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走進台灣新文學史：方法與視野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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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學大海浮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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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這本書之際，也正是面臨我將退休的時刻。二○一一年，正式出版《台灣新文學史》，我曾經告訴自己這是一部生命書。從一九九○年代開始醞釀，到最後定稿完成前後長達十餘年。所謂生命書，指的是自己閉門書寫之際，外面的世界已經發生很大變化，台灣民主政治經過三次政黨輪替。婚姻平權的追求，也正好與這本書的撰寫等高同寬。台灣公民社會所追求的性別平等、族群平等，也都在埋首撰寫的過程中逐漸實現。相應於整個社會的天翻地覆，這部文學史能夠在學院的圍牆內慢慢完成。對於書寫者如我，是一種幸運，也是一種幸福。畢竟，我所撰寫的文學內容，在相當程度上也與整個社會的脈動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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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部文學史的撰寫，始於一九九九年九二一大地震發生的前後。在那次鋪天蓋地的災難中可以倖存下來，隱隱中感受到上天給我的庇護。當時我在暨南大學任教，等餘震完全過去之後，我回到自己的研究室，才發現室內所有的書架都已經倒下。如果那天我稍遲回去宿舍的話，可能就會被掩埋在倒塌的書架之下。冥冥中，我不能不相信，有一隻看不見的命運之手，默默為我引導。那部未完成的書稿，稍後又跟隨我來到政治大學。為了完成我的餘稿，我一方面在大學部開授台灣文學史，一方面在研究所也開授「書寫台灣文學史方法論」的課程。授課之初，曾經暗自許願，凡是在大學部與研究所開授的任何一門課程，最後都要寫成一本專書。這樣的願望，在過去十一年逐漸實現。如今的這部書，應該是屬於我最後一本上課講義的改寫。能夠順利完成，我應該感謝政治大學繼續延聘我，終於讓最後一冊學術專書得以殺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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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學時期，我讀的是歷史系。後來在台大歷史研究所畢業，便赴美國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繼續研讀歷史。這條漫長而曲折的旅路，似乎也說明了，自己是如何從歷史系橫跨到中文系。二○○○年，政治大學中文系邀請我來授課，當時開了兩門課程。一是台灣文學史，一是文學批評。這本書的內容，也曾經在台灣文學研究所授課。當年都只是講義與大綱，而且學校也在教室現場錄影。如今得以使用文字，一字一句記錄下來，對我而言是相當珍貴的記憶。全書初稿都只是講義的形式，經過多年之後，才慢慢重新建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視為我學術生涯的一種紀錄。彷彿是心靈上的漫長旅行，如今可以用具體的文字保留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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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整個東亞歷史的版圖上，台灣文學曾經被置放在非常邊緣的位置。其中最重要的關鍵是，台灣作家歷經了戰前的殖民時期，又穿越了戰後的戒嚴時期，使島上許多文學創作者找不到自我定位。經過漫長的戒嚴時期，必須要到一九八七年宣布解嚴之後，台灣文學的重要意義才逐漸呈現出來。身為台灣文學的研究者，我曾經在海外流浪十八年，正好可以在美國東西兩岸的重要圖書館涉獵無數「禁書」。沒有那段流亡的時期，我就不可能完成一部《謝雪紅評傳》；也是經由評傳的書寫，才逐漸接近有關左翼運動的史料。在知識追求的歷程中，才開始發現台灣文學史上的左翼運動者，被戒嚴體制所遮蔽的真相。畢竟在台灣戒嚴時期成長的知識分子，已經習慣使用「右眼」看世界，對左翼所知甚少。我也是在《謝雪紅評傳》完成時，才更加理解台灣左派知識分子的坎坷命運，而終於讓自己能夠「左右兩眼睜開」。台灣文學史上，也曾經有無數的左翼作家出現。但是經過日本殖民者的右派統治，又經過戰後國民黨的戒嚴，使得台灣知識分子失去左派的批判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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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理台灣文學史之際，才逐漸了解文學史上的許多真相。