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一個對女性意義非凡的獎項，一本了解女性生命歷史的好書
林明仁（台灣大學經濟學系特聘教授）
2023年10月9號清晨4點半，克勞蒂亞•高爾丁（Claudia Goldin）家的電話響了，是斯德哥爾摩的亞當．斯密（Adam Smith）打來的。他首先恭喜她以「增進我們對女性勞動市場結果的理解（for having advanced our understanding of women’s labor market outcome）」獨得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接著提醒她：「妳只有90分鐘可以準備，因為我們六點就有記者會了。」她立馬吩咐她的丈夫，同時也是哈佛著名經濟學者勞倫斯．卡茨（Lawrence Katz）先把黃金獵犬皮卡（Pika）帶出門，她好緊抓時間準備接著下來的媒體陣仗。果不其然，六點一到，恭賀電話與email一刻也沒有停過。高爾丁在諾貝爾獎晚宴致詞時提到她總共收到了一千六百多封的電子郵件，許多是流下高興眼淚的字句。「有一位女性替全世界所有的母親、祖母、姊妹與女兒感謝我：因為我證實了她們知道是真實的事（validating what we know to be true）。」雖說近二三十年經濟學研究已經開始重視女性視角，而在高爾丁之前也已經有兩位女性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但能出現第一位以研究女性獲獎的經濟學者，仍然讓勞動經濟學與經濟史學者，特別是女性，士氣大振。一位西班牙經濟學者告訴高爾丁：「妳的得獎就跟我支持的球隊贏了世界盃一樣開心!」
經濟學家做為資料偵探
高爾丁1946年出生在紐約布朗克斯的一個猶太家庭，父親是一位資料處理經理，母親則是公立小學的校長，從小家中就非常重視科學教育。就讀康乃爾大學時，她本來想主修微生物學，卻在修了阿爾佛雷德．卡恩（Alfred Khan）的經濟學課程後改變心意。接著她進入芝加哥大學就讀，師承經濟史大師，後來也在1993年獲得諾貝爾經濟獎的羅伯特．弗格（Robert Fogel），在他的指導之下獲得博士學位。對於在芝加哥的日子，高爾丁是這樣說的：「班上50個同學裡面，只有兩個女生。但這對我並沒有造成任何困擾。因為對米爾頓．傅里曼（Milton Friedman）、羅伯特．弗格、蓋瑞．貝克（Gary Becker）、羅納德．寇斯（Ronald Coase）、喬治．史蒂格勒（George Stigler）––––五位諾貝爾獎大師––––來說，沒人在乎我是個女生。他們只在乎我說了什麼，以及我能為研究貢獻什麼。」畢業之後，她先後任教於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普林斯頓大學、賓夕凡尼亞大學，最後在1990年加入哈佛大學，她也是第一位在哈佛經濟系拿到終身職的女性教授。
高爾丁早期的研究著重在美國南方的奴隸制度，這些研究後來集結成為《美國南方都市奴隸史》（Urban Slavery in the American South）一書。稍後，她發現有許多白人女性即便是受雇者，也不願意在人口普查時回答她們的職業為何，這讓她開始對白人女性的勞動狀況感到興趣。在一次訪談中她提到：「當你發現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從5%，一路爬升到70%時，你就知道事有蹊蹺了。這代表工作與雇用的生命軌跡有了大幅改變。這就是為什麼（研究）女性很有趣，而（研究）男性很無聊的原因。」本書就是她過去四十多年來研究女性在勞動、教育、婚姻、生育等各方面生命歷程的成果。以經濟理論導引資料的收集詮釋，以資料佐證理論的合理性，也難怪諾獎委員會要說讀高爾丁的研究，就像看資料偵探解謎一樣有趣了。
