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1980年代，在楊國樞教授的號召之下，我開始投入華人心理學本土化運動。《儒家關係主義：哲學反思、理論建構與實徵研究》（黃光國，2009）一書的英文版，以Foundation of Chinese Psychology: Confucian Social Relations之名出版之後，我開始和瑞典戈登堡大學教授Carl M. Allwood在國際學術期刊《社會知識學》（Social Epistemology）上，長期反覆辯論如何解決非西方國家發展本土心理學所遭遇到的各項難題，當時我已很清楚地意識到：我最重要的使命是發展華人本土社會科學，建立牟宗三（1988）所謂儒家人文主義的學術傳統，而不僅止於華人本土心理學。但是直到《內聖與外王：儒家思想的完成與開展》（黃光國，2018）一書出版之前，我從來沒有想像到自己竟然會寫一本書，題為《宋明理學的科學詮釋》！
?「三統並建」的宏願
在牟宗三（1982）的〈儒家學術之發展及其使命〉一文中，他將儒學的發展分為三個大時代（three epochs）：
1.先秦儒學：以孔、孟、荀為代表。
2.宋明理學：以周、張、程、朱、陸、王為代表。
3.當代新儒家：由熊十力先生開出，以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為代表。
在《歷史哲學》一書中，牟宗三（1988）說他畢生研究中國文化，目的在於重建中國文化，開出中國文化的新形態。他認為唯有道統、學統、政統三統並建，儒家式人文主義徹底透出，才能開出中國文化的新形態。他說：
道統之肯定，此即肯定道德宗教之價值，護住孔子所開闢之人生宇宙之本源。
學統之開出，此即轉出「知性本體」以融納希臘傳統，開出學術之獨立性。
政統之繼續，此即由認識政體之發展而肯定民主政治為必然。
道統是道德宗教，學統核心是科學，政統就是民主政治。牟宗三認為：道統是一種比科學知識更具綱維性的聖賢之學，是立國之本、是文化創造的源泉、是政統和學統的生命和價值之源；政統和學統是道德的客觀實現，失去了道統，政統和學統就會步步下降、日趨墮落；而失去政統與學統，道統也會日益枯萎和退縮。他以為，三統之建立就是「儒家人文主義」的真正完成，也就是儒家真正轉進第三期之發展。
牟宗三說他畢生所做的學術工作，旨在肯定儒家的「道統」，至於「吸納希臘傳統」，開出獨立之「學統」，則他力有未逮，有待後人繼續努力。放置在本書的論述脈絡中來看，所謂「吸納希臘傳統」，開出獨立之「學統」，就是用本書第一部分所主張的知識論策略，建立華人本土科學的自主學術傳統。
? 朱子的宇宙觀
基於這樣的見解，《內聖與外王》（黃光國，2018）一書取了一個野心十足的副標題「儒家思想的完成與開展」，我深信只要依照這樣的知識論策略，建構出普適性的「自我」與「關係」的形式性理論，一定可以解決儒家第三期發展所遭遇到的各項難題。當時我雖然已經開始閱讀朱子的相關著作，但是卻一直無法理解：為什麼他要把陳摶繪製的河圖洛書放在《周易本義》的卷首？
2019年春節過後，新冠疫情爆發，我開始處在一種長期自我隔離的狀態中。我非常了解：人類歷史上每次遭遇到如此慘重的疫情，都在醞釀著一種重大的文明變遷，因此決定趁這個時機，回顧自己一生的研究成果，撰寫「中西會通四聖諦」。
這時候，我的學生吳胤承送給我的一本《易學：人生的羅盤》，幫了我非常大的忙：當我搞懂河圖洛書，再回頭看朱子思想，感覺就像孔恩當年突然看懂亞里斯多德的物理學，而下定決心撰寫《科學革命的結構》那樣（Kuhn, 1962）！原來我不懂朱子的宇宙觀，所以談儒學第二期的發展，有如隔靴搔癢；一旦以河圖洛書所蘊涵的「陰陽氣化宇宙觀」作為背景視域，再來看朱子思想，就有豁然貫通、不吐不快的感覺！
人生的許多際遇說來是十分神奇的，這時我的另一位學生朱高正，當年邀請我為他編撰的《近思錄通解》寫序，又發生了奇妙作用。我對北宋四子的思想產生了概略印象，取出重讀，才讓我真正了解到：當年朱子為什麼要和呂祖謙合編《近思錄》，編完後，又加上邵雍的思想，獨立編撰《周易本義》和《四書章句集注》。我因此決定將原本執行科技部的研究計畫「傳承儒家的科學進路」，大幅度調整成為這本《宋明理學的科學詮釋》。
? 儒學第三期發展
