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最近幾十年，我一直致力於民國史研究，自然，十分關注海內外相關學人的動態。例如，他們有何出版的新著，發現了什麼新資料，提出了什麼新觀點，在哪些方面推進了相關領域的研究，等等。其中，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鄭會欣教授是我十分關注的學人之一。
我之所以十分關注會欣教授的研究，原因很多。其一是他重點研究民國時期的財政經濟史。如所周知，經濟活動是人類社會最基礎、也是最重要的活動，人類社會的其他活動，例如政治、軍事、外交、文化諸種類型的活動都建築於經濟活動的基礎之上，受制於經濟和財政狀況。不了解經濟史、財政史，就無法深入地了解和研究人在其他領域的活動，無法了解一個集團、黨派、政權的生存、發展與興衰。我自己在大學時期學的是中國文學，畢業後有十年左右的時間研究中國哲學，後來由於命運安排，踏上史學研究之途，可以說，「勾掛三方來闖蕩」了。但是，我絕不敢踏入經濟史、財政史領域，大大小小、林林總總的著作和文章雖然寫了不少，但是，卻基本沒有寫過經濟史、財政史的文章，無他，自知學養不足，「藏拙」而已。然而，研究民國史，不了解經濟史、財政史又不行。例如，不了解辛亥革命時期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人的財政困難，就無法理解他們何以未能長驅北上、「直搗黃龍」；不了解上一世紀二十20年代江浙金融集團和廣東、兩湖等地資產階級的狀況，就無法深入理解蔣介石在上海發動的「清黨」和南京國民政府的成立。至於其他一系列全局性的、關鍵性的重大問題，例如，所謂蔣、宋、孔、陳「四大家族」，所謂「三座大山」之一的「官僚資本主義」。等等，恐怕更無從置喙，只能人云亦云了。會欣教授是研究民國時期財政經濟史的專家，著有《改革與困擾：三十年代國民政府的嘗試》、《從投資公司到「官辦商行」：中國建設銀公司的創立及其經營活動》、《國民政府戰時統制經濟與貿易研究》等書，他的這些著作都能匡我不逮，引我思考。
原因之二是會欣教授曾在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工作七年，高度熟悉民國檔案，善於發現並利用珍貴檔案，解決疑難問題。歷史研究是實證科學，需要從史實出發，靠史實立論。史實已逝，需要靠史料還原、重建。在眾多的史料中，檔案最為重要，有些歷史事件，當時就撲朔迷離，事後更眾多紛紜，莫衷一是，這就要查找可靠的、有權威性的檔案資料加以論列。會欣教授由於熟悉檔案，因此常能利用這一優勢，解決民國史上一些不易解決的問題。以1947年孔、宋家族套購外匯一案為例，當年7月29日，國民黨的中央機關報----南京《中央日報》刊載消息，聲稱財政、經濟兩部奉令查明：自1946年3月政府開放外匯市場，到同年11月修正進出口條例、強化管制的八個半月中，孚中實業公司共結外匯153,778,723美元，揚子建業公司共結匯180,691,069美元，中國建設銀公司結匯87,762美元，三者相加，共達3億3千餘萬美元，占佔同一時期中央銀行售出外匯3億多美元的88%弱。這三家公司分別是宋子良、孔令侃、宋子文創辦的，屬於豪門資本。消息刊出後，立即引起社會的強烈憤慨。但是，兩天以後，《中央日報》卻又刊登《孚中、揚子等公司結購外匯之實數》，說明前登消息，有「數處漏列小數點」。按照新公布的「實數」計算，三公司的結匯數字僅為330餘萬美元，原報道誇大了一百100倍。但是，這一更正不能為人取信，被認為是官方的庇護、掩飾，社會的憤怒和聲討更烈。甚至多年後，原報道人、《中央日報》副主編陸鏗仍堅持舊說，並稱「漏列小數點」是國民黨中宣部副部長兼《中央日報》總主筆陶希聖為化解危機而採取的「高招」。這樣看來，孔宋豪門套購巨額外匯一案似乎已成定案，無可懷疑了。然而事實真相到底如何呢？會欣教授從當時經營出口的商品機構、進口貨品的種類、價格等方面分析，認為《中央日報》最初報道的數字顯然過於誇大，與事實「相差實在太遠」。不僅如此，會欣教授更從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保存的檔案中找到當年財政部的《簽呈》和財政、經濟二部的《會呈》，證明原文件確有「小數點」，《中央日報》在據以報道時確實將之漏掉了。這就為解決這一多年疑案提供了無可辯駁的鐵證。
這樣的情況並非一例，抗戰時期，孔祥熙的美金公債舞弊案，我曾根據蔣介石日記、國民黨黨史館檔案、傅斯年檔案等多種資料，論證其事，並且仔細闡述了蔣介石查處此案的經過。拙文發表後，《歷史研究》雜誌轉來會欣教授同一主題的文章，要我提出意見。我讀後，發現會欣教授的文章由於有二檔館和台北國史館等處的資料支撐，因此比拙文更翔實，更豐富，便大力推薦此文。而收入本書的《唐紹儀被刺的原因》和我的一篇舊文所述大體相同，甚至利用的主要檔案也大體相同，但是拜讀後，我仍然感到，會欣教授的文章所引用的資料比我豐富，在若干方面的論述比我深入。
會欣教授本書，闡述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唐紹儀、張嘉璈、章太炎、張自忠、王雲五、戴笠，以及唐壽民、孔令侃等人的事跡，大都見人之所未見，述人之所未述。其根據，則或來自南京、台北等地所存民國檔案，或來自蔣介石、王世杰、張嘉璈、陳克文、唐縱等人的私人日記或筆記，因而都真實可信，既可供研究者採用，補充現有史著之不足，又可供歷史愛好者知人論世，藉以了解那個時代和那個時代的人物。
我和會欣教授相識多年，多次在海內外的檔案館和學術會議上相見，得到過他的許多幫助。我所希望於會欣教授的是，沿著已經開闢的道路繼續前行，在民國財政、經濟史和民國人物研究上取得更多、更大的成就。
2013年12月8日，時在新自台北歸來之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