被奉為台灣文學之父的賴和，在新文學發軔之際，便發表了〈一桿秤仔〉，有意為殖民地社會的底層階級發出聲音。這位歷史上的文學前輩，其實為我們後來的世代帶來許多強烈的暗示。他並不以左派自居，但字裡行間所散發出來的批判精神，到今天仍然是文學史上的重要資產。撰寫這部方法論之際，又勾起我在海外追尋史料的記憶。上世紀九○年代，我到達美國華府的國會圖書館，才發現台灣的所有禁書，都可以在館內找到。國會圖書館之旅，似乎又在我的生命軌跡裡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對於我個人而言，一輩子的知識累積，只是在文學史上留下一個逗號。這部書終於完成時，顯然也暗示了自己的書寫工作告一段落。過去所有的書寫，其實都是一種自我反省，也是內心思考的自我鑑照。這部書的完成，是一個長達十一年的承諾，不只是對我自己，也是對上過我課程的學生。站在時間的峰頂，我可以俯望自己所做過的努力。也許還可以繼續文學創作，這不是承諾，而是對自己的一種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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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文學與歷史的雙重視野(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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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歷史脈絡裡觀察文學史書寫

　　台灣文學史的建構，從來都是與海島的歷史發展緊密結合。從日治時期開始，很早就有太多的知識分子嘗試去書寫。就古典詩的發展而言，連雅堂完成了《台灣詩乘》（一九二一），1書中劃分宦遊詩與台灣詩的歷史分野。依照連雅堂的史觀，他以林爽文之變，作為台灣古典詩的一個重要轉折，這是他在書中所呈現的重要史觀。依照他的解釋，民變之前，清朝的北京政府對台灣只強調武功，而疏於文教發展的經略。為了更進一步使台灣書生更向北京政權認同，在民變之後，大量在島上設立書院與孔廟。在此之前，發展出來的宦遊詩，大多是由中國來台的官吏寫出的作品。他們對這塊土地畢竟沒有深刻的認同，他們如果不是三年一任，就是五年一換。從官吏的眼光來看，台灣這塊土地只是他們的流寓。因此他們所寫出的作品，往往無法表達對海島土地的關懷。確切一點來說，宦遊詩大部分是在表達官員個人鬱悶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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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爽文之變後，書院的設立，終於培養出本地的書生弟子。他們所書寫出來的古典詩，逐漸帶有濃厚的土地感情，這種風格正好與宦遊詩的內容大異其趣。這是連雅堂銳利的文學之眼，能夠鮮明區別宦遊詩與台灣詩之間的差異。這種銳利之眼，其實就是透視歷史的能力，同時也是透視文學藝術的能力。具備這樣的能力，等於建立了他個人的史觀，從而為台灣寫下一部頗具深度的文學史。縱然《台灣詩乘》的最初設計，是附屬於他所撰寫的《台灣通史》，這部作品卻足以為後人尋找到台灣的文學源流。如果說，這是書寫台灣文學史的源頭，應該也是可以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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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戰爭時期，黃得時曾經在《台灣文學》發表〈台灣文學史序說〉，2便是在連雅堂的《台灣詩乘》基礎之上，以日文的形式重新建構台灣文學發展史。從後殖民的觀點來看，黃得時在撰寫之際，其實有他的微言大義。一九四一年，日本作家島田謹二在《文藝台灣》發表一篇〈臺灣?文學的過現未〉。3在這篇文章，島田謹二以「外地文學」一詞來概括殖民地台灣的文學發展。但是，他所強調的是殖民地社會裡的日本作家，完全沒有包括台灣社會的本地作家。具體而言，在皇民化運動時期，日本人從來不會把台灣本地作家納入文學史的範疇。這是一種非常粗暴的文學史觀，也是非常傲慢的文化霸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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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對於島田謹二的文學解釋，黃得時特別強調另外一種文學史的書寫。對島田謹二而言，台灣只是帝國日本的延長線。島上的任何文化活動，都屬於帝國文化的其中一環。台灣本地作家，原來無法歸入帝國文化的一環。因此，黃得時所寫的〈台灣文學史序說〉，其實是具有強烈的針對性。當他寫出屬於台灣本地的文學史時，正好與島田謹二的史觀劃清界線。島田謹二的外地文學論，其實是一種文學帝國論。黃得時的台灣文學史觀，則在於強調文學一島論，把台灣內部所發展出來的本地文學，劃在帝國範圍之外。這個歷史訊息，為後人傳達了極為鮮明的文化立場。具體而言，文學史書寫不再是靜態的鋪陳，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屬於動態的文化抵抗。