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我與它：附麥肯拓昔對於佛洛伊德「自我」概念的進一步論述

推薦序一

等路：迂行面向「我與它，我與我」

林耀盛（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教授）

　　關於佛洛伊德第二拓樸學的自我、超我、它相關議題探討，沈志中老師與我多次向學生強調，臺灣或中國對於「id」的翻譯，無論是翻譯為「原我」或「本我」，都是個誤譯。同樣地，自我，無論是翻譯自ego或self，置於殊義性文脈的（後）精神分析論述，乃至於不同的客體關係派別，也有差異性的指涉與相關的多重論評。但要理解耙梳這些異質文本的脈絡，若未能回歸佛洛伊德，就多半只能人云亦云或將錯就錯。長年投入精神分析並譯寫推動佛洛伊德重要文本的宋文里教授，此次又用心慎重地譯註�評註出版《我與它》此書，收錄佛洛伊德經典文本The Ego and the Id，尤其是根據2024年六月出版的由頌姆斯（Mark Solms）耗費30年完成的《佛洛伊德心理學作品全集修訂標準版》修訂譯文，再搭配後續學者麥肯拓昔（Donald McIntosh）的重要評論，成就這本書。出版作品如此並列討論，當更可讓讀者更深入理解佛洛伊德將精神機制比擬為一系列接續的銘記，每一層銘記都是前一層在另一種語言中的轉寫；這些接續的銘記代表了生命各個連續的時期，各個時期之間必然產生精神材料的翻譯，而「翻譯的拒絕則是臨床上所謂的抑制。」但我們往往陷入廉價的防衛機轉分類模式，認為精神分析的空白性與不可翻譯特性，當作精神分析文化難以「意義化」的託詞。其實，這也是一種拒認，一種自我閹割生命史的銘記塗銷。

　　關於精神分析探討，我們往往將注意力轉移到定義不明的「精神結構」，如自我、超我與「它」的探問。但是對於佛洛伊德提到的「它所曾在，我必成為」（Wo Es war, soll Ich werden）這句話「我」的「自我」差異性深刻意涵，甚至企近無意識主體，卻是經常被遺忘或漏失或錯置。##因此，需要重新盤點細讀相關重要文本，以回到精神分析的古典脈絡。我們看到從《重讀佛洛伊德》到《魔鬼學》到《我與它》，宋老師一再以親身體證扎實功夫，踐行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提到的「調諧」（tuning），我們進行翻譯將有如音響器材的調諧器般，不奢望意義的原音重現，但求精準與清晰的講述空間。海德格更認為翻譯者是一種創造者，他「朝向未曾言說的行進，刺穿未曾被思考的，驅出那還沒有來通過的，使未被聽到的顯現出來。」翻譯，做為朝向要被言說者的轉-化，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一個簡單的技術問題。甚至可以說，翻譯不是職業員的事情，翻譯等於是發現一種語言的問題，也就意味著，發現不只一種語言。語言，「無視自身地」思考；思考，其實是思想翻譯事件。對海德格來說，有一種親和性，是在言說本源的領居中共同居住的親和性，這種親和性從不在語言之間，而是在思和詩之間，一種朝向這一言說的，總是獨特的方式之間的接近。

　　同樣對於翻譯思考的哲學家班雅明（Walter Benjamin）來說，翻譯的使命就是，如彌賽亞一樣去宣告，分裂的語言得到了和解，在其中純粹語言君臨天下，這語言不是別的，正是語言自身的承諾。班雅明認為語言間有種血緣關係，此種關係一點也不暗含類似或模仿，只是自「出離點」離開的一個相同起源，這一「出離點」卻從不在場，這個點可以界定為分離本身，或者是如其本然的派生。精神分析閱讀理解的困難，尤其在學術政治與書市邏輯當下，這時代還願意一磚一瓦般投入精神分析工程者，幾希。如今，我們何其有幸地一再透過宋老師的精心譯註�評註開啟中文領域重要時空的思想詩意工程，回到自我與它的再度勘旅，除文本翻譯外，書中的譯註更是宋老師精心指出過往較少或幾乎未被閱讀觸及的環節，進而展延的深層意涵，逐次地顯現出來。各位手上的作品是「等路」（台語tan-l?o）結果，也是一種生命的伴手禮。這樣的禮物有更深刻的體認，因為宋老師經年累月千辛萬苦地長征跋涉於人文臨床與精神分析，這款精心耕耘等路的上市，其實也是一種自身「回歸佛洛伊德」實踐的贈禮。

