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余英時的歷史與思想

序

　　本書題為《余英時的歷史與思想》。我會寫這本書，可以說是純屬意外。我原本是余英時的「粉絲」。1982年7月底，余英時返台，參加《中國時報》在宜蘭棲蘭山莊主辦的一次研討會，主題是「中國文化現代化」，邀請當時台灣的「現代化派」學者參加。余氏在研討會上發表了一篇論文，題為〈意識形態與學術思想〉，並跟參與學者針對此一話題，深入對話。

　　事後，這篇文章和對話紀錄一併收錄在余氏所著的《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一書中。那次研討會我因事未能參加，後來看到這本書中的文章和對話紀錄，對余氏的博學多聞佩服得不得了，從此變成他的「粉絲」，每當聽到他有新書出版，總以一睹為快的心情，購買閱讀，也沒有看出任何破綻。

　　治學三大罩門

　　2020年春節過後，新冠疫情爆發。我決定趁著這段疫情的隔離期間，回顧自己將近半世紀的研究心得，撰寫成「中西會通四聖諦」的書系。埋首寫作期間，2021年8月1日，高齡91歲的余英時在睡夢中辭世，海內外學術界一片哀悼之聲，中國大陸學者盛讚他是「中國學術第一人」，然而自稱跟他有「亦師亦友」關係的龔忠武，卻公開發表兩篇長文，批判他是「買辦學人」！

　　當時我覺得十分奇怪：一位真正的史學泰斗，身後怎麼會有如此兩極化的評價？取出余氏著作仔細拜讀，才發現其中問題重重：余院士才華過人，文章寫作十分流暢，而且旁徵博引，讀來如行雲流水，一般人很容易被他淵博的學識所折服。然而，近年來我正集中心力撰寫「中西會通四聖諦」書系，在該書系的對照之下，就很容易看出余氏著作中所包藏的問題。

　　〈余英時治學的三大「罩門」〉（收錄於本書第九章）指出他學術論述的三大弱點：第一，他不懂《易經》。在傳統中華文化中，《易經》是諸經之首，朱子（1130-1200）又是儒學第二期發展的集大成者，其理學是建立在「陰陽氣化宇宙觀」的基礎之上。但因為余氏不懂《易經》，所以他只能寫《朱熹的歷史世界》，而不敢探討朱子的價值世界。

　　第二，他深受「五四意識形態」的影響，迷信「民主」與「科學」的重要性，又忽視西方中世紀長達1,000年的「黑暗時期」（dark age），只看到西方文化的光明面，卻看不到其黑暗面。對西方文化缺乏相應的理解，所以他的整體論述經常顯現出「歐洲中心主義」的偏誤（Eurocentrism Bias）。

　　因為他的治學有以上兩大侷限，便導致他的第三個罩門「畫地自限」。堅持自己的專業領域是「思想史」，對於其他領域的議題一律抱持「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態度，不予碰觸。殊不知，目前學術機構中的學科劃分，根本是西方現代文化的產品。身為中國思想史的泰斗，卻接受西方人劃定的條條框框，怎麼可能對中國文化傳統作出公允的論述？

　　「士」的關鍵性任務

　　2021年9月4日、5日兩日，聯經出版公司舉辦「余英時紀念論壇」，其中一場「知識人的實踐」邀請錢永祥、周保松、蘇曉康三人演講，由《報導者》編輯並掛在網站上。錢永祥說余院士賦予知識人「一個關鍵性任務」：

　　他認為一個文化的價值系統，雖然起源自一個民族的生活方式，但必須經過系統的整理、提煉、闡明，然後才能夠形成一套基本規範，在這個民族的精神生活中發生引導作用。

　　這個論點是十分正確的。然而，《宋明理學的科學詮釋》一書的「導論」卻以相當長的篇幅指出：余院士雖然以皇皇60萬言，寫出《朱熹的歷史世界》，他卻想出許多理由，畫地自限，拒絕探討「朱子的價值世界」。他很明確地知道：朱子是儒學第二期發展的集大成者，自己卻出爾反爾，不願意「系統的整理、提煉、闡明」儒家文化的價值系統，說他是「中國學術第一人」，是否過譽？錢永祥接著說：