高爾丁在經濟學界以深入研究婦女在勞動力市場中的地位而聞名。她1990 年的重要著作，《了解性別差異：美國女性的經濟史》（Understanding the Gender Gap：An Economic History of American Women）贏得了多個獎項，深入剖析勞動力市場中婦女的歷史；與勞倫斯．卡茨合著的《教育和科技競賽》（The Race between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則研究教育與技術對經濟的影響。這本最力作《事業與家庭》（Career and Family）則探討了自19世紀末以來，受過大學教育的女性如何平衡家庭和事業。
《事業與家庭》源自高爾丁數十年來對性別收入差距、勞動力參與率和教育原因與後果的研究。書中剖析美國受過大學教育的女性在1878年至1978年間的生活選擇，她們實現家庭（生育或收養孩子）和事業（長期具有良好薪酬的就業）的能力，以及這種雙重目標在20世紀和21世紀的轉變。本書以縱向資料（longitudinal data）的統計分析為支撐，搭配許多清晰的資料圖表，並穿插美國著名女性在專業領域工作與創業的故事，以進一步襯托敘述。這種在科學書寫和傳記體例之間的相互變換，讓讀者在吸收嚴謹的經濟分析之外，也能對當時的時空背景有更清晰的想像。
五個世代的大學畢業女性
（Five Cohorts of College Graduate Women）
作為一位經濟史學家和勞動經濟學家，高爾丁善於剖析歷史的複雜性。她發現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裡，受過大學教育的女性可以分為五個不同的歷史群體，來清楚地講述她們的生命歷程。每個群體中的女性面臨著相同的時代限制，擁有相同的志向，在相似的年齡結婚和生子，並在事業選擇上有相似的時間安排。與此同時，不同群體之間的差異是顯著的，不同群體之間的分裂或差異可能是社會期望、經濟狀況、文化價值觀、政府政策等因素所導致的。她並指出「工作」和「事業」之間的差異，工作只是賺錢的一種方式，而事業提供晉升和智力滿足。
第一世代：家庭或事業
（family or career）
第一組，「事業或家庭」群體，出生於19世紀末，1878年至1897年，畢業於1900年至1919年之間，是一個相對較小的群體，幾乎所有人都必須在家庭和事業之間做出明確的選擇，很少有人能夠兼得。考慮到當時的限制，她們不容易兩者兼得。這一代人中的許多人都寫作並談論她們的職業––––作為教師、圖書館員、社會工作者和護士等職業––––被視為更高的呼召，她們的職業使她們擺脫了婚姻和家務的限制。到了50歲時，有32%的女性從未結婚（而相對於最新一組，這個比例已經降至12%），其中一半的人從未生育孩子。在當時流行排外主義的時代（an era of rampant nativism），這樣相當高的無子女率使得一些同時代人開始思考「種族自殺」（race suicide）的問題，因為這些大學女性中有相當多的人來自上層階級家庭。在第一代已婚女性中，只有30%在45-49歲時在工作，但在最新一代中，這一比例上升到了84%。因此，從「事業或家庭」轉變為「事業和家庭」。
第二世代：轉變的群體/先工作再家庭
（The Transformation Group）
第二組，「先工作再家庭」群體，是一個轉變的群體。出生於1898年至1923年，畢業於1919年至1945年之間，通常是先從事工作，但不是高爾丁所定義的「事業」，然後建立家庭。起初，她們的情況類似於第一組，結婚率低，但最終與第三組相似，結婚率高，首婚年齡低，並且有很多子女。最終結婚的女性大多數都有孩子，儘管在結婚之前絕大多數都有工作經驗，但婚後就不再為薪水工作太久。許多人都有更廣泛的志向，但卻被外部力量所壓制，其中包括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隨著經濟的衰敗，各種限制性政策的擴張，包括婚姻禁令，禁止婦女從事文職工作與教師的政策。