　　領受這樣的贈禮，我們得以再度閱讀此次譯註�評註的文本，某個厚實層面上，無非是更靠近「無意識思維遠端感應」的可能性，亦即佛洛伊德「思想的傳移」關鍵問題。拉岡提到的「無意識是在主體當中『它』說話的場說」，以致在語言表達過程中有一處是在主體不知道的情況下，一再受到話語意符的後遺效應所重整。

　　我們一邊閱讀手邊的書本，一邊默契呼應佛洛伊德曾引用浮士德的話：「把妳祖先流傳給妳的一切接受下來，變成自己的。」佛洛伊德意在指出，文化成就的某些部分，無疑已經在「它」中留下了積澱；很多由「超我」做出的貢獻將在「它」中喚起回聲；兒童為數不少的新的經驗將被強化，因為它們是原始的種系經驗的重複。這樣，「超我」佔據了一種介於「它」和外部世界之間的中介位置；它在自身統一起現在和過去的影響。而後，當一字一句閱讀熱騰騰出版的《我與它》，也同步深刻踏入精神分析架構的兩個場景之間：沉默與言說；或者傾聽與敘說之間。精神分析無非是一種「緘默性」（muteness）與「能見度」（visibility）間對話關係。這樣的觀點並不弔詭，進行精神分析的歷程，其實個案都已經知道自身的答案，只是需要那關鍵一擊，讓痛苦的折磨找到釋放的出口。精神分析的請求最早會以圍繞症狀的「知識」形式被提出。當分析的結束恰好以對這個「知識」的消解，以及個案與其自身的真實相遇獲得一種新的「知識」特徵，精神分析主體創造本身的內在動力得以發展實踐。所以，精神分析的必然，在於結束的那一刻，才是起程的開端。

　　過往，有人將佛洛伊德戲稱為江湖術士（Freud as Fraud），或者認為其立論充滿如拉馬克式（Lamarckian）用進廢退說的奇想。如今，這些偏論爭議儘管仍未熄，仍無損於精神分析語彙無所不在地滲透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精神分析可以是辨認二十一世紀特徵的一種時代口音。透過此次心靈工坊的出版《我與它》，求索過程的「等路」雖然迂迴耗時些，但預期可讓讀者透過宋老師翻譯、佛洛伊德、譯注、評論、原典的多重反覆交錯閱讀，一如踏上精神分析式療程，在真實與虛構，歷史與敘說，存有與虛無，自我與它，新知與非知的多重越界之間，無意識的精神沉默編織閱讀經驗，辨識召喚出比我們所領受到的覺察體感與當代口音，還要無言、毋言、吾言……

　　它，說。

　　是我。我是。

推薦序二

亂局中的精神分析與其翻譯

沈志中（國立臺灣大學外文系教授）

　　佛洛伊德1923年的《我與它》（Das Ich und das Es）不僅標示著精神分析理論的重大轉折，也是造成日後歐洲與英美精神分析學派分歧的關鍵之一。甚至，它也是導致宋老師所說「現代中文的百年之亂」的亂源。

　　我始終主張應從精神分析時代的歷史角度研究精神分析，而非將精神分析化約為一套完整、可在歷史脈絡中歸檔的終結學說。從精神分析的歷史去審視這些概念被提出時，是為了解決什麼樣的問題，它們開啟了什麼樣的向度，又遺留下了什麼樣的難題。如此，才能在我們生活周遭，在我們對於人的心靈、思想、情感等一般概念中，重新發現精神分析影響的無所不在。因此，讓我們先從佛洛伊德撰寫《我與它》的歷史脈絡來看。

　　1890年當佛洛伊德從神經解剖學研究轉入精神分析之際，他在一篇短文〈心靈治療〉（Psychische Behandlung [Seelenbehandlung] 1890a）中認為，語言是治療最重要的工具，並構想一種純粹以語言作用為基礎的精神治療方式。（G.W., V: 289）

　　佛洛伊德當時便主張歇斯底里的症狀形成機制──「轉換」（Konversion）──就與語言的象徵作用密不可分。當心靈中的精神「表象」受到防禦、被抑制，以致淤塞的情感滲入身體的神經支配。如此，被抑制的表象可說是透過身體的症狀在「說話」、「表達」，或「參與對話」（mitsprechen）。於是在分析治療過程中，「語言文字真正再度成為魔法」（G.W., V: 306）。所謂的「精神治療」或「心靈治療」，就是運用這種文字的力量，去影響病變狀態──無論是身體或精神的病變狀態。