　　余先生關心中國文化的價值系統，其實就是在關心中國人的生活日常中能不能實現人生基本價值。人生的基本價值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間實現？如何受到政治權力的阻礙與破壞？又需要藉由什麼樣的制度來落實？這些都是余先生在現實中的關懷焦點。在中國傳統中，這件工作正是由知識人，也就是傳統的「士」，還有現在的知識人所自覺地承擔的，這說明了他為什麼如此一貫地注重知識人這個概念。

　　我特別要強調，余先生用的這幾個詞就是：「整理、提煉和闡明文化價值系統」的重大任務，這在中國傳統裡面一直是由所謂的「士」來承擔。換言之，余先生重視知識人，是因為知識人承擔文化價值系統的詮釋和發展的責任。余先生研究中國思想史，他的切入點正是中國的文化價值意識，從軸樞時期（axial age）的形成，到它的內容在歷史間的變化等，因此他會對知識人關心有加，可以說是理所當然之事。

　　余英時以他自己所謂的「知識人」自許，一生獲得難以計數的獎項，蘇曉康又盛讚他具有「中國士人的氣節」讓他占盡世俗所有的桂冠。可是，他卻自覺地「畫地自限」，不願意承擔「知識人」的「關鍵性任務」。這會有什麼樣的後果？錢永祥說：

　　但是余先生也深知，隨著現代發展，中國儒家為主的傳統價值體系逐漸解體，種種現代觀念也跟著出現，但是所謂的現代觀念究竟是什麼樣的文化價值？很顯然現代的觀念不可能再像傳統儒家一樣，具備足夠的完整性、體系性，而是相當零散雜亂的，甚至充滿衝突。現代的知識人如果要從事文化價值的經營與闡釋，所面對的挑戰會比傳統的士更為複雜。

　　余英時的弔詭

　　這個說法叫人好生奇怪：余院士明明知道，傳統儒家具備「完整性、體系性」，但他卻不願意承擔「整理、提煉、闡明」朱子價值體系的「關鍵性任務」，而把這個任務推給「己身之所出」的「新儒家」，卻又不屑與「新儒家」為伍；他明明知道現代的文化價值是「相當零散雜亂的，甚至充滿衝突」，他卻在這種「零散雜亂」的文化價值中堅持西方自由主義；對近代西方「自由主義」的異化視若無睹（見本書第一部分），又被華人知識界奉為「自由主義」的領航人。我們該如何解釋這種弔詭的現象？錢永祥接著說：

　　何況在今天的社會，不僅很難找到一個在社會上普遍接受其權威的價值體系，針對各種價值的詮釋、發揚與傳播，也已經不是知識人所能壟斷的。相反地，社會本身的多元、文化詮釋者這個角色的多樣化競爭，再加上國家政治權力的介入，余先生所想像的知識人，在現代社會中間所能做的事情難免愈來愈曖昧、愈來愈微弱；他所期望有文化價值形成基本規範、在民族的精神生活中間發生引導作用，似乎也愈來愈不可能。

　　這裡我們可以看到余院士思想的混亂與矛盾：他「期望有文化價值形成基本規範、在民族的精神生活中間發生引導作用」，自己卻不願意承擔「整理、提煉、闡明」儒家價值體系的「關鍵性任務」，反而大言不慚地宣稱：「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見本書〈余英時的「詖辭」與儒家的「道統」〉（第十九章），身為「自由主義」的領袖，思想如此紊亂，難怪「余先生所想像的知識人，在現代社會中間所能做的事情愈來愈曖昧，愈來愈微弱」，最後難免淪為龔忠武筆下的「買辦學人」！

　　余英時思想的混亂與矛盾，其實是「其來有自」。早在1988年8月，他在新加坡講〈現代儒學的困境〉時，便很權威地宣稱：「制度化的儒學已死了。……儒學死亡之後，已成為一個遊魂了。……儒學又將以何種方式維持它的新生命呢？它將從此成為『遊魂』呢還是要『借屍還魂』呢？……」

　　不論儒學是從此成為「遊魂」，或是要「借屍還魂」，作為「自由主義」領航人的余英時，都不願意對儒學的再度發展付出任何心力，他優而為之的，是利用自己豐厚的史學知識，隨時拿儒學出來嘲弄一番。這樣的「大師風範」，當然成為其他「自由主義」者師法的對象。

　　在這篇文章的結尾部分，錢永祥說：

　　我認同余先生的看法，我相信一個社會的確需要一套能夠為絕大多數人所接受的文化價值，才能夠奠定我們共同生活的基本規範。但是另一方面，我懷疑儒家的傳統、或者任何單一的現代觀念能夠滿足這種需要。不過，這並不是說現代社會根本不可能有共同生活的基本規範。

