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超越啟蒙時代的啟蒙思想家維柯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退休教授? ? 張炳陽
一、引言
在西方的文化史上，歷史學家通常會對歷史中的世紀加以分期，例如，西元4到13世紀是中世紀，西元14到16世紀是文藝復興，16世紀是宗教改革，17世紀是哲學系統時期，18世紀是啟蒙時代。這種分期雖然不能完全框架歷史的實情，但是可以給人對時代的特色有較清楚的概括。歷史是一條長河，流水都是相續不斷，無法切割，歷史的前因後果往往環環相扣。就以18世紀所謂的「啟蒙時代」而言，它與17世紀更是密切相關。從思想史看，17世紀是哲學史上所謂的「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的思潮澎湃時期。其中的代表人物，如果從年代最早的先驅培根(1561-1626)到重要的殿軍休姆(1711-1776) ，很顯然是貫穿了17和18兩個世紀。當然培根也往往被歸為16世紀的思想家。
在哲學史上經常將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加以對舉，彷彿這兩者是對立的思想流派，這當然是不精確的分類。以理性主義的笛卡爾(1596-1650)和經驗主義的洛克(1632-1704)兩人而論，幾乎都屬於17世紀的人物，但是他們都強調理性在思想中的作用，換言之，經驗主義者，包括柏克萊(1684-1753)和休姆和理性主義者笛卡爾、史賓諾莎(1632-1677)、萊布尼茲(1646-1716)一樣，在思想的方法和達成目的上都重視理性。重視理性(在此的「理性」一詞在康德和黑格爾的哲學中是指「知性」、「理智」)，啟蒙時期是重視人的理性(理智)的時期。而理性主義者事實上也不輕視經驗在理解具體宇宙的重要，他們並非純然是所謂的「先驗哲學家」只重視理性的先天作用，就像後來康德(1724-1804)所認為的那樣。
二、維柯其人及其思想特色
義大利的啟蒙主義是在18世紀的上半葉在英國和法國的影響下發展起來的，其中最傑出的義大利啟蒙思想家當屬維柯(G. B. Vico, 1668-1744)。維柯出生於義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城，早年主要從事法學和語言文字的學習和研究，後來轉向歷史、哲學、宗教、民俗和神話學等的研究，可以算是一位百科全書型的學者。事實上，維柯要建立一門包含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總體學問，也就是後來德國哲學家狄爾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所強調的「精神科學」(Geisteswissenschaft)。總之，就是以人類精神所創造的一切文化作為研究對象的學問。
維柯曾經在他的〈自傳〉中提到三個作家影響他的思想最大，柏拉圖、塔西佗(Tacitus, 55-117?)和培根，柏拉圖是哲學家，塔西佗是歷史學家，但是兩人都有高明的形上學智慧，柏拉圖憑著他的全面普遍的知識去建構人的理性智慧，而塔西佗則下降到一切實際利益方面的智謀。也就是說，柏拉圖具有玄奧的智慧，而塔西佗具有普通的智慧，兩者兼具方可形成真正有智慧的人。維柯認為，能兼具這兩種智慧的哲學家就是培根，而維柯自己確實也深化了培根的思想，他認為培根仍然不夠徹底。如此，我們似乎可以理解，為什麼維柯將他所要探討的這門人類精神所創造的學問命名為「新科學」，《新科學》(1725年)一書的命名極有可能受到培根的重要著作《新工具》的啟發。此外，格勞秀斯 (Grotius) 等思想家的自然法傳統、昆提利安 (Quintillian) 等作家的羅馬修辭傳統對維柯的思想也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新科學》(Scienza Nuova, New Science) 是維柯的主要著作，首先要注意的是，西方傳統所謂的「科學」是指「有系統的知識」，範圍很廣，不限於自然科學，也包含現代所謂的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在西方知識界，哲學和科學有時也是相關聯地使用著，例如牛頓把他的科學體系稱為「哲學」，黑格爾認為哲學最後要成為「科學」，胡賽爾認為哲學是「嚴格的科學」等。