，或者說，在它的想像中，它自己成為它自己的超越。

　　這種自我否定式的混雜，至少對現代漢語和漢語詩，都是自恰並且是積極的。而在當前的寫作中，也有不少人將目光放到現代漢語之前，嘗試從古典作品中尋求話語形式的突破，以激活古代和現代話語之間混雜的可能性。對此我常常表示欽佩，但是也不無懷疑。與其把古典或者傳統作為話語系統的裝置，不如把它們作為一種潛在的勢能。對古典的形式，意象，姿態甚至是口吻的沉迷，很可能只是對不成熟的現代漢語的緩兵之計。這裡所說的現代，更有針對性，是針對當前時代的漢語而言。在我們的詩歌語言中，以唐人語說話，以民國語說話，本質上，不是不對，而是太簡單，重點全在於模仿。在但丁的意義上，像當代人一樣說話，要求把自身置於自身的體驗中──而這種體驗，天然地包含歷史的延綿和自我的溢出──唯有如此才真正對寫作構成挑戰。而做到這一點，正是克服詩歌語言之難的開始。而我以為也只有立足於這一點，對傳統的重新發現才能避免表面的仿製和附庸的嫌疑。更重要的是，消除關於詩歌傳統的本質主義的幻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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