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序

　　對我來說，中國的八十年代是Magic。似乎一夜之間，街上開始流行喇叭褲，蛤蟆鏡，男人們的頭髮長了，女人們的辮子散了，公園的晚風把鄧麗君竊竊私語般的歌聲吹來吹走，那是自發的露天舞場開張了。白天的街道，天黑之後便成了港澳服飾的跳蚤市場，這被稱為夜市的所在，就是當時時髦男女的時尚發源地，雖然已是落伍歐美數年的時尚。不久，公園的露天交誼舞把一些夫妻跳散了，也把一些陌生男女跳成了情侶。我父親那樣的老輩藝術家朋友，從被發配的農村和邊遠地區回到了城市，鬧起了離婚，開始了戀愛（我們當年戲稱「亂愛」），跟我們一起盡享青春，儘管他們是花期二度。那時我所在的成都，出現了一些勁爆的新詞，比如「姦宿」，我猜那指的就是一夜情吧。還有個更具刺激性的詞，叫「群姦群宿」，大概就是熄燈舞所導致的即興情愛。

　　當時初涉文學的我，更有興趣的是我們的小團體活動。活動包括私家舞會，但舞場下聊的話題都很有趣，多半是聊小團體成員寫的或讀的文學、戲劇、電影作品。我們那個小群體成員的父輩，半數以上都是文學、戲劇、電影、藝術界的老輩兒，都是不久前剛恢復了自由、名譽，甚至工資，重歸他們社會地位，也重新拾起他們荒蕪十年的創作。我們的小團體分享剛剛舶來的卡夫卡小說，班雅明的《悲劇的起源》和《抒情詩人》，然後是沙特和波波娃，再轉到薩繆爾?貝克特、迪倫馬特、田納西?威廉斯??平行討論的還有卡繆、弗朗索瓦、福克納、沙林傑、索爾?貝婁，以及美國整個「垮掉的一代」。終於，中南美洲的魔幻寫實主義抵達了我們，讓我們醍醐灌頂地意識到，小說能超越怎樣的疆界，能怎樣地反叛和顛覆。那時，文化、文明的大門朝我們轟然大開，新奇的文學和戲劇、電影和音樂，讓我們應接不暇，恨不能生吞活剝每一部作品。

　　八十年代的標記不僅是鄧麗君、沙烏地阿拉伯、卡繆、馬奎斯，還有北京民主牆上的文章，星星畫展和傷痕文學。人們在一九四九年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中所受的創傷、以小說來展示「傷痕」，反思和療癒「傷痕」。還有更早的「傷痕」：延安整風，蘇區肅反，土地改革中冤死的幾百萬土地擁有者。一切都能成為「傷痕文學」的題材，似乎沒有什麼不可以揭露和控訴的，對於我們那批年輕的文學創作者，中國人幾十年的苦難和物資貧瘠，給與了我們的一條挖掘不盡的豐富礦脈。那時我二十出頭，對於自己幸運於父輩的創作自由，感到理所當然，受之無愧。我真的認為，我們生爾逢時，恰逢民族的大覺醒；我們的大時代來了，它就是是中國的文藝復興。我們天真而狂妄，認為八十年代僅僅是開端，以後就是才人輩出，進入文明史的大作品將一部接一部地問世，再往後，就是幾十年、幾百年的輝煌。中國人命苦，但撐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總算輪到我們輝煌了。但沒想到，到手的自由，在八十年代結束時，又被收走了。我所認為的大覺醒，恰是一場大夢。我們曾經的同道，不少像書中人物一樣，在八十年代結束後流落國外，儘管終獲自由，但也不得不接受與自由同來的些許「副作用」，比如命運的無定、未知，甚至叵測。

　　一九八九年年底，我告別了祖國，赴美國留學。他人給於的自由會得而復失，那麼就自己給自己自由吧。在國外回望那如若magic的八十年代，感覺它像一道耀眼的閃電，照亮了我們這代人的整個生命。沒有那十年，就不會有我今天的寫作歷程。我感覺自己跟書中主人公米拉蒂一道，激情而瘋狂地享受了那樣的十年，繼而對那時我們的精神和生命狀態不休地緬懷，尤其當下，中國的自由空氣尤為稀薄，更有「大夢誰先覺」之感。中華民族，對於天賦的自由，何時能享之為天賦？（2024/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