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老實的「厚道人」

【二】雄龍雌鳳相對決

【三】懦弱與妥協：一種心理距離

【四】過於嚴肅的滑稽劇

【五】賀蘭鐵馬徹地來

【六】一個人的「改革」

【七】皇后「偷漢」的政治性後果

【八】浪子皇帝流氓臣

【九】殘山剩水留半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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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序



不朽的斑斕回憶──說不盡的兩宋文明



　　宋人筆記《蓼花洲閑錄》中，有這樣一則記載：



　　宋神宗因陝西方面對西夏用兵失利，遷怒於一個主管運糧的漕官。憤憤之下，他親自書寫御批，命令中書處斬此人。轉日，宰相蔡確率群臣上朝。宋神宗問：「昨日御批斬人，今已行否？」蔡確回答：「為臣我正想向陛下奏告此事。」宋神宗聞言不悅：「又有何疑？」蔡確回答：「祖宗以來，未曾殺士人，臣等不欲陛下開此先例。」神宗皇帝沈吟半晌，說：「那就把此人刺面，流放偏遠惡地。」時任門下侍郎的章惇當廷接言：「如此，不如殺掉此人。」宋神宗感到奇怪，問：「卿何出此言？」章惇回言：「士可殺不可辱！」一句話，激得神宗皇帝勃然大怒，聲色俱厲道：「朕快意事一件也不得做！」



　　龍顏雷霆之下，當朝的宰相、群臣不僅沒有在「天威」下震懾惶恐，傲然頂嘴的章惇反而不鹹不淡回一句：「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宋神宗默然。



　　這樣的場景，只是大宋王朝三百多年間一個小小的片斷和插曲，但它包含著無盡的寓意。



　　首先，可以見出，大宋王朝是中國古代歷史上最開明的王朝。即使口含天憲的帝王，也並非能夠為所欲為、肆無忌憚。其次，時為侍郎的章惇，日後被史臣赫然列入《奸臣傳》，此人黨同伐異，「老奸擅國」。同時，他又是大文豪蘇東坡最好的朋友之一，證明了歷史人物的立體多面性：「壞人」不一定全壞，「好人」也不一定是完人。



　　當然，時人言起宋朝，自然首先會想起「靖康之恥」的奇辱和「崖山之役」的慘敗。相較大漢盛唐、朱明滿清，兩宋的領土小得可憐，北宋最盛時也只有25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特別是趙匡胤開國以來「重文抑武」的國策，使得宋朝長期陷於「防禦」的狼狽境地，積弱至亡，甚至出現同樣的悲劇上演兩次這種超奇怪的現象。



　　其實，在我們撫膺歎息之時，大多數人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自晚唐以來，中原王朝的崩潰所導致的大分裂，致使北中國一直戰亂頻頻。沙陀人石敬瑭更是把燕雲十六州獻奉給契丹人，深植下其後北宋王朝的滔天大禍。而後，契丹、党項、女真、蒙古諸族相繼登上歷史舞臺，刀光閃閃，血肉翻飛。



　　從現在的眼光看，殘殺、爭鬥自然是波瀾壯闊的「民族大融合」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但就當時來講，宋代前所未有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皆在刀光劍影之下遭受了毀滅性的摧殘。



　　連年不斷的戰爭所造成的巨大消耗，以及兩次亡國的痛苦過程，使得宋朝人民辛勤創造出的財富一而再地化為烏有。最重要的是，戰爭使無數百姓死於非命。13世紀初，金朝佔據的北中國有五千多萬人口，南宋所占的南中國有六千多萬人口。蒙古號角吹響後，經過七八十年間的殺伐，至南宋滅亡時，江南及中原地區的人口竟然從原來的一億多人變成只剩下不到六千萬人，這還有賴於元臣耶律楚材的一句勸說，蒙古大汗才沒有施行把北中國「漢人」殺盡以其地盡作牧場的政策。



　　由此可見，文明，尤其是刀鋒之上的文明，是何等的脆弱！



　　漢文明自身的發展總是依據「盛極而衰」的規律脈動，宋王朝也避免不了這種刻骨的悲劇。它的文化水平在當時來講太先進，文明程度太讓人過於陶醉其中。即使囿於一隅，士大夫頭腦中仍覺得自己所居之地才是世界文明的中心。所以，自戀至極的宋朝中國人（當然他們有理由因自己文明的高級而自戀），像極了一個酒足飯飽、事業有成而又身體虛弱的中年男人，他太關注自身精神層面的至高享受，全然忘記體內的衰落和「高度發展」所引致的遲鈍。



