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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明的夾縫:改變台灣命運的起手式

中西文明的夾縫:改變台灣命運的起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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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571380308
黃光國
時報出版
2019年12月03日
127.00  元
HK$ 107.95
省下 $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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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9789571380308
  • 叢書系列:BC 歷史與現場
  • 規格:平裝 / 304頁 / 14.8 x 21 x 1.52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BC 歷史與現場


  • 人文史地 > 中國史地 > 通史











    從世界史的宏觀角度,說明「文化中國」在世界史的地位,

    以及西方殖民帝國主義興起,中國為何衰敗。

    夾縫中的台灣,如何從「中西文明對抗」中,

    找到一條可行的出路?



      十五世紀歐洲進入大航海時代,台灣在中、西文化初步交會的「夾縫」中,開始走上歷史的舞台。



      西方殖民帝國主義的崛起,列強爭霸與殖民霸權,以及陽明學對日本明治維新的影響,世界列強們虎視眈眈,將台灣列為囊中之物,勢在必得。



      另一方面,本書從「心理史學」的觀點,分析林則徐、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晚清明臣,如何輔佐清廷應付內憂外患。從他們四人身上,可以看到當時中國社會「沒有兵的文化」和「官無封建、吏有封建」所造成的困境。



      尤其從「抬棺抗俄的左宗棠」和「長袖善舞的李鴻章」兩人一生行誼的對比,更可以了解:同樣的儒家文化傳統,在不同的人身上,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展現,其差別在於儒者所謂的「存乎一心」!



      袁世凱小站練兵,說明清廷試圖改變中國社會「沒有兵的文化」。但在科舉制度的羈靡之下,大多數士大夫想盼的是效法李鴻章的「滿門富貴」,「宰相合肥天下瘦」,結果「戊戌變法」宣告以失敗告終。



      「文化中國史觀」的建構,必須要以歷史事實作為基礎;而獨派人士主張的「同心圓史觀」,將台灣歷史在時間上限縮為五百年,在空間上與大陸切割,這樣的史觀是為了政治目的,刻意扭曲歷史事實,誤導下一代。



      看本書如何從「心理史學」的宏觀角度,剖析從秦漢以來沒有兵的文化,到清末中國進入百年羞辱世紀,探討為何台灣處在中西文明對抗的夾縫中,會陷入今天「內耗」的兩難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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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讀

    第一章 夾縫中台灣的處境

    第二章 西方的崛起與殖民帝國主義

    第三章 列強爭霸與殖民霸權

    第四章 鴉片戰爭與林則徐

    第五章 陽明學與明治維新

    第六章 平定「太平天國」的曾國藩

    第七章 抬棺抗俄的左宗棠

    第八章 李鴻章與甲午戰爭

    第九章 康梁變法與百日維新









      本系列題為《夾縫中的台灣》,內容共分三部。我撰寫本書的主要目的,是要提供一種「文化中國史觀」,為處於「中西文明對抗」之夾縫中的台灣,找到一條可行的出路。職是之故,在這篇「導讀」中,首先我要談的是何謂「文化中國」,其「史觀」又是什麼。



      羞辱的世紀



      中國自從第一次鴉片戰爭(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失敗之後,開始進入「百年羞辱」(century of humiliation)的時期,對於西方列強所發動的侵略戰爭,幾乎毫無抵抗能力。尤其是在一八九四年發生的甲午戰爭,清廷竟然敗於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不得不簽訂馬關條約,把台灣和澎湖割讓給日本。



      日本在經過一個世代的勵精圖強,不僅打敗中國,更在中國的領土上,發動「日俄戰爭」(一九○四─一九○五),打敗俄國,迫使俄羅斯帝國不得不將它在滿州的權益讓給日本,人為刀殂,我為魚肉,任憑宰割,使得中國知識分子信心全失。



      一九一六年,袁世凱陰謀恢復帝制,通令全國尊孔讀經,激起了一波新「新文化運動」。到了一九一九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在巴黎召開的和平會議上,中國代表對日本妥協,把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消息傳來,輿論大譁,北京學生立即上街頭抗議,新文化運動也迅速轉變為一場以「內除國賊,外抗強權」做為主要訴求的愛國運動。



      在新文化運動期間,中國知識界其實已經處在一種文化危機的狀態中。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前提之下,為了掃除政治和社會上的弊端,參與新文化運動的許多知識菁英企圖用「西方文化」來反對「傳統文化」。譬如「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導人陳獨秀(一九一八)在他一篇著名的文章〈答佩劍青年〉中,便將中西文化對立起來,而徹底否定清末以來的「中體西用」論:「歐洲輸入之文化與吾華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質極端相反」,「吾人倘以新輸入之歐化為是,則不得不以舊有之孔教為非;倘以舊有之禮教為非,則不得不以新輸入之歐化為是,新舊之間絕無調和兩存之餘地」。