從後殖民的觀點來回顧，文學史的書寫，其實挾帶著豐富的政治批判在裡面。黃得時的〈台灣文學史序說〉，一方面是繼承了連雅堂的《台灣詩乘》，一方面則又延續寫了一篇〈輓近?台灣文學運動史〉4，顯然有其微言大義。他不僅在區隔島田謹二的外地文學論，另一方面也在強調台灣文學史的繼承與銜接。具體而言，黃得時用心良苦地彰顯了外地文學的斷裂性，同時也在彰顯台灣文學的延續性。他刻意把古典文學與當代文學連接在一起，自然而然就使台灣文學的在地性格鮮明表現出來。這是了不起的文學史工程，縱然他在當時留下未完的工程，卻為後來的文學史家開啟了無窮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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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未完的工程，在戰後的戒嚴體制下又帶來全新的靈感。一九七○年代鄉土文學運動蓬勃發展時，陳少廷撰寫了《臺灣新文學運動簡史》，5便是在黃得時的基礎上，重新整理了日治時期的文學發展。從出版的時間來看，陳少廷顯然要為當時的鄉土文學運動加持，為的是要證明台灣文學事實上有其歷史縱深的背景。這部文學史也許失諸粗疏，但是對於文學主體性的建構，卻具有強烈的暗示。換言之，文學史的出現，絕對不是為歷史而歷史，而是在對於當時的文化霸權帶著強烈的批判與抵抗。尤其在戒嚴體制的壟罩下，台灣文學或本土文學，一直是當權者眼中的假想敵。「台灣」或「台灣文學史」的字眼出現時，自然而然就帶著旺盛的抵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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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在同一個時期，葉石濤已經在《夏潮》發表〈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如果不致太健忘的話，我們都應該還記得，葉石濤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的《文星》月刊，發表他戰後的第一篇文字〈台灣的鄉土文學〉。現在回顧時，不能不使後人感佩他的膽識。因為在那篇短文裡，他已經表達了自己的心願，在有生之年，他要寫出一部台灣鄉土文學史。在鄉土文學論戰臻於高峰之際，他又寫了那篇導論，恰好可以窺見他的心願並未消失。當論戰的煙火平息之後，葉石濤默默守住自己的書齋，孤獨地進行文學史的書寫。一九八七年二月，戒嚴體制還未解除之前，他正式出版了《台灣文學史綱》。6距離他最初的發願，二十二年已經過去。他的決心與毅力，帶給後輩過於強烈的暗示。這部史綱，是戒嚴時期本土文學論者的典型產物。即使受到權力的干涉，他從未放棄；而不放棄的這個行動，便是後殖民論述的最佳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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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文學史綱》也是從古典詩的發展寫起，遙遙承接著連雅堂《台灣詩乘》的歷史敘述，同時也繼承了黃得時的〈輓近?台灣文學運動史〉。這種雙重的繼承，代表著殖民地台灣擁有了不滅的文學靈魂。葉石濤所寫的《史綱》，最動人之處，莫過於在歷史敘述過程中挾帶著左翼立場。所謂左翼立場，指的是他站在社會弱者的這一邊，使被壓迫者的深層感覺獲得能見度。有些本土論者始終忽略了葉石濤的左翼史觀，對他們而言，似乎「左」就等同於共產黨，而共產黨就等同於中共。這種簡單的思考方式，正好暴露了台灣本土論者的缺陷。如果對殖民地歷史稍有涉略的話，左派思考具備了最旺盛的文化批判力。曾經讀過左派書籍的葉石濤，在一九五○年代曾經受到思想檢查，而且還被判刑坐牢三年。他在一九八○年代曾經寫過兩本書，一是《台灣男子簡阿淘》7，一是《一位台灣老朽作家的五○年代》8。這兩本書，其實就為了糾正國民黨統治者的歷史錯誤，同時也是為自己受過的冤屈，提出他的雄辯與證詞。如果了解他的生命軌跡，就可明白《台灣文學史綱》的左翼觀點並不值得訝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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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台灣知識分子從未放棄過文學史的建構。無論是日治時期的連雅堂與黃得時，分別為古典詩與當代文學運動留下了可貴的歷史記憶。他們的史觀全然不同於日本的權力在握者，戰後的陳少廷與葉石濤也分別的繼承了他們的書寫策略。無論是帝國時代或黨國時代，文學史的書寫不只在於強調抵抗精神而已，同時也是在強調這個海島所生產的文學，也有其文化主體性的意義。只有回到他們的時代，才能夠理解文學生產的困難。在日本人眼中，在國民黨眼中，「台灣」一詞蘊藏了太過富饒的政治意義。生產文學的台灣作家永遠都活在鷹犬的監視之下，甚至有太多時候要為自己的作品付出慘重代價。有些作品被查禁，甚至遭到逮捕，更嚴重者還被判死刑。這足以證明，戰前帝國是屬於殖民時期，戰後黨國則是屬於再殖民時期。透過作家的命運來檢驗，台灣社會從來沒有獲得解放過。在如此嚴酷的歷史環境裡，文學史的意義就不容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