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序沈剛伯
糜文開先生在印度時，曾對印度文學下過一番工夫。他翻譯的泰戈爾《漂鳥集》被人們認為比以前的幾種譯本都好，因而頗為暢銷。現在糜先生已經由一隻漂泊的鳥，變成巢居的鳥，其新夫人裴普賢女士在臺大研究並講授國文多年，對英、日文的文藝作品閱讀亦多。她和糜先生既由文字之交，結為連理，更因琴瑟之樂，而益勤寫作；竟於蜜月中，共將泰戈爾的《園丁集》譯出，作為他們同心合作的象徵，並藉示他們願在繆斯領域中，長做園丁的志趣。這比呂東萊之獨成博議，更為雋雅，真算得為今日的藝林添了一段佳話。
目前自由中國的文人都很忙，大半是公事不知從何忙起，家事不知如何忙完—男的忙於生火、掃地，女的忙於洗衣裳、帶孩子—三餐粗飯剛上口，便又要為明天的柴、米、油、鹽打算，忙著寫點東西去換稿費。在這樣心境中寫出來的作品，怕免不了要多少帶些酸氣、辣味；若果硬把溫柔敦厚的傳統尺度拿去衡量它，總會覺得有點不大合式，儘管酸刻而不溫柔，辛辣而欠敦厚的詩文並不見得就不好。今日臺灣的文藝可說是大體正在這種「窮而後工」的病態中發展。
然而糜、裴兩位作家確是例外。他們得天獨厚，竟能相互地浸淫於愛和美之中，而摒除一切人世間的煩惱。惟其如此，纔能體驗出泰戈爾所說萬有的愛和美的真諦，因進而翻譯他對於萬有的愛和美的那些讚頌—經過很親切的揣摩，他們的譯筆自然是信而且達了。我不能作詩，更不會譯詩，實在說不出什麼內行話來譽揚兩位的作品。可是我記得泰戈爾曾說過他的詩在百年之後，仍當有人誦讀；我現在希望，並祝福，這譯本的流傳也會如此。
四十六年七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