　　最讓人恐懼的是，野心勃勃、充滿活力的野蠻人垂涎於文明所創造的物質財富，逐水草而居之餘，他們如同窺視獵物的群狼，隨時會蹴然一躍，撲向這些定居的、文明的、軟弱的好鄰居。



　　野蠻毀滅文明，於野蠻人而言，是一種莫大的成長；於文明人而言，卻是萬劫不復的、可悲的停滯。



　　暫時忘卻那些宿命般的悲劇歷史，回顧三百餘年的文明成就，確實讓我們對偉大的宋朝有駭然驚歎之感。遙想先輩，他們發展高度文明的能力一次又一次被摧毀，國家一次又一次遭受慘烈的災難，但華夏人民充滿激情的創造力、勇往直前的理智力以及百折不撓的意志力，皆給我們後人留下了寶貴的物質遺產和精神遺產。



　　昔日的繁華，早已成為深埋於地下的廢墟；從前的風華，也化為過眼煙雲。我們卻無法否認那一個燦爛時代的不朽與光榮。往事越千年，我們的鼻孔中仍能嗅到那三個多世紀汴梁與臨安傳來的梅花香氣，還能依稀聽聞詩人詞家那一歎三疊的華麗詠歎。正如一位高盧詩人回憶羅馬的輝煌那樣：「不可能沈沒的身軀，會以不可抗拒的活力重現。它們從深水中反彈而起，將躍得更高！火炬傾翻，反而燃得更亮！你，不朽之城，沈沒之後反而更加光芒四射！」（納馬提阿努斯《循環往復》）



　　是的，偉大的宋朝，並非是死亡的朝代，即使它崩潰的瞬間，也如流星隕落一般，照亮了野蠻的黑暗，驅散了內心的恐懼，足以啟發後人的心智。在我們民族的記憶中，宋朝，偉大的宋朝，已成為永恆。



　　為此，我們需要重新回顧一下那個與野蠻為鄰的偉大時代的方方面面，藉此把記憶的碎片黏合起來，重組三百多年間我們不屈不撓的先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思想方面，隨著佛老在中原的失勢，宋朝科舉制相比唐朝更加注重公平競爭。在《宋史》中入傳的近兩千人中，平民或庶族中小地主出身的人士竟然高達近60％。言論寬鬆，議論自由，是那個時代的大趨勢。同時，宋朝經學，即兩漢以來的對儒家典籍的闡釋之學，日漸式微，代之而起的是士人把章句訓詁改為義理闡發。由此，性理之學蔚然大觀，北宋有王安石新學、周敦頤濂學、張載關學、二程洛學，南宋有朱熹道學、陸九淵心學、葉適事功學等等。雖然宋儒理學在日後逐漸發展成為國人的思想桎梏，但就當時來講，正是對兩漢經學和盛唐佛學的推陳出新，粲然形成了一種嶄新的、以儒學為根本的、兼收佛老及諸子學說的新儒學體系，成為中國古代思想發展史上的一個高峰。



　　文學方面，宋詞一洗晚唐浮豔之風，或豪放，或婉約，大放異彩，其中以歐陽修、蘇軾、李清照、辛棄疾、陳亮為代表；宋詩也不可小覷，其多於用典的濃郁書卷氣，使得中華文化精髓每每躍然紙上，尤以陸遊、范成大、楊萬里、劉克莊昂然執其牛耳，悲沈激盪，膾炙人口。



　　藝術方面，由於宋朝諸帝皆留意文翰，貴族士大夫亦步亦趨，繪畫、書法方面人才濟濟，甚至徽宗皇帝本人就是一個真正的大畫家、大書法家（北宋連銅錢上的鑄字原體也由皇帝親自書寫）。拋開細膩華貴的「院體畫家」不講，蘇軾、米芾、米友仁、李公麟等人所崇尚的「士大夫畫」，使豪爽、性靈的「尚意」審美意境貫穿以後數個朝代，長盛不衰。在這種藝術風氣影響下，宋代在製瓷、建築、雕塑、舞蹈、工藝美術等多個領域，皆達至登峰造極的地步。對此，陳寅恪不無感慨：「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年之演變，造極於趙宋之世。」



　　科技方面，國人一向引以為豪的四大發明，其中竟有三項皆肇自宋代：活字印刷術、指南針和火藥。培根在《新工具書》中這樣寫道：「這三種東西曾改變了整個世界的面貌和狀態……沒有一個帝國、沒有一個教派、沒有一個赫赫有名的人物，能與這三種發明在人類的事業中能產生更大的力量影響。」自然，在農業、數學、天文、航海、地理、醫學等方面的發明和創造，宋代先人更是不遑多讓，一部《夢溪筆談》，不經意間已記述了數項獨佔鰲頭的「新科技」。



