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二○○○年個人首本學術專書The I Ching in Tokugawa Thought and Culture在夏威夷大學出版社面世後(中文版為《易學對德川日本的影響》〔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年〕),我的學術性格便成為「二刀流」,一直同時進行德川思想文化史及亞洲易學史的研究。在亞洲易學史方面,我是以日本為出發點,然後伸延至韓國、越南、琉球等「漢字文化圈」的成員,最後探討中國周邊及境內的非漢族群,從而嘗試建構一個脫中國中心主義的「亞洲易學文化圈」概念。
我與非漢族易學結緣是一九九八年在中國雲南省麗江市玉龍雪山下的一個文化體驗。當時我參觀一間藏傳佛教寺院,在其中看見太極及八卦的符號,覺得不可思議;後來在司馬富(Richard J. Smith)的The I Ching: A Biography(2012)中看到西藏易學(頁160-167)的簡介才恍然大悟。這成為整個研究計劃的出發點。越是研究,越覺有趣及有意義,彷彿發現新大陸般興奮。
這個研究在二○二○年至二○二二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期間完成,因此完全無法去中國做實地調查,實在遺憾。此時正值香港經歷最艱難的時期。如果不是終日埋首文獻,從中尋求逃避及慰藉,這段日子真的不知要如何熬過。最後要感謝全球易學研究同仁Richard J. Smith、鄭吉雄、韓子奇及黎子鵬的長期鼓勵與支持。此外,臺大出版中心的專業團隊及兩位匿名評審的建設性意見均有助改善書稿內容。書中若有錯漏,當由作者一人負責。此外,本研究獲香港政府研究資助局資助(GRF14602921)及〈党項族易學〉一章的早期版本曾刊於《中國學術年刊》,謹此一併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