維柯的《新科學》的全名是《關於各民族共同本性的新科學的原則》(Principi di una scienza nuova d’intorno alla commune natura delle nazioni)，全書除了〈序論〉和〈結論〉之外，共分五卷，第一卷〈一些原則的奠定〉，第二卷〈詩性的智慧〉，第三卷〈發現真正的荷馬〉，第四卷〈諸民族所經歷的歷史過程〉，第五卷〈各民族在復興時所經歷的各種人類制度的復歸過程〉。中譯本附錄一篇〈維柯自傳〉於書末，可以參考。綜觀全書，《新科學》的研究涵蓋了西方古代民族的重要文化和思想的內容。
維柯的《新科學》之所以為「新」，就是他擴大了過去知識界所謂的「經驗」和「事實」的研究方法，在此維柯多次強調培根對他的影響；但他所謂的「經驗」和「事實」並不只是經驗主義所認為的感性經驗而已，而是擴大到原始民族的所有的創造和創作，也就是他們的一切文化成果。維柯主張「真實即事實」(verum factum)，在拉丁文中，factum(事實)一詞來自動詞facio (make)，是指「製造」、「創作」。「真實即事實」表達了「真實」是被人類創造出來的，同樣地，「事實」也是真實，被人類所創造出來的東西就是真實的。一言以蔽之，各民族所創造、創作出的一切文化，即使有些在我們現代人視之為不可信、不可思議的事，對他們而言都是真實的，或是信之以為真的。
維柯所要解決的基本問題是「人類如何從野性時代逐漸發展為文明人」，在人類的發展的過程中，法律制度很顯然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早期的學者認為法律是由先知先覺者(聖人)透過他們個人的天賦創造，然後施之於人民遵行的。但維柯認為法律是由全民族依據共同人性所創造的，共同人性產生共同的習俗，共同習俗產生共同的法律。法律並非天縱英明的聖人所創造的，而是整體民族共同產生的結果，維柯稱之為「部落自然法」。這裡應當先理解西方語言中「自然」(natura, nature)一詞的原義。nature一詞的字源是來自拉丁文的動詞nascor的完成被動分詞naturus，它的字義是「被產生出來的」，「自然」就是被產生出來的東西，自然裡面可以蘊含有生發活動，也就是演變、演化的過程。因此自然是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和現象，各民族的歷史發展及其文化創造就體現了共同人性的發展。即使各民族所處的地理環境不同、古今時代各異，因而產生出的風俗習慣有所差異，但是它們的基本規律是一樣的，譬如，每個民族都有婚禮、葬禮和祭禮等儀式。
三、歷史哲學的建立者
維柯是歷史哲學的建立者，雖然他從未提及「歷史哲學」這個語詞，但事實上他在《新科學》中已經建立了一種歷史哲學。亞里斯多德在《詩學》中曾經說：「詩是一種比歷史更富哲學性、更嚴肅的技藝，因為詩傾向於表現帶有普遍性的事，而歷史卻傾向於記載具體事件。」(《詩學》第9章)亞里斯多德認為詩是可以表達普遍性概念的創作，而歷史都是個別事實，只能表現具體的特殊性。然而維柯在《新科學》中認為歷史也傳達了普遍性，他將詩性與歷史結合為「歷史哲學」，當然他所謂的「詩性」含意與亞里斯多德的「詩創作」或「詩藝」是有不同的意含。維柯以柏拉圖作為哲學的典型，塔西佗作為歷史的典型，認為這兩人的思想是互補的，而培根就是結合這兩人的典型，也就是結合抽象的理念與具體的事實。
維柯在《新科學》中說：「哲學對理性進行沉思，由此達到對真理(il vero)的認識；語言文獻學(philology，這個詞也可以譯為「歷史語言學」—引者)觀察來自人類意志選擇的東西，由此達到對確定性事物(il certo)的認識。」(《新科學》第138段)又說：「哲學家們如果不使自己的推理得到〔歷史〕語言學家的憑證的確定，他們的工作就有一半是失敗的；同樣地，〔歷史〕語言學家們如果不使自己的憑證得到哲學家推理的檢證，他們的工作也就失敗了一半。」(新科學》，第140段) 歷史成了哲學，哲學來自歷史，哲學、歷史結合為歷史哲學。維柯固然讚揚培根的工作，但他仍認為培根的整個體系仍然欠缺歷史感，因此他的理論與經驗的結合依然不夠徹底，特別是，培根研究的工作比較偏向自然科學，而維柯則較偏向精神科學，也就是各民族的民政事務。因此，再深化哲學家柏拉圖和歷史家塔西佗的思想就更為重要了。