　　政治方面，宋太祖進一步以皇權為中心加強中央統治集權，巧妙地分散宰相之權。而後，宋朝建立了非常完善的科舉考試、官員銓選以及監察制度，成為中國封建社會政治體制最開明的時代。因此，南北兩宋三百多年，先前與其後各個王朝屢見不鮮的女禍、宦禍、外戚之禍、藩鎮之禍、權臣篡逆之禍、流賊覆國之禍，在宋代基本杜絕。即使在皇權至上的年代，宋帝也承認天下「道理最大」，而並非口口聲聲「朕即國家」。外朝官員能夠以「祖宗家法」的名義限制皇權，大體可按規矩依程序辦事。宰相可把皇帝的「御批」攢至數十封一併退還不辦（杜衍與宋孝宗），最終，皇帝不僅不惱，反誇獎對方「卿等如此守法極好」。這種君臣溫情，在漢唐明清那些所謂的大一統、大有為君王的統治期間是全然看不見的。



　　經濟方面，兩宋更是那個時代最先進的商業社會，其多種經濟模式均在世界上開一代風氣之先。特別是城市的發展，「屋宇雄壯」，「駭人聞見」。經濟活動「每一交易，動輒千萬」。瓦舍、勾欄，熙熙攘攘，娛樂、休閒通宵達旦，市民生活水平在當時世界絕對是首屈一指。而且，中國首創的紙幣交子、會子均在宋代出現並發展定型，這種革命性的貨幣形式比歐洲要提前六個多世紀。同時，一反前代重農輕商的傳統觀念，宋代商人不僅經濟地位得到提高，甚至可以入仕為官，極大地刺激了工商業的發展，士大夫還得出「商人眾則入稅多」的嶄新價值觀。



　　至於英雄豪傑，兩宋王朝更是層出不窮，撼人心魄──楊業、寇準、狄青、韓琦、范仲淹、歐陽修、司馬光、韓世忠、劉錡、岳飛、虞允文、辛棄疾、孟珙、余玠、李庭芝、姜才、張世傑、陸秀夫、文天祥等等，這些忠臣義士，耿耿精忠，求仁得仁，求義得義，不以成敗利害動其心，不以生死貧富移其志，才節兩全，代表了我們民族至高至偉的精神境界。他們或銜命出疆，或授職守土，或一心為國，或感激赴義，或慷慨就死，或臨難不屈，或捐軀殉國，功雖有不成，名卻彪炳千秋！



　　當然，在歷數了宋王朝的輝煌成就之後，我們不得不回到沈重而不能迴避的話題，即兩宋驚人相似的兩次滅亡。



　　「本朝（宋朝）懲五季（五代）之亂，削藩鎮，建都邑，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浸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破，中原陸沈，庸悔何及！」



　　文天祥之語，觸及的正是宋初矯枉過正的「抑武」國策。當然，王朝滅亡的原因多種多樣，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某個領袖人物的死亡甚至會改變整個歷史進程，比如釣魚城上飛擲而下的、那塊擊中蒙哥汗的石塊，它就改變了世界歷史的軌道。但除卻天時、地利以外，人是歷史行為的最關鍵因素。正是人為的懈怠，文怡武嬉，不思進取，才最終導致兩宋的滅亡。



　　南宋亡國有三要素：民窮、兵弱、財匱，正如王應麟分析的那樣，皆源自當國士大夫的無恥。特別令人慨歎的是，大敵當前，南宋朝野上下那種怡然自得的苟安心態，讓人切齒扼腕。



　　宋金隆興和議後，雙方和平狀態保持了大約四十年之久。為此，金世宗獲得「小堯舜」的美名，宋孝宗也被當時後世腐儒讚為「仁恕」之主。然而，大儒王夫之對此很有洞見：



　　「嗚呼，此偷安之士，難與慮始之民，樂懷利以罷三軍，而不恤無窮之禍。流俗之言一倡，而天下交和，夫孰能聽之哉？宋之決於和，非孝宗之心也。孝宗嗣立以來，宴寢不忘者興復之舉，豈忍以割地終之。完顏雍（金世宗）雄心雖戢，然抑豈有厭足之欲，顧江左而不垂涎者。故（議）和者皆其所不得已，而始以息民為名。貿貿者從而信之，交起而譽之，不亦愚乎！」