      「五四意識形態」



      他們言行狂謬,破壞綱常。陳獨秀(一九一九)因而在《新青年》上發表了一篇〈本志罪案之答辯書〉,他說:「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那德先生,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他非常堅定地表示:「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政策,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這段出名的宣言,變成「新文化運動」的主題。



      在當時的政治和社會氛圍之下,大多數青年將西方的「德先生」和「賽先生」當作新偶像頂禮膜拜,新文化運動愈演愈烈,「吃人的禮教」、「打倒孔家店」變成喧騰一時的口號。儘管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導人物並未全面否定傳統,新文化運動實際上卻演變成為「全盤反傳統主義」(林毓生,一九七二�一九八三)。



      在救亡圖存的時代要求下,五四之後的中國知識界普遍盛行著三種意識形態:社會達爾文主義、科學主義和反傳統主義。在國共內戰時期,親國民黨的知識分子主張學習英、美的議會政治;親共產黨的知識分子主張學習十月革命後的蘇聯。然而,他們對於這三種意識形態的堅持,卻沒有兩樣。



      文化中國



      抗日戰爭勝利後,國共之間立即爆發了慘烈的內戰。中共在一九四九年獲取政權,國內情勢底定之後,旋即發起「三反」、「五反」等一系列的社會改造運動,最後演變成「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而李登輝在一九九四年掌握國民黨內的實權之後,不久即唆使一批所謂「自由派」的學者,啟動「教育改革」,徹底毀壞當年台灣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的社會根基。



      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在台灣各級學校任教的日籍教師都被遣返回國。對於台灣的歷史發展而言,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是十分重要的一年。那一年,跟隨國民政府撤守到台灣的兩百萬人中,不僅包括六十萬大軍,而且還有一群當時全中國的文化菁英,這些人在各種因素的因緣際會之下,被歷史洪流陸陸續續送到了台灣,並迅速填補了日籍教師在各級學校所留下的真空。他們在十分艱困的情況下,在台灣社會中播下「文化中國」的種子。



      在蔣經國主政的時代,跟隨國民政府播遷來台的文化菁英,像孫運璿、李國鼎、趙耀東、尹仲容等人,和台灣企業界的優秀人士,像王永慶、張榮發、高清愿等等,再加上台灣民眾的共同努力,不僅塑造出「四條小龍」的東亞經濟奇蹟,而且把台灣的民間社會塑造成一個「比中國更中國」的「文化中國」。



      「去中國化」



      「文化中國」(Cultural China)是哈佛大學教授杜維明在一九八○年代提出的概念,原本是指離散於中國大陸之外的華人文化區。當時中國大陸在經歷「文化大革命」的劫難之後,剛開始走上「改革開放」之路,「文化中國」已經被摧殘殆盡,所以有此一說。



      令人遺憾的是:李登輝在國民黨內當權之後,為了從根剷除國民黨的勢力,從一九九四年起開始借助李遠哲的「諾貝爾獎」光環,以中央研究院及台灣大學作為主要基地,發動一批所謂「自由派」的學者,啟動「四一○教改」,叫出「廣設高中大學、消滅明星高中、打倒升學主義」等的民粹式口號,毫無章法地胡亂移植美式教育。



      一九九四的教改,可以說是台灣由盛轉衰的關鍵。翌年我即出版《民粹亡台論》,批評李登輝搞的「黑金政治」,根本不是什麼「民主」,而是一種「民粹主義」。



      陳水扁執政之後,又全力推動「去中國化」,在台灣搞出了一種沒有「品管」的教育,經過一個世代的荼毒,不僅塑造出一個看不到願景的「缺德」世代,而且將技職教育摧毀殆盡。二○○三年,我聯合學術界的同道,組成「重建教育連線」,發表「教改萬言書」,並出版《教改錯在哪裡?》,對「四一○教改」造成的後遺症,提出全面性的批判。



      儒家思想的完成與開展



      從今天的角度來看,五四時期被新知識份子尊為「洋菩薩」的「賽先生」,其實只是一種「科學主義」(scientism)而已;當時的「新青年」是用一種自己並不了解的口號(科學),在摧毀一個不可能被徹底消滅的傳統(文化),結果是演變成「文化大革命」的民粹式悲劇。



