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九龍半島北部，這片被稱為「新九龍」的土地，自1860年《北京條約》劃定界限街以來，便在香港歷史發展中扮演?獨特而關鍵的角色。本書定名為《新九龍：獅子山下的記憶軌跡》，旨在透過系統性的歷史梳理，呈現這片土地從邊陲地帶演變為都市核心的複雜歷程，填補現有香港地方史研究中的一處重要空白。
新九龍的歷史特殊性在於其「過渡性」本質。這裏既是地理上的過渡帶—從九龍半島南端的維多利亞城到新界北部的緩衝區域；也是時間上的過渡帶—見證了香港從殖民開埠到戰後騰飛的關鍵轉變；更是文化上的過渡帶—中國傳統村落文化、殖民城市規劃與戰後移民潮在此碰撞交融。這種多重過渡性，使新九龍成為解讀香港近代化進程的絕佳樣本。
本書的編纂歷時二載，編者團隊足跡遍佈新九龍各區，採集口述歷史三十餘份，整理未曾公開的教會檔案、工商文獻逾兩百件，更獲得多家本地企業家族授權珍藏的照片。這些第一手史料與現有文獻相互參照，構成本書堅實的考證基礎。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我們在歷史檔案處發現的1950年代新九龍邊界劃定紀錄、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的戰後社會救濟文獻以及從九龍塘花園城市原住戶後人那裏獲得的私人相冊、高空鳥瞰圖等，均為首次系統性公開的珍貴史料。
全書分為四大篇章，每章皆以獨特視角切入新九龍的歷史肌理。「歷史沿革篇」從宏觀時空架構入手，透過地理變遷與行政區劃演變，揭示新九龍如何從清代官富巡檢司轄下的邊緣地帶，逐步轉化為二十世紀香港都市擴張的前沿陣地。第一章，阮志從新九龍的地理與早期沿革，探究九龍半島北部的自然地理如何影響新九龍的發展，是首次有本地學者從地貌去了解城市規劃；在第二章，阮志再對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後「新九龍」概念的形成過程，以及1950年代城市規劃與殖民政治如何塑造新九龍的社會變遷，以及其與空間的關係，均有突破性考證。
「工商發展篇」聚焦兩個具標誌性的經濟活動—深水?織造業與花墟花卉產業。在第三章，阮志與曾家明透過重建1930年代至1980年代深水?織造廠的生產鏈條，呈現戰後香港工業化如何在新九龍找到立足點，書中首度公開的1950年代至1960年代成衣廠員工的口述歷史紀錄，尤其生動地再現了「山寨廠」時代的創業精神；而許家朗在第四章對界限街花墟百年演變的考察，則揭示傳統墟市經濟如何在都市化浪潮中調適生存，由此揭示花墟在重建後的願景及展望。
「社會民生篇」以宗教組織為觀察窗口，追蹤基督教與天主教在新九龍的在地化實踐。從九龍仔大坑東及大坑西寮屋區，到位於較為偏遠地區的茶果嶺村，黃彩蓮在第五章對兩片寮屋區的重建進行歷史回顧，深入了解和梳理基督教會及相關組織在此兩區鮮為人知的足跡；第六章，曾家明根據教會報章、政府歷史檔案和官方的年報，重構戰後初期天主教團體在該區的慈善救濟歷程，包括深水?聖方濟各堂的戰後難民救濟工作。讀者也許會問這些宗教機構實質上承擔了社會安全網的甚麼功能？第七章因此特別關注1950年代至1990年代教會學校如何透過「教養孩童」的理念，塑造整代深水?基層市民的文化資本，陳曉童與何世傑引用了大量教會口述歷史紀錄，集中討論基督教各派興辦的學校網絡。
「文化娛樂篇」則從空間生產與休閒消費角度，解讀新九龍的都市文化形塑過程。第八章中，黃嘉為將九龍塘花園城市作為殖民時期「健康住宅」理念的實驗場，剖析其規劃如何影響後世香港住宅景觀；黃夏柏則在第九章對新九龍地區具代表性的戲院，及其營運模式作出詳細的梳理，藉此觀察社區人口結構變化及經濟活動特色，從而反映社區階層結構，這些議題的探討均建立在詳實的數據及報章事實報道的基礎上。書中收錄的多張珍貴的舊戲院相片，以及難得一見的手畫戲票，尤為直觀呈現當時的消費階序。
作為主編，我必須強調本書採取的「微觀歷史」取向。我們刻意避開宏大敘事，轉而追蹤具體街道、廠房、教堂、戲院的變遷軌跡，因為相信歷史的真相往往隱藏在日常生活的細節之中。當讀者看到手繪的1952年石硤尾木屋區村落分佈圖，或1960年長沙灣織造廠女工縫製的布料及製造線衫的情況時，自然會感受到教科書中找不到的歷史溫度。
新九龍的歷史尚未完結。隨?市區重建步伐加速，許多承載集體記憶的場所正急速消失。本書在考證往昔之餘，亦希望為未來保存即將消逝的城市紋理。倘能引發讀者對身邊社區歷史的探究興趣，進而參與到城市記憶的保存行動中，則是編者最大的欣慰。
謹以此書，獻給所有曾在新九龍這片土地上生活、奮鬥過的無名者。你們在獅子山下的足跡，就是香港故事最真實的註腳。
主編 阮志謹識
2025 年初夏於界限街之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