　　華人知識分子的共業

　　錢永祥是《思想》雜誌總編輯，台灣中央研究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錢永祥的結論，反映出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困境。我們大多相信：一個社會需要一套「能夠為絕大多數人所接受的文化價值」；我們也相信：現代社會可能有「共同生活的基本規範」；可是，我們絕大多數人卻像余英時一樣，懷疑「儒家的傳統」能夠滿足這種需要。我們在懷疑未經過理性分析的「儒家的傳統」，我們在懷疑一套我們所不知道的文化傳統！

　　五四時期主張「新文化運動」的知識分子，未曾深入研究儒家文化傳統，便大聲疾呼要「打倒孔家店」，這跟現代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的懷疑相比較，差異僅在五十步與百步之間。之所以要窮畢生之力，撰寫《宋明理學的科學詮釋》，並將之列於「中西會通四聖諦」之「道」部，主要理由即在於此。

　　更清楚地說，儘管本書對「余英時的歷史與思想」展開嚴厲的批判，可是在批判余院士的過程中，我充分體會到：余氏治學的三大罩門，其實是華人知識分子的歷史宿命，也是我們的共業。從1905年清廷宣布廢止科舉之後，全中國都開始採取西方式的教育體制。這樣的結構性因素迫使華人知識分子必須「忘本」，必須走「西化派」的道路，也必須「自我殖民」。

　　不僅如此，在「五四意識形態」的陰影籠罩之下，時至今日，絕大多數的華人社會科學之作者不僅不懂自己的文化傳統，而且也不了解科學哲學的的演化系譜，只會盲目套用西方流行的研究典範，使得華人科學界陷入余氏所謂「雙重邊緣化」的危機。龔忠武批評余英時是「買辦學人」，這是正確的；但他寫的〈辛丑元年祭〉副標題卻說余英時是「海外最後一個買辦學人」，這就大有商榷的餘地。不論是海內或是海外，「買辦學人」多得很，余英時怎麼可能是「最後一個」？

　　依照我撰寫「中西會通四聖諦」的構想，原本要寫一本《破解科學主義的魔咒》，作為「苦、集、滅、道」中的「滅」部，嚴厲批判社會科學界常見的「科學主義」。基於上述理由，我決定改弦易轍撰寫這本《余英時的歷史與思想》，並將之列於「中西會通四聖諦」的「滅」部。這道理其實也不難理解，杜甫的〈前出塞〉詩有云：

　　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

　　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

　　殺人亦有限，列國自有疆。

　　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

　　不斷的反思與批判

　　余英時逝世後，中國大陸學術界稱讚他是「中國學術第一人」，從本書的立場來看，其實他是最為傑出的「買辦學人」。對他進行徹底的批判，就是杜甫詩中所謂的「擒賊先擒王」。我寫「中西會通四聖諦」的目的，既然是要「破除科學主義的魔咒」，與其砲火四射，到處樹敵，還不如集中火力，單挑一人。這就是杜甫所說的「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

　　本書分為三大部分，前兩部分從不同的面向，分別討論余英時的「意識形態」和「背景視域」，第三部分則對他的學術著作進行深入的批判。

　　余院士是世界公認的史學泰斗，他的學術成就不容否認。我一向主張：對一位學者最大的尊敬，就是對他的學術作品進行嚴厲的批判。「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如果一個學者的著作沒什麼重要性，我們也不必大動干戈，對他的作品進行批判，因為在現代的學術市場中，時間是每一個學者最大的敵人，這類著作自然會被時間淘汰掉。

　　但余院士並不屬於這一類，他的作品不僅暢銷，而且長銷。從他的背景視域和意識形態中，每一個中國的知識分子可以看到自己的身影。因為「現代化」或「西化」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共業，批判余英時，就等於是在批判我們自身。即便是我有意識地撰寫「中西會通四聖諦」，亦無法閃避這樣的歷史宿命。唯有保持誠敬之心，用儒家「慎獨」的功夫，以清冷的批判意識，不斷進行反思和自我批判，我們才有可能避免重蹈「自我殖民」的覆轍，才能逐漸揮別「學術買辦」的世代。這就是朱子價值世界中所強調的「敬義挾持」。是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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