孔子晚年作《易傳十翼》，子貢感嘆：「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從本書的角度來看，儒學第二期發展，朱子最重要的任務，就是釐清儒門弟子「不可得而聞」的「性與天道」，所以他著《周易本義》，將河圖洛書至於卷首，用以說明：「仁義禮智」的「仁道」和「元亨利貞」的「天道」相貫通；解釋《易》卦時的「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則可以說明他「心統性情」的修養論、「窮理致知」的知識論，以及「敬義挾持」的實踐論。
在中、西文化不斷交匯的今日，儒學第三期發展的任務，是吸納西方文明之悠長，以科學哲學作為基礎，釐清朱子的價值世界，說明儒家的「仁道」係以普遍的「人性」作為基礎，在變易的多元世界中，有其不易的韌性，不僅可以與西方的個人主義相抗衡，而且可以用來發展儒家人文主義的學術傳統，完成牟宗三（1988）「三統並建」的未了心願。
2021年8月1日，史學泰斗余英時辭世，中國大陸學術界盛讚他是「中國學術第一人」，跟他關係「亦師亦友」的龔忠武發表了兩篇長文，公開批評他是「海外買辦學人」。我從1980年代起，就是余英時的「粉絲」，藏有他的許多著作，當時覺得奇怪：一個真正的「史學泰斗」，身後怎麼會有如此兩極化的評價？取出他的著作仔細閱讀，才發現他的著作特長是考據詳實，卻藏有三大「罩門」，不能進入朱子的「價值世界」，我因此在香港《亞洲週刊》及《中國評論》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批評余英時的《歷史與思想》，並撰成本書第十二章〈「道統」與「政統」：儒家的民本主義〉。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在本書即將完稿之時，與我素昧平生的張易生，突然拿他所寫的《周易符號詮釋學》來找我，請我為他作序。我仔細拜讀他的大作，發現我雖然同意他的主要論點，但卻完全無法理解他所擅長的「象數之學」。跟他數度長談，最後還是替他寫了一篇序，題為〈王弼與胡賽爾：兩種現象詮釋學〉。
在撰寫這篇序言時，我一再回想以往遭遇，置於本書第一章，說明〈傳承儒家的科學進路〉之「通靈」經驗，包括：在夏威夷大學求學時代，結識林雲大師，並將他對我的指點寫成〈玄密之渡〉；1994年，我回到夏威夷撰寫《知識與行動：中華文化傳統的社會心理詮釋》一書期間，摯友趙子儀以蓍草誠心替我求得「遯」卦，開啟我研讀《周易》的動機；2021年，陳雪麗引導我到護國九天宮，儒道文化協會的師友請到朱子降鸞，寫出了一篇令我難以置信的鸞文，後來陳雪麗又提供我一篇周敦頤降鸞手寫的鸞文，我特別將這兩篇鸞文附於本書之後，供學術界討論，並進行反思。
對於這些事件的「真實性」（actuality），我一向秉持「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原則，認為它們是修持「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而可能達到的一種心靈境界，也是一種可能為人所經驗到的「事實」（factuality）。它們的「實在性」（reality），並非康德所謂「通靈者之夢」可以解釋（Kant, 1766/1989）。這是《易經》文化中所謂的「天人合一」，和西方近代文明講求的「主�客對立」，正好成為明顯對比。
為了要建立儒家人文主義的學術傳統（學統），我們應當牢牢記住費耶本德在《反對方法》一書中所提倡的「增生原則」和「韌性原則」（Feyerabend, 2010），尊重並容忍在人類歷史上所發展出來的各種文化系統，並且要磨鍊自己，能夠在這幾種偉大的文化傳統中，自由進出、從事創作。對於自己的研究成果則要記住高達美在《真理與方法》一書中所提倡的辯證詮釋學：提倡任何一種文化系統的人，必須注意對手從不同立場提出的挑戰，並且敢於挺身而出，為自己主張的文化系統，跟對手展開論辯。「真理愈辯愈明」，唯有經得起論辯與批判的文化系統，才有持續發展的生命力，以及生生不息的創造力。
國家講座教授
黃光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