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與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此一命題乃從人類共同具有的基本「需求」立場,來確立勞動對人作為類存有體所具有的倫理與生命美學意涵。這是證成「具經濟意涵的生產關係乃於最後時刻確立了其自身成為不可批駁、也不可否定之基礎的必然性」此一立論的根本依據,這也正是馬克思所以認為此一「下層結構」的特質乃是以自然科學的方式來挖掘的道理所在。後繼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則持著「整體」的概念,以文化為主軸的論述得以與物質論產生具融會性的交集,在概念上重新解讀「以經濟(生產)『下層結構』作為理解、解釋乃至解構文化『上層結構』的客觀基礎」命題的理論意涵,並重新思考其所可能扮演優位角色的要件。盧卡奇(Gyorgy Lukacs)之「上層決定下層」結構歸因說,關心的是實踐革命策略的必要(結構性)條件。若欲改造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需要仰靠政治的力量作為翻轉整個體制的手段。被馬克思主義者視為「上層結構」的政制面向跟隨文化(意識型態)面向,同時有著回過頭來決定「下層結構」的經濟面向是否足以被改變的契機。阿圖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對資本主義體制則採取具「癥候」性的解讀形式,針對社會形體的整體架構從事具全面剖析性的描述。阿圖塞主張任何的社會形體作為整體來看,乃是由一些彼此之間具潛在矛盾性的不同元素所組成,是一種「破裂的統一體」:任何社會形體的各個部份是同時存在,但卻各自有著可以自主的內在運作理路,它們彼此之間又因時因地而產生不同的相關性。阿圖塞進而以超多決定的概念來解讀「破裂的統一體」說法,作為確立馬克思的「癥候的閱讀」具科學性的正當地位,並以保留「經濟面向作為最後的決定因」的說法作為重建認識論與社會存有論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