　　佛洛伊德在1904年〈佛洛伊德精神分析法〉（Die Freudsche psychoanalytische Methode）描述了他所獨創的這個運用語言的精神分析療法：

　　讓病患舒適地躺臥在躺椅（Ruhebett）上，而他〔分析師〕自己則避開他們的視線，坐在他們身後的沙發（Stuhle）上。……。這樣的座次（Sitzung）的安排猶如是兩個同樣清醒的人之間的談話（Gesprach）。（G.W., V: p. 4-5）

　　伴隨著這個臨床的談話治療技術，佛洛伊德也構思了一系列被稱為「第一拓撲論」的後設心理學概念去說明各種神經症（歇斯底里、強迫症、恐懼症）的不同致病機轉，特別是被稱為第一拓撲論的「意識、前意識與無意識」的區分，以及「抑制」與「欲力」的動力理論。

　　然而到了1907年左右，這個精神分析的早期發展卻在精神病的問題上遭遇到了難題。因為「抑制」作用只能解釋個體精神內部的衝突，但精神病卻涉及個體與外在現實之關係的脫節或扭曲。因此若佛洛伊德要將精神分析擴及到精神病的領域，就勢必得修改其後設心理學的構想。榮格（Carl Gustav Jung）在1912年出版《力比多的轉化與象徵》（Wandlungen und Symbole der Libido），就是試圖解決佛洛伊德的難題。只是佛洛伊德認為榮格將力比多普遍化的構想仍無法釐清神經症與精神病的結構差異。相對地，佛洛伊德自己則在1914年的《自戀導論》（Zur Einfuhrung des Narzissmus）提出「自戀」的概念，並區分「原自戀」（primare Narzissmus）與「次自戀」（sekundare Narzissmus）。（G.W., X: 138-170.）

　　佛洛伊德主張生命一開始並沒有「我」（das Ich）的存在，而是一種渾沌的「自體情慾」狀態。當「我」在發展過程中形成之後，原初的自體情慾才轉變成自戀。這是「原自戀」。日後當愛戀客體形成，一部分的自戀逐漸轉變為對客體的挹注（因而形成「自我力比多」與「客體力比多」的區分）。而當力比多從客體被撤回並重新挹注在自我，則是次發的「次自戀」。換言之，自戀將導致「我」的分裂：此時一部分的「我」變成是一個被挹注的客體，也就是「理想我」（Idealich）。

　　1914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佛洛伊德在寄給亞伯拉罕（Karl Abraham）的信中寫道：

　　最近，我成功地找出了意識（Bewust〔Bw〕）和無意識（Unbwust〔Ubw〕）這兩個系統的特徵，這讓它們顯得幾乎可被具體掌握。藉由這個區分，我認為可以簡單地解決早發性癡呆（Dementia Praecox）與現實（Realitat）的關係。所有的物的挹注（Dingbesetzungen）都構成Ubw系統，而Bw系統則對應於這些無意識表象與字表象（Wortvorstellungen）的連結，是後者讓意識成為可能。傳移型神經症（Ubertragungsneurosen）的抑制在於Bw系統的力比多的撤回，亦即物表象（Dingvorstellungen）與字表象的分解。而自戀型神經症（narzistischen Neurosen）的抑制則是從無意識的物表象撤出力比多。這自然會造成比較嚴重的障礙。這是為什麼早發性癡呆首先會改變語言，並且對待全部的字表象的方式就像歇斯底里對待物表象那樣。也就是讓這些字表象遭受到凝縮（Verdichtung）、移置（Verschiebung）與卸除（Abfuhr）等原過程的作用。

　　這段話無疑宣告了第二拓撲論的開端。佛洛伊德在信中表示正在準備撰寫一部《神經症理論》（Neurosenlehre）專書，當中的章節將包含「欲力與欲力的命運」（Triebe und Triebschicksale）、「抑制」（Die Verdrangung）與「無意識」（Das Unbewusste）。1915年三月佛洛伊德正式動筆寫這三篇文章，並且在四月一日告知莎樂美（Lou Andreas-Salome），他發現「自戀」的觀點在憂鬱症（Melancholie）的研究中非常有用。前述這些論文將會是他先前的概念的一種「心理學的綜合」。在這之後佛洛伊德於1915年五月四日完成了〈夢理論的後設心理學補遺〉（“Metapsychologische Erganzung zur Traumlehre”）與〈哀悼與憂鬱〉（“Trauer und Melancholie”）並於1917年發表。這五篇論文所提出的物表象與字表象的連結與分解、它們分別的挹注與撤回挹注，以及自戀的觀點於是構成了著名的「後設心理學」的基礎。佛洛伊德在1915年七月間表示他將另外撰寫其他論文，並打算處理包括意識、焦慮、轉換型歇斯底里、強迫型神經症、神經症總覽、以及昇華等主題。但最後這些論文並沒有完成。直到1983年人們才重新發現了其中關於《傳移型神經症總覽》（Ubersicht der Ubertragungsneurosen）手稿的存在。