第三世代：沉默世代/你會打字嗎？
（The Silent Generation：Can you type?）
第三組，促成嬰兒潮（baby boom）的「先家庭再工作」群體，出生於1924年至1943年，畢業於1945年至1965年之間，從二戰結束到動蕩又充斥著社會變革的60年代中期，畢業後立即開始工作，但她們在有孩子和養育孩子時大量離開勞動力市場。這個群體中有超過90%的人結婚，這些女性比她們的前輩結婚得更早（首次結婚的中位年齡不到23歲），且非常年輕就生育，近60%的25-29歲女性有孩子，家庭更大，符合美國人口的更廣泛變化，幾乎所有已婚的女性都有孩子並促成了嬰兒潮。將這些數字在正確加權後，整個群體中只有17%是終身無子女的。許多人在孩子長大後重返勞動市場「工作」，有些人利用這段時間實現了「事業」，但就業空缺阻礙了她們的職業發展。
雖然，家庭生活在第三組的時間和重要性上是第一位，但對於這個群體的許多人來說，這一切都被打亂。在所有結婚者中，有相當一部分（57.2%）在大學畢業後不到一年或在大學期間就結婚了（由於結婚而輟學，通常伴隨著懷孕，因此輟學率也相當高。考慮結婚時間和大學畢業時間，我們可以合理推測，其中相當大的一部份女性在大學期間遇到了她們未來的丈夫，這引發了有關大學扮演「婚姻市場」角色的有趣問題。在1960年代結婚的人的離婚率飆升。在1950年代結婚的大學畢業女性中，有12%在婚姻二十年後離婚，而在1960年代結婚的人中，這一比例幾乎達到了30%。因為一些州將離婚法律改為單方面（unilateral），這意味著夫妻中的任何一方都可以解除婚姻。許多幾乎沒有工作經驗的家庭主婦在婚姻中缺乏議價能力。
第三組在「家庭」方面獲得相當大的收穫，但在「事業」方面進展不大。她們成為貝蒂·傅瑞丹（Betty Friedan）《The Feminine Mystique》（1963）中所描述的受挫群體。她們對勞動力市場越來越不滿，因為她們在事業上幾乎沒有什麼提升，面試官員通常只問她們一個問題：「你會打字嗎？（“Can you type?”）」。
第四世代:嬰兒潮世代/與避孕藥
（The Baby Boom Generation：the Pill）
第四組，「先事業後家庭」群體，嬰兒潮一代的女性（baby boom generation），出生於1944年至1957年，畢業於1965年至1979年，這一代女性是第一個可以方便取得避孕藥（the Pill）的群體。大多數的女性在大學畢業後幾年才結婚。因此，首次結婚年齡上升了兩年多––––從1950年出生的群體的23歲到1957年出生的群體的25歲以上。這一代女性推遲了結婚，而不是完全避免結婚，僅有一小部份，有12%在她們四十多歲時仍然單身。然而，推遲組建家庭也有代價，因為有相當大比例的女性最終沒有孩子，19%的結過婚女性在40歲時尚未生育，大約有27%的第四組所有大學畢業女性從未生育。
她們吸取了前輩的教訓，前輩們經歷了從結婚、生育、職業到就業在歷史中最極端的轉變。作為婦女運動成熟時期的一部份，她們對於自己的職業和家庭有了更清晰的目標。這一代女性目睹了第三組的母親、姑姑和姐姐的經歷，從中吸取了教訓，開始更加謹慎地規劃自己的生活。她們看到許多第三組婚姻以離婚告終，這促使她們更加重視自己的教育和事業，以保障未來。擁有先進的避孕技術使她們能夠掌握生活的節奏，先有事業再建立家庭。儘管這一代女性的離婚率更高，但她們有更好的準備。在1970年代開始的婚姻中，有37%的夫妻沒能走到他們的第二十個結婚週年紀念日；在1960年代開始的婚姻中，有29%的夫妻沒有度過這一個里程碑。