「真實即事實」是維柯的歷史哲學的基本原則。人類的歷史是由人類自己創造出來的，因此，人類的歷史是人類可以理解、可以解釋的。相對於自然界是由上帝所創造的，因此自然界是唯有上帝可以認識的，而對人類而言自然界是難以認識和理解的。人只能認識自己的創造物的這種原則是歷史理性批判的拱心石（Keystone）。人類所創造、所創作的東西(文化、文明)都是在時間之流中的暫時的存在物，人類不能創造永恆不變的東西。人類在時間之流(歷史)中所有的創造都是他自己可以理解、可以解釋的，而且比對自然界的認識更加精準、可靠。維柯在《新科學》中說：「以往哲學家們傾全力認識自然界，這個世界既然是由上帝創造的，那就只有上帝才能認識；同時，他們卻忽視對民族世界的思考，這個世界既然是由人類創造的，那麼，人類就能認識它。」(《新科學》第331段)又說：「這個民族世界的確是由人類創造出來的，所以它的面貌必須在人類心智本身的變化中找出。如果誰創造歷史也就由誰敘述歷史，這種歷史就是最確實可憑的了。… 因為，認識和創造是一回事。」(《新科學》第349段)
四、「詩性的智慧」的開創者
《新科學》一書的核心概念是「詩性的智慧」。維柯認為所有民族的民政世界(civil world)都是從宗教開始的(《新科學》第8段)，而且各民族都是憑神話故事建立在宗教基礎上的(《新科學》第362段)。總之，維柯是把宗教看作各民族所創造的一切文化和文明，包括社會制度、道德觀念、科學知識和美感觀念的基礎，因此宗教和神話是打開各民族文化內含的鑰匙。維柯認為人類的歷史經過諸神的、英雄(半神)的和凡人的三個時代，原始民族認為英雄是諸神與凡人結合的後裔，所以稱為「半神」，能力比凡人強大，他們也具有諸神的高貴性。諸神時代相當於人類的童年時期，英雄時代是人類的青年時期，凡人時代是人類的成人時期。這種觀點相當於一個人從想像力發達的童年成長為理智成熟的成人。
維柯認為諸神時期所表現出的神話世界是人類想像力(即：形象創造力)最豐富的時期，隨著以後的英雄時期到凡人時期，想像力逐漸薄弱但理智卻逐漸增強。維柯將想像力的豐富稱為「詩性的」(poetic)，他把這種想像力所產生的知識稱為「詩性的智慧」(poetic wisdom)。在《新科學》的第二卷中維柯把這種想像力豐富時期的文化都冠以「詩性的」一詞，例如有「詩性的玄學(形上學)」、「詩性的邏輯」、「詩性的倫理」、「詩性的經濟」、「詩性的政治」、「詩性的物理」、「詩性的天文」、「詩性的時曆」和「詩性的地理」。很顯然維柯使用「詩性的」一詞是扣緊這個詞的希臘文本義，也就是來自動詞poiein(to make)，字義「創作」、「製造」。就詩的創作而論，柏拉圖認為作詩是憑藉著詩神的靈感方有可能，而亞里斯多德認為作詩是依靠技藝(tekhne, art)，所以他把創作或製作的技藝稱為poietike (poietike tekhne，即後來所謂的「詩學」、「詩藝」一詞)。亞里斯多德認為技藝含有理智(知性)活動在其中，技藝是帶有經驗活動所形成的一種知識，而詩創作是帶有知識的一種經驗活動。維柯所使用的「詩性的智慧」在表達形式上很接近亞里斯多德的用法，但很大的不同是，亞里斯多德的「技藝」中帶主導地位的是心智(理智)活動，而維柯所謂的「詩性的智慧」卻是著重在想像力的活動，「想像力」(Einbildungskraft, imagination)一詞的本義是指「創造形象的能力」。維柯認為原始民族的這種想像力是一種帶有知識(智慧)的活動表現，所以稱為「詩性的智慧」，也就是後來美學所謂的「形象思維」或「形象思考」。
義大利哲學家、美學家克羅齊(Croce)認為維柯是美學科學的發現者，這種說法不很準確，第一，維柯並沒有使用過「美學」一詞，第二，他也沒有意識到他是在從事美學工作，因此說維柯是美學的先驅或許比較適當。真正的美學這一門知識和學科的建立者應該是包姆加登(Baumgarten, A. G. , 1714-1762)，他在1735年的博士論文《關於詩的哲學沉思錄》中的 §116已經提到與：「理性事物(noeta)應該憑較高級能力作為邏輯學的對象去認識，而感性事物(aistheta)應該憑較低級認識能力去認識，此則屬於感知的科學，或感性學(aesthetica，美學)。」 包姆加登於1742年在法蘭克福大學正式以「美學」為名稱開課，於1750年出版《美學》第一卷，1758年出版第二卷。康德關於美學的著作《關於美與崇高的情感的考察》發表於1764年，更系統性的《判斷力批判》則出版於1790年。