　　佛洛伊德主張心靈過程受到「快感-不快感原則」的主宰。然而，「快感與不快感」的性質卻始終不明，以至於他只能假設不快感相應於刺激量的升高，反之降低則為快感。而心靈裝置則傾向於將其中的刺激量維持在盡可能的低或「維持恆常」。到了1920年的〈超越快感原則〉中，佛洛伊德轉而試圖從更根本但也更假設性的「死亡欲力」（Todstrieb）來思考此種維持恆常的傾向。這些生物學的玄想延續到了1923年的《我與它》。但佛洛伊德在這本書中捨棄了生物學的語彙，並提出了許多之前沒有碰觸的問題，最後終於提出了心靈裝置的第二個拓撲論：它（Es）、我（Ich）與超我（Uberich）。

　　循此脈絡不難見出，佛洛伊德提出「我」的構想，就是為了凸顯其分裂狀態──如他在1938年所稱的「我的分裂」（Ichspaltung）。然而一般中文所稱的「自我」卻使得這個概念被錯誤地導向某種協調、統一的精神實體。更不用說「自我」一詞本來就是由「我」和「自己」所構成，以致更容易被混淆於英語精神分析界的ego和self這兩個不易釐清的概念，最終導致宋文里老師在這本重新閱讀佛洛伊德的新譯本中，念茲在茲的「自我理論」的亂局。

　　但相較於佛洛伊德理論的發展脈絡，這場自我理論亂局的亂源難道不正是翻譯？那麼是否應該咎責、怪罪引發這場亂局的那些罪魁禍首，也就是佛洛伊德的翻譯者們？

　　然而，我對於翻譯者始終都抱著無比的崇敬與感懷。因為翻譯幾乎是一種「自殘」的犧牲行為，那是毀壞自己的語言，是自割舌頭的舉動。翻譯者為我們奉獻出了他們的舌頭。因此，我雖然會指出翻譯的問題，但從不批評翻譯的錯誤。相反地我甚至認為就算翻譯錯了，也是做對的事。當然，任誰都會同意最好的翻譯就是不要翻譯。但正如佛洛伊德多次表示，精神分析的「詮釋」（Bedeutung）就像是一種「翻譯」（Ubersetzung），其目的是讓人重新去接納其自身的歷史。因此，為了在中文世界接納屬於我們自己的精神分析的歷史，我們更不應僅仰賴現成的英譯《標準版》（Standard Edition），而是應根據佛洛伊德的德文原文，面對翻譯、不逃避翻譯，並且勇敢地在翻譯中出錯，才能察覺出我們語言中現成的想法與被翻譯的概念之間的差異。因此，不僅越多翻譯越好，問題越多的翻譯也越好！正如，若沒有「自我理論」這場翻譯引起的亂局，沒有宋老師自殘犧牲的翻譯，我們能有機會在中文世界裡釐清「我」和「它」，以及「我」和「自我」的差異嗎？

　　佛洛伊德的德文《著作全集》（Gesammelte Werke）早已開放版權並在網路提供公眾下載，但中文世界迄今仍沒有佛洛伊德原文的全集翻譯。然而，我們不妨將此種翻譯的落後當成中文世界發展精神分析思想的機會。正如，精神分析在法國能蓬勃發展，正是因為法語界始終不存在被視為唯一權威的「標準版」。這迫使每個世代的精神分析研究者都必須以自己的方式去閱讀佛洛伊德，並在自己的語言中翻譯佛洛伊德。更何況這唯一的《標準版》權威在英語世界也持續受到挑戰，並且在2024年得到修正。

　　然而，儘管從德語原文翻譯的中文版佛洛伊德全集始終令人引頸期盼，但這並不表示我們可以忽略其他語言的佛洛伊德譯本。精神分析這一百多年來的發展早已讓不同語言的精神分析理論成為不可忽視的邏輯與事實存在。這表示任何嚴謹的精神分析研究都避免不了必須對不同語系的版本進行考究。如此沉浸在不同語言中，便是吞吐著讓精神分析仍然持續活躍的新鮮空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