第四組，年輕時參加勞動力市場的比例相對於上一代大幅上升。約65%的人在30歲時有婚姻的情況下，參與了勞動力市場。約80%的人在45歲同樣是在有婚姻的情況下，參與了勞動力市場。這一群體的主要職業從教師轉向了各種職業，包括任何職業聲望等級中最高的職業（the very top of any occupational prestige scale）。她們在事業上取得了進步，但在家庭方面卻有所失。對於那些將事業放在首位的人來說，有時候孩子是「被擱置」（hold）的。約有13%至18%在40歲左右時實現了「事業和家庭」的目標。這一代女性中包括Hillary Clinton等知名人物，她們在職業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同時也是家庭的重要角色。
第五世代:貪婪的世代/
小孩子才做選擇，我全都要
（The Greedy Generation：I want them all）
將事業放在首位，然後再嘗試家庭，就像第四組一樣，導致了相當大的「無子女」。首先考慮家庭，然後再找工作，就像第三組一樣，也不是一種好的路徑。第五組群體試圖兩者兼顧。但是她們成功了嗎？
最後一群被稱為「事業與家庭兼顧」的人，出生於1958年至1978年之間，畢業於1979年至2000年之間。她們目睹了前一代所經歷的挫折，意識到拖延可能導致無法實現的事情，因此開始積極追求事業和家庭的平衡，她們的勞動參與率是所有群體中最高的。儘管她們像第四組一樣推遲了結婚和生育的時間，甚至將兩者都推遲了更長的時間，但她們的生育率顯著提高。這最後一組人獲得了各種生殖技術的幫助，包括IVF，這些技術幫助她們受孕，而不是避孕。這群人主要希望同時實現事業和家庭，到了44歲時，沒有孩子的比例僅為21%，略高於嬰兒潮時期的「先家庭再工作」群體的18%。這一組群體中有更多的人在40歲左右實現了事業和家庭的目標––––21%至27%，而第四組群體則為13%至18%。因此，答案是，第組五群體在很大程度上比她們的前輩取得了更大的成功，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那些有子女的人在實現事業方面做得更好。
從以上的簡短說明我們可以看到，婦女在家庭、工作和事業上所面臨的變化都是非線性的，受到許多外生因素的影響，例如大蕭條、二戰、婚姻禁令、默許離婚、避孕藥和墮胎合法化等。從第一組到第五組群體，每一代都建立在前一代的成功和挫折之上。她們的路徑從最初的家庭或事業擇一，到後來成功地結合事業和家庭。每一代都在鬆動的約束和不斷變化的障礙下前進，這條路不僅漫長，而且曲折。女性在事業和家庭之間實現平衡的能力是近年才開始出現的，即使在當今社會，同時追求事業和家庭依然充滿挑戰。值得關注的是，即使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美國女性，在平衡家庭和事業上都充滿著挑戰，更不用說其他群體的婦女，她們在這方面的困難一定更具波折。
那個沒有名字的問題
（The Problem with No Name）
「女性在勞動市場上受到多大的歧視」一直是一個無法被社會忽略的問題。為什麼女性無法像同行的男性一樣快速晉升？她們的薪水和事業地位為何不符合她們的經驗和資歷？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女性因為法律、技術和社會障礙的阻礙，難以兼顧事業和家庭。近幾十年來，大多數明顯的性別歧視已被消除，避孕和生殖技術使女性能夠延遲生育，科技進步降低非市場勞動的時間需求，以及削弱家庭內部傳統結構的性別分工，夫妻間開始更公平地分擔家務與照顧勞動。然而，在中期職業生涯的收入和晉升至頂級管理職位方面，性別差距仍然存在。
1930年代至1950年代的歷史文件清楚顯示了在就業和收入方面的偏見和歧視。即使在1950年代末的緊俏勞動市場上，公司代表仍然明確表示，年幼子女的母親不會被僱用，帶有嬰兒的已婚婦女不被鼓勵重返職場，懷孕是自願辭職的原因。婚姻限制條款在1940年代之前十分猖獗，演變成了排除有幼兒和小孩的女性的招聘政策。學術機構和一些政府機構實行了裙帶關係限制條款。無數工作職位受到性別、婚姻狀況和種族的限制。
