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1723，世界史的11扇窗：接觸、匯聚與開創，從全球史中的人物，看見現代世界的格局與變化

推薦序（節錄）

一七二三：世代、世界觀，與世界史

──美國賓州州立大學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　夏伯嘉

　　通覽一七二三年前後出生的眾人生平，自然想起了輩代（Generation）一詞。德國社會學家卡爾．曼海姆（Karl Mannheim）在他一九二八年〈輩代的問題〉（The Problem of Generations）一文定義說：「作為社會現象，代的意義只不過是一種身分的定位，包括了在一個歷史與社會演變的『同年輩』」。「代」這一個概念有兩重涵義—生理上的定義與歷史中的定位，「同時代不一定有社會學上的重要性，只有參與同樣的歷史與社會過程才是」。曼海姆對「世代」的定義與另一個相關的概念「世界觀」（Weltanschauung），在理論上有互動的作用。「世界觀」的形成是經過一個複雜的過程，在某一個時空下，積累的經歷、感受，和知識構成一種主觀的意識形態。曼海姆說：「最重要的問題，是怎樣將理論上從某時代的客觀事實去解釋一個整體的精神，一個『世界觀』。」

　　《一七二三》一代人的世界觀，反映的不單是同年代一輩的生活經驗，更重要的是在西歐與東亞這兩個中心地域構成的空間條件下產生的意識形態。書中八位歐洲人生活在英、法、美，在北大西洋，西歐的地域中養成了他們的世界觀。在他們生活的西方，不單經歷了快速的經濟成長，更體驗了大時代的政治動盪：美國獨立戰爭與法國大革命。西歐人的世界觀包含了東亞，在《國富論》史密斯指出當代中國經濟的兩大特點：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形成了一個相當富裕的社會；可是，中國限制國際通商，而下層民眾工資低下，造成長遠經濟增長的隱憂。相對史密斯對中國經濟的負面印象，在英國的文化圈卻發起了「中國熱」（chinoiserie）：在宮廷、園林、瓷器、美術捲起了一陣的中國風，如錢伯斯和雷諾茲的生平可見。這一陣中國風從歐陸吹到英國，其發源地和發起者卻是遠在中國的耶穌會士。在他們的書信中，中國被吹噓成為文明第一大國，而耶穌會士正努力傳播基督福音。當中國風吹越英倫海峽之際，在法國卻興起了反潮流。《百科全書》七萬一千八百十八條目中有一百二十三條有關中國，其大部分出於狄德羅和霍爾巴赫男爵的手筆。受到了狄德羅的影響，有志於技術和工藝的霍爾巴赫從早期的欣賞中國轉變為負面評論中國，《百科全書》有關中國最重要的條目是狄氏書寫的「中國哲學」，文章批判了儒、道、佛思想，對儒家的道德倫理上有讚譽之詞，卻認為儒家在形而上哲學和自然哲學毫無貢獻。在一件一七六○年的書函中，狄氏回憶起一段對話：「關於中國人，顧神父（pere. Hoop）與男爵（按：霍爾巴赫）都是仰慕者，也許描述中國人的智慧有些是真的，可是我不太相信有智慧的國家。」狄德羅的中國知識主要來自耶穌會士的書籍，但是他的懷疑態度和負面的看法正好跟比他長一代的伏爾泰形成強烈的對比。耶穌會在十八世紀中、後期在歐洲遭受的打擊，造成了對耶穌會中國知識的整體批評。威瑟斯本在美洲費城簽屬，〈獨立宣言〉那一年，耶穌會已被葡、西、法三國鎮壓，並於一七七三年被教皇解散禁會。

　　正當歐、美走過了啟蒙運動、美洲獨立與法國大革命的歷史大動盪，盛清中國、德川日本和李氏朝鮮享有一百多年的太平盛世。中國的人口於乾隆一朝急速直增，境內的小動盪，如陸耀經歷過的山東王倫之亂，輕易平定。在清朝鼎世，代表西方文化衝擊的傳教士中文譯著在帝國統治與儒家思想構成的世界觀中，只佔有邊緣的地位。西方傳教士於明清之際著譯的四百五十餘本書籍，只有利瑪竇的幾本科學著作被《四庫全書提要》收錄，其影響力尚不及「蘭學」在日本的地位。西方傳教士在日本、朝鮮與越南絕跡，在中國，除了在地方有少數教士祕密傳教，只有在北京仍然有歐洲神父在欽天監和宮廷服務。曾經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驅者，天主教傳教士變成了在歷史潮流中的漂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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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正國先生主編的《一七二三》一書，讓讀者從東至西，從中國到英國，管窺看到了十八世紀的文化、思想，與政治大潮流，確實為世界史的一部佳作。