詩性的智慧是一種形象的創造，同時也是一種知識的建構，這是原始民族認識世界的方式，也是他們憑藉想像力來創造並認識他們的世界的方式。原始民族是人類的童年，他們憑藉感官從事想像力活動，他們的理智還沒發展成熟。原始民族是人類的感官，他們透過感官形成知識(智慧)，而藉由哲學形成知識(智慧)則是人類成年之後的事了。維柯說：「神學〔即：神話。— 引者〕詩人們是人類智慧的感官，而哲學家們是人類智慧的理智。」(《新科學》第779段) 詩性的智慧是透過形象思維來完成的，其基本方式就是「以己度物」。人最熟悉的還是自己的身體和情感，維柯說：「人心由於它的不確定性，每逢它墮入無知中，就會對它所不認識的一切，把自己當作衡量宇宙的標準。」(《新科學》第181段) 譬如看到磁石吸鐵，他們就會說：「石愛鐵。」他們也會說「大海在微笑」、「植物在談戀愛」、「風在哭泣」、「田地口渴了」，他們也會用「山腳」、「河口」、「針眼」、「壺嘴」和「果肉」等這些語詞來描述事物，這些語詞都是以原始民族自己所熟悉的身體和情感所作出的「以己度物」，在修辭學上稱之為「隱喻」(metaphor)。
具有形象思維的原始民族都具有說故事的能力，荷馬史詩就是古代希臘民族集體所說的故事，「史詩」(epic)一詞的希臘文詞源epikos的本義就是「故事」，「史詩」就是「敘事(詩)」，敘述諸神和英雄的故事。而「神話」一詞的希臘字mythos之本義也是故事、傳說。如此一來，古代民族都是具有說故事能力的「詩性人物」，也就是「詩人」。荷馬不是某個詩人的名字，而是整個希臘民族的代表。由於詩性的民族還未達到抽象的理智思考，也還沒達到用運理智去理解外在的世界，他們只能運用他們天生的想像力(創造形象的能力)形成想像性的「類概念」(class concepts)去理解和解釋他們所經驗到的事物，並創造出「詩性的類」(poetic genera) (《新科學》第495段)，這種方式可以稱為「詩性的理解」，「其辦法就是創造出某種範例或理想的畫像，於是把同類中一切和這些範例相似的個別具體人物都歸納到這種範例上去。」(《新科學》第209段)這就好像兒童會把遇到與父親相近年紀的男性稱呼為「爸爸」或「叔叔」，稱呼和母親相近年紀的女性為「媽媽」或「阿姨」。想像性的類概念是一種類比，原始民族是透過這種想像力的類比來理解他們的周遭世界。維柯說：「兒童的記憶力最強，所以想像力特別生動，因為想像力不過是擴大的或複合的記憶。」(《新科學》第211段)，又說：這「說明了世界在最初的童年時代所形成的詩性意象何以特別生動。」(《新科學》第212段)。
五、《新科學》對後世思想的影響
18世紀的啟蒙主義所標榜的「理智之進步」是「啟蒙」一詞的精神，就像康德在〈何謂啟蒙〉一文中說的：「勇於求知吧！鼓起勇氣使用自己的理智吧！這就是啟蒙的座右銘。」理性主義所謂的「理性」在康德和黑格爾(1770-1831)等人的使用則相當於知性、理智或知性範疇。因此，啟蒙主義的強調理智(知性)是與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所強調的理性精神是一脈相承的，同時它也不忽視經驗事實和經驗探討。維柯在康德之前完成了他自己的「哥白尼的革命」，他以他的「詩性」概念完成了維柯式的「綜合判斷」。
義大利的百科全書型的思想家維柯就是在啟蒙主義這種文化氛圍中形成他的學問和著作，而他的思想和哲學方法卻超越了啟蒙時期的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特別是他對笛卡爾哲學的方法論的批判，維柯捍衛了修辭學、形象思考和想像力活動的重要性。維柯的思想對後世的思想家有著廣泛的影響，諸如：賀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馬克思(Karl Marx)、柯立芝(Samuel Taylor Coleridge)、喬伊斯(James Joyce)、克羅齊(Benedetto Croce)、柯林烏(R. G. Collingwood) 、候克海默(Max Horkheimer)，甚至哈伯瑪斯( Jurgen Habermas)、加達瑪(Hans-Georg Gadamer)和麥金泰(Alasdair MacIntyre)的學說中都可以看到維柯的思想蹤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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