　　細究歷史，會有驚人的發現：宋金兩國，相踵亡於蒙古，其實最早的禍因正是肇於兩國當時的和平「善舉」。



　　金世宗史稱為明主，但其實也是篡弒之君，因此，他心中肯定認為自己能為眾人推立為帝已屬天幸，所以，他對南宋的「退忍」和一切「和平」努力，其實出於無奈。至於他「息禍養民」一說，只是腐儒和馬屁精的諛詞。



　　「汝欲息，而有不汝息者旁起而窺之」，野蠻民族只要確定了開始想向「文明」邁進，他就會忘掉身邊又會有像「昔日之我」的更野蠻民族蠢蠢欲動，「一息之餘，波流日靡，大不可息之禍，亙百餘年而不息！」



　　由此，我們從歷史的經驗中深刻認識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一旦金戈鐵馬的女真人習慣了風花雪月，蒙古部族的嗷嗷叫聲就肯定由遠而近，金朝、南宋，就會在血火之中化為文明的碎片。



　　確實，我們可以做這樣一個假設：如果南宋對金國不搞姑息議和那套投降伎倆，不斷深入進擊，派軍隊攻伐中原，這樣的話，不僅可以練兵鼓舞士氣，更可以宣威北方，使女真以外的後起少數民族聞之驚惕，對宋朝心存畏懼之心。反過來講，宋金爭鬥不歇，金國一方也會持志不懈，日習於戰，不會逐漸消淪其昔日的勇武好鬥。



　　倘若宋金持戰不歇，即使是金人兵強佔據優勢，每年都乘秋高馬肥之際逼臨江淮，「宋亦知警而謀自壯之略，尚不至蒙古之師一臨，而疾入於海以亡」。歷史中可以得見的是，金兀朮昔日南侵最大的「結果」，就是使南宋湧現了岳飛、韓世忠、劉錡這樣的忠勇大將，福兮禍兮，實相倚依。於金國而言，恰似當年南北朝時代的北魏，待其一息方新之銳氣，通好南朝，安宴於洛陽享天下之際，六鎮之禍正由此肇始。彬彬文治，最後的結果是拓跋氏赤族無遺之禍。因此，在血與火的時代，在危機四伏的世界，最怕的就是整個國家「乍然一息」。那些「以兩國人民和平意願出發」的自欺如果欺瞞了人民的頭腦，長此以往，忘兵忘戰，國民肯定會溺於安樂享受，一切忽然之禍，正是種於「緣飾文雅」之時。



　　可悲的是，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我們從來不汲取歷史的經驗!



　　時下的許多歷史書籍，皆以「恢宏」的煽情修辭或對歷史晦澀的「解構」當成賣點，常把《萬曆十五年》那樣以「偏門」剖析歷史的準歷史研究當作模仿對象，各顯身手，紛紛從經濟、軍事、氣候等「專業」刃面「切入」歷史研究。可惜，這些「大部頭」著作往往忽略了歷史細節的描述，而有些作者功底的不紮實又使這些「大歷史」敘述錯謬百出，或張冠李戴，或弄混朝代，或把演義人物當成歷史真實，凸顯出急於求成的浮躁心態。



　　此外，歷史「剖析者」們在鋪陳華麗語句大談特談歷史的「規律」時，他們往往故意忽略偶然性在歷史進程中所起到的戲劇性、決定性作用：釣魚城下王堅所率宋朝守軍扔下的一塊石頭，如果離蒙哥汗的身體偏上十公分，不僅僅是中國歷史，全部世界歷史都將被重寫！所以，在學者們以詰屈聱牙的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等因素試圖重新詮釋歷史的時候，那些真正對歷史產生決定性意義的個人和事件，卻被不善於注意歷史細節的學者們有選擇性地「遺忘」了。



　　作為一個甘於坐「冷板凳」的歷史守望者，筆者總是試圖突破「歷史樣板戲」寫作的桎梏，仔細勾沈，復活那些淹沒於茫茫時光中的血肉人生，把已被「格式化」的歷史文字，轉化為鮮活的、生動的、甚至是「現場的」！我的目的只有一個：恢復我們民族偉大的、不朽的記憶！



　　最後，我想以南宋遺民林景熙一首《京口月夕書懷》作結：



　　山風吹酒醒，秋入夜燈涼。萬事已華髮，百年多異鄉。遠城江氣白，高樹月痕蒼。忽憶憑樓處，淮天雁叫霜。



　　是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