      台灣的一九九四教改亦可以作如是觀。當時所謂的「自由派」知識份子,其實是用「現代化」的口號,盲目推動一種「全盤美化」的教育,以達成自己的政治目的。結果「一九九四教改」成為台灣「由盛轉衰」的轉折點,整個台灣社會也陷入「內耗」的「民主困境」。



      基於這樣的觀點,過去幾十年在推動「社會科學本土化」的過程中,我始終堅持以西方的科學哲學作為基礎,建構「含攝文化的理論」,來說清楚自己的文化傳統。最近我綜合過去歷年的研究成果,出版了一本《內聖與外王:儒家思想的完成與開展》,書中主張:中華文化傳統是一種追求「內在超越」的科學哲學,必須借助西方的科學哲學,建構客觀的理論,才能夠說清楚它所主張的「關係論」和「心性論」。因此科學哲學,可以說是儒家思想完成第三次現代化所必須要的「外王之道」。



      儒家主張的「關係論」和「心性論」建構成客觀理論之後,它才可能獲得進一步的開展。在《致中和:儒家「修養論」的科學詮釋》一書中,我便以我所建構的理論作為基礎,說明朱熹當年編註《四書》所要彰顯的一貫之道。



      在「心性論」方面,我所建構的理論是「自我」與「自性」的心性動力模型。從這個理論來看,要了解一個人,不僅要知道他的當前所面對的問題情境(意識),而且要知道他過去的生命經驗(個人潛意識),以及他的文化背景(集體潛意識)。因此本書採取「心理史學」的觀點,分析歷史上的重要人物。



      兩岸共構文化中國



      在文化分析方面,我採取「分析二元論」(analytic dualism)的主張,堅持必須在概念上將文化、社會和個人做必要的區分,一層層地加以分析,以免犯上「混接的謬誤」(fallacy of conflation)。



      近期劍橋大學出版社幫我出版了一本小書,總結我對社會科學本土化的基本主張,題為《含攝文化的理論:一種知識論的策略》(Hwang,二○一九),書中指出:我建構理論的第一步,是主張「建構實在論」(constructive realism),不是獨派主張的「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從這個角度看來,「文化中國史觀」的建構,必須要以歷史事實作為基礎;而獨派人士主張的「同心圓史觀」,將台灣歷史在時間上限縮為五百年,在空間上與大陸切割,這樣的史觀是為了政治目的,刻意扭曲歷史事實,誤導下一代。



      我不認為兩岸有「立即統一」或「立即獨立」的條件。然而我認為「兩岸和平、互利共生」是所有中國人的共同期望。台灣的主政者必須表示出足夠的善意與誠意,在「一中兩憲」的現實條件上,跟對岸展開談判,先討論如何「兩岸共構文化中國」,等到雙方「心靈契合」,再思孜如何和平統一。這是我提倡「文化中國史觀」的最主要目的。



      本部書題為《夾縫中的台灣》,其目的在於從「心理史學」的宏觀角度,說明台灣為什麼會陷入今天「內耗」的兩難困境,試圖找出跳脫這種困境的方法。



      本書內容分為三部曲,第一部題為《中西文明的夾縫》,從世界史的宏觀角度,說明「文化中國」在世界史的地位,以及西方殖民帝國主義興起之後,中國為何衰敗,致使台灣陷入「夾縫」之中。第二部《台灣自我殖民的困境》述說台灣「被殖民」的歷史,並分析在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下,中國人如何陷入「自我殖民」的困境。第三部《自我殖民的辯證》分析當前台灣知識份子「自我殖民」的心態。




    其 他 著 作
    1. 台灣自我殖民的困境:從被出賣到凌虐,台灣被殖民與自我殖民的困境
    2. 破解黃光國難題的知識論策略
    3. 內聖與外王:儒家思想的完成與開展
    4. 社會科學的理路(第四版思源版)
    5. 東亞哲學與心理學:邁向修養心理學
    6. 儒家文化系統的主體辯證
    7. 總統?總督?!台灣精神與文化中國
    8. 盡己與天良:破解韋伯的迷陣
    9. 倫理療癒與德性領導的後現代智慧
    10. 社會科學的理路(第三版)
    11. 心理學的科學革命方案
    12. 最後的亞細亞孤兒:從李登輝、彭明敏、黃光國的生命故事看台灣人的1949
    13. 反求諸己:現代社會中的修養
    14. 一中兩憲:兩岸和平的起點
    15. 民粹亡台論
    16. 中國人的權力遊戲
    17. 社會科學的理路(第二版)
    18. 知識與行動-中華文化傳統的社會心理詮釋(第二版)
    19. 權力的漩渦
    20. 民粹亡台論
    21. 民粹亡台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