今天，真正的薪酬和就業歧視雖然重要，但相對較小。這並不意味著許多女性不面臨歧視和偏見，或者職場不存在性騷擾和侵犯。女性是否實際上因同等工作而收到較低的薪酬？整體而言，情況並不是這樣。以不同薪酬報酬給予相同工作的薪酬歧視僅占總收入差距的一小部分。今天，問題是不同的。
一些人將性別收入差距歸因於「職業隔離」（occupational segregation），即女性和男性自我選擇，或被強迫進入某些刻板印象中性別化的職業。然而，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列出的將近五百個職業，三分之二的性別差異收入來自每個職業內部的因素。即使女性的職業遵從男性的分布，它最多也只會消除男性和女性之間的收入差距的三分之一。
高爾丁認為，剩下的大部分薪酬差距是由於「貪婪的工作」（greedy work）所導致的。這些職業通常缺乏靈活性，工作時間的增加會導致非線性的收入增長，而且往往會帶來晉升的機會。婦女被期望承擔比男性更多的照顧勞動，因此她們可能會轉向與此類責任相容的「靈活的工作」，進而最大程度地提高家庭總收入。這種模式中，一位伴侶在需要在「待命工作」的「貪婪的工作」中工作，而另一位伴侶則在家裡「待命」，例如當孩子生病需要接回學校時。在異性戀夫妻中，通常丈夫是「待命工作」，而妻子則是「待命在家」。
相較於真正的薪酬和就業歧視，制度性障礙對於受過大學教育的女性獲得更高薪酬有更大的影響。工作中的制度性障礙獎勵「貪婪的工作」，這導致女性在孩子出生後的收入急劇下降，因為她們往往退出、轉為兼職，或接受更具可預測性時間的工作。高爾丁指出，改變工作制度的獎勵方式才是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並舉了獸醫、藥劑師和醫生等職業作為例子，這些職業正在從男性主導的「貪婪工作」轉變為更具有預測性和可預測性的工作。
家庭責任對性別差距產生重大影響的概念並不新鮮。高爾 丁將其視為一個核心問題，然後問道：現代世界是否必須如此？她通過律師的職業生涯來闡述了貪婪工作的故事，並與藥劑師的工作進行了對比。藥劑師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很像律師，但隨著大公司接管獨立藥劑師，這個行業開始向更一致和固定的工作時間轉變。她認為，企業及其客戶將每個藥劑師視為其他藥劑師的近似替代品，因此不再有必要建立貪婪的工作時間結構。結果縮小了這一行業的性別收入差距，男性和女性藥劑師的薪酬是相似的。
在有貪婪工作的世界裡，夫妻平權是很昂貴的
In a world of greedy jobs, couple equity is expensive.
許多有孩子的夫婦最終會專注於一個有著較高薪酬的「貪婪工作」，而另一個則更容易隨時為孩子服務，儘管高爾丁沒有提到，但孩子不可預測的需求和關注也可能很貪婪。
共鳴
2024年，Goldin獲選為時代雜誌年度女性之一，評語是她說出被其他經濟學家所忽略的宏偉且大膽的故事(Big and Bold Stories)。老實說，這些故事其實很平凡，全世界有一半的人口是女性：她們可能是我們的母親、姊妹、伴侶、同儕、或者是同學，面對家庭與事業，努力扮演她們的角色。宏偉跟大膽這兩個詞之所以會出現，是因為被忽略。希望本書可以讓讀者更了解，這些在我們生命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的女性，她們有著什麼樣的希望，面對著什麼樣的限制，做了什麼樣的決策，過了什麼樣的人生。「我是不給建議的(I don’t give advice)」，高爾丁在時代雜誌訪談中說到。但她會建議學生實驗、嘗試新事物、看看妳跟什麼東西產生共鳴（experiment, try new things, see what resonates.)。希望本書能跟讀者的生命經驗產生共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