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我所認識的新加坡：一位在地記者的參與及觀察

臺灣版序

無論你在何方

　　二○二四年五月一個星期五的夜晚，我們臺北之旅的一個月行程接近尾聲，我和先生從臺北車站附近的旅館走到立法院周遭的街道。我們非常關注國民黨與臺灣民眾黨如何強行推動一項爭議性的法案；身為大半生在威權環境中工作的記者，來到一個民主國家渡假，一場自由進行的政治示威抗議讓人再興奮不過。離開臺灣之前，我們一定要再次造訪。

　　現場已經聚集了數千人，有些坐在人行道，有些坐在馬路上，有些在宣傳車之間遊走，聆聽不同人士的演講。資深運動者辛苦打理乏味無趣的後勤工作；熱情的高中生嚮往十年前自己還太年輕無緣參加的太陽花學運；上班族工作一整天之後結伴前來關心最新進度。我看到手牽手的情侶，帶著小娃娃的家庭，跟著夫妻前來的活潑狗兒成了示威者的寵兒。人們揮舞著自製的海報、事先印製的標語。口號聲、音樂聲與笑聲此起彼落，當然也少不了謎因與雙關語。政治人物踐踏正當程序讓人們感到憤怒、挫折，但整體的氣氛相當放鬆。我看到的警察大多忙著指揮交通，保護人們不被汽車與摩托車撞到。

　　如果政治人物能循規蹈矩、民主程序能運作順暢、民眾不需要上街抗議，當然都是好事一樁；然而我發現像臺北街頭這樣的大規模行動，有一種不可思議、撼動人心的力量，顯示了在必要的時候，人們會攜手同心，表明立場。我知道對於議題各個方面的細節，大家必然會有許多歧見；但是這樣的集會展現了共同的希望與願景──人們期待生活的社會，期盼看到的國家。

　　在新加坡，人們對於自己期盼看到的國家也有共同的夢想，並且竭盡所能朝著這個目標努力。臺灣運動者與組織者使用的許多策略與方法，新加坡同儕不是望洋興嘆，就是嚴重受限。示威抗議實質上遭到禁絕，因為《公共秩序法》（Public Order Act）會懲罰任何未經警方許可、「涉及宣傳理念」的公開集會或遊行──就連一個人進行也不容許。示威抗議想要通過警方這一關，必須在十四個工作天之前上政府網站申請。運動者知道要取得許可難上加難，這意謂我們只能將活動局限在演說者角落（Speakers’ Corner）──全新加坡唯一能夠舉行未經警方許可集會或示威的一座小公園；或者尋找其他方式來組織線上或線下的行動。其他選項也處處都是挑戰：劇場演出必須獲得資訊、通訊及媒體發展管理局（Infocomm 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核准，公開展覽也必須申請許可，外籍人士未經批准不得在公眾活動上發言。新加坡對於種族與宗教議題有各種法規，不僅用來對付種族歧視者，也用來壓制聲討種族歧視的少數族群。這樣還不足夠，人民行動黨政府以懲治藐視法庭及「假新聞」為由，透過立法擴張權力；執政黨高階成員則是以代價高昂的誹謗訴訟來打擊批評者與政治對手。我與臺灣公民社會的朋友討論時，他們大感驚訝：新加坡運動者如果想在凡事須經政府核准的狹隘空間做一點事，過程會有如行經地雷遍布的戰場。但是我們仍然利用自身的資源盡力而為，試圖開闢未來可以運作的空間。

　　這樣的工作相當困難，風險居高不下，有時也相當寂寞。運動者的故事──尤其是不遵守政府規定的「壞運動者」──在新加坡被邊緣化，主流媒體受官方掌控、因此被人民行動黨的敘事宰制，很少出現非官方許可的聲音與觀點。我和同儕有時會感覺，我們所身處的國家與這個政府向世界投射出來的新加坡，是兩個相互平行的次元。我們看到政府不希望人民看到的事情，發出政府不希望人民聽到的聲音，經歷其他新加坡人可能永遠不會經歷的遭遇──例如警方調查、檢察官起訴、法院訴訟、抹黑汙蔑。正如同在野黨國會議員會組成影子內閣、提出影子報告，呈現政府立場之外的選項；新加坡公民社會掌握的真相，也一樣給新加坡亮麗的公關形象帶來必要的平衡。

　　我寫作本書是為了點亮燈光，讓各種不同的敘事能夠走出陰影，獲取它們應有的地位，呈現更為細緻、複雜的新加坡面貌。我無法自居為新加坡全體公民社會的代言人──如果我這麼做，請不要相信我；但是我可以分享我如何體驗、觀察、思考自己的國家，一個既讓我怒火中燒、也讓我同等著迷的地方。

　　我嘗試讓局外人也可以理解本書內容，但寫作時念茲在茲的還是我的新加坡同胞。我們有好多事情必須告訴彼此，好多事情必須為後世留下紀錄，但是能夠這麼做的平臺與管道十分有限──儘管有社群媒體與其善變的演算法。我對這本書最大的期待，就是要讓不接受權力體制敘事的新加坡人知道自己並不孤單，同時也對不受制於人民行動黨規則的公共論述有所貢獻。如今，隨著《我所認識的新加坡》中文版問世，我也開始思考這本書對於新加坡之外的人有何價值。

　　我經常被指責對自己的國家「說壞話」，被視為一種背叛，但是我不以為然，從來不相信只因為我是新加坡人，就有職責為自己的國家洗白。新加坡的缺陷或許丟人現眼，但面對與批判這些缺陷絕非「背叛」國家。我們身為國民，擔負責任的對象是其他國民，不是國家權力或者宰制性的政治敘事。我之所以書寫新加坡的缺陷，是因為我們能夠、也必須做得更好。為了做得更好，我們首先應該瞭解、並且能夠討論國家的問題。當我的作品跨越國界，那是在向外接觸，希望能夠建立覺察、營造團結，連結其他地方打造更美好世界的努力。

　　今日的情勢相當艱難：有太多國家的民主品質每況愈下，日益惡化的貧富不均造成分裂與壓力，氣候危機威脅全體人類。在這個彷彿世界陷入火海的時代，人們很容易灰心沮喪，覺得無法做出正向的改變。我非常熟悉這種憤怒與悲傷，但正因如此，我也知道共鳴與連結的力量。在這世上，我會遭遇可怕的事，也會看到人們竭盡全力嘗試解決問題，或者至少改善狀況。他們的熱情與決心、同情與關懷、勇氣與堅持為我帶來激勵與動力。當我們看到彼此在崗位上全力以赴，我們會一起變得更加勇敢、堅強。如果你明白自己其實並不孤單，就不會覺得事情沒有希望。

　　美國黑人女性主義者、民權運動領袖芬妮．露．哈默（Fannie Lou Hamer）曾經宣示：「沒有人能夠真正自由，除非每一個人都獲得自由。」這番話深得我心，儘管我有時候心情跌落谷底，因為自己顯然無力讓每一個人都獲得自由。在這樣的時刻我會提醒自己，公正的世界不可能由一個人打造，窮盡一生之力也不可能。那會是一場持續開展的使命，我們必須日復一日付諸實行，每一個世代都在前一個世代的基礎上繼續努力。那也是一場超越國界的使命，因為我們關愛與照顧彼此、眾生、地球的能耐，要比任何政治人物與國家政府的權力更為古老、強大，本身就是自成一格的力量。

　　無論你在何方，你也擁有這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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