以歷史的視角看一七二三年

──美國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教授　狄宇宙（Nicola Di Cosmo）

　　生活在二?二三年的我們，三十年前的世界是什麼樣子都不太記得了，又要如何評估三百年前發生的事？一九九三年，美國總統喬治?布希和俄羅斯總統葉爾欽簽署第二階段削減戰略武器條約，促使冷戰結束；奧斯陸協議簽署，可望推動中東和平；歐盟正式成立，同時科學家正在制定評估氣候變化影響的指引。那個時候的世界看起來多麼不同，甚至還未考慮技術如何改變日常生活、資訊生產與流通發生的革命、全球化如何衝擊國家和人民的經濟等，不勝枚舉。歷史學家的任務是篩選歷史的殘骸，辨識意義重大的變革，探問變革為何、如何發生，以及事件的長期影響。今日的我們是見證者，見證了一九九三年的所想像的，但如今許多方面未能實現的世界，以及實際取而代之的世界。既然從三十年前的世界看待未來，有許許多多的可能，便不應僅從今日的情況分析歷史人物的行為。雖然我們難免透過實際的結果看待過去，並在那樣的基礎上尋找重要事件和轉折點，然而經歷那些事件的人們，他們的許多行動，無法以同樣的方式理解。我們若要完全理解某個時代的意義，便不能不考慮那些事件的主角認為他們的行為將如何改變他們的現在和未來，不論後果如何。正如我們就個人的經驗都會發現，合理解釋「發生何事」的時候，僅僅考量結果並不是良好的作法，而在歷史研究中，這樣的取徑也使我們容易陷入「目的論」的解釋，即相信人們的行為和事件的發生都有某個目的──然而，這是歷史學家的重大謬誤和致命之罪。

　　因此，當我們反思歷史，回到三百年前的世界，我們可以回顧一七二三年出生的人們，而不必要求一致的框架：他們認為自己對於正在經歷深刻變革的世界可能做出什麼貢獻，他們又是如何參與當下的時代精神。自然而然地，我們便有榮幸從更宏觀的角度看待當時發生的事，在那個概括的視野中，連結人民、國家和大陸，並超越那些主角可能看到或經歷的範圍。本書收錄的論文透過研究特定人物的傳記，解釋為何一個任意的日期──一七二三年──可以激發歷史反思：關於世界觀認知的改變，而這些轉變既來自先前的發展，也影響未來的事件。每個時代都必須面對本身特定的問題：經濟、社會、政治、精神或物質、地方或國際。詮釋自己的時代，並選擇如何為時代所需的變革做出（或不做出）貢獻，是每個時代出生的人的責任。

　　十八世紀是知識和政治充滿激烈變革的時代，是革命、大規模社會動盪的時代，是突破貿易和探險邊界的時代──但這也是剝削的時代。同時，十八世紀也產生新的世界視野，一個在物質、地理和智識上不斷擴展的世界。一七二三年大約處於光榮革命和美國革命戰爭之間；而在中國，是清朝雍正元年；在法國，路易十五的統治達到繁榮太平。出生於一七二三年的人似乎形成一個特殊的世代。在這樣的年代中，他們參與深刻的變革，覓得自由和空間，透過創造符合當時需求和渴望的新知識，提升他們為世界做出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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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的來說，我們必須熱烈讚揚本書的主編陳正國教授，以及本書收錄文章的所有作者。這些同樣在三百年前誕生的個人，他們了不起的故事，為人類歷史帶來特殊的維度和豐富的視角。在這個視角中，一個時代稍縱即逝的性質，即時代的精神，儘管有著非常不同的地方特色和感知方式，在不同的大陸折射。我會主張，這種折射提高雅克?皮倫（Jacques Pirenne）所謂《普遍歷史的洪流》（Les Grands Courants de LHistoire Universelle）的可見度，使得能夠將抽象的趨勢與具體、切實的生活聯繫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