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歷史與詩之間
童偉格
從十多年前，首次讀到柯斯勒《黑色的烈日》（當時譯作《正午的黑暗》）以來，我印象最深刻的，總是「大夢李伯」這個角色。他是二十世紀初，東南歐某小國的社會學教師，因參與國內革命，組成公社，遭到鎮壓，被判面壁獨囚，刑度無期。突然獲赦後，他立刻跳上火車，前去蘇聯，這個令他魂縈夢牽的共產烏托邦；過不了幾天，即因當眾妄議，又被送進單人牢房裡監禁，等待審判。他一直以為自己尚未抵達蘇聯。放風時間，他會一邊隨隊伍繞圈，一邊以毯子罩身掩護，偷偷摸摸地，在廢紙上塗畫那個理想國度的地圖以示人。甚至是閉上雙眼時，他也能精確繪圖，只因在更深的幽閉裡，他已獨自練習了二十年之久。
就是在細雪靜落、暴行暫歇的放封場上，李伯偶遇小說主角，蘇聯前革命英雄魯巴修夫。他勸慰前英雄，務必要常懷希望，為了有朝一日，終能並肩實履烏托邦。他對理想始終不渝的癡情，有如暗室燭炬，也許，亦正是小說最後，前英雄全副清明神智的停駐點。他的持續夢遊，則更為前英雄，示範了這種深度睡眠的必然不顧人情──它讓人就地超越牆垣、樂觀且健朗地耐受苦難，對一切毫無恐懼，連對自己，也沒有一絲的哀憐。
逃離蘇聯的詩人米沃什說，「詩是歷史的對手」。就文學批評而言，我們首先可以簡單假設，大夢李伯是「詩」的恆定具現，柯斯勒用以在小說裡，對照苦苦尋思「歷史」變局的魯巴修夫。不過，我們也許更應留意的，是就現實層面而言，這組所謂「對手」的共生關係。一如整部《黑色的烈日》所完成的基本演示：詩的僭行，如何走成了殘暴的歷史。
以及如何可能，歷史往往表面上看似絕滅，卻更淪肌浹髓地，潛抑為未來世界的基本詩學。例如，霍布斯邦曾將卷帙浩繁的「歷史四部曲」，歸納成以下判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三十年間—即一般認定的，歐洲資產階級「最後的黃金年代」—的創見與發明，絕大程度地，支配了全人類直至二十世紀末的生活方式。循此判準，後續更多歷史學者則假設：恐怕，我們必得一再回顧一九一七年起，蘇聯體制的創立、發展與敗亡，才能更詳盡理解世紀末之後、越過我們所在此刻，還持續有效的集體生活條理。
簡單說，蘇聯體制就意識形態而言，是將作為歐洲啟蒙思想之延伸的馬克思主義，改寫成了反啟蒙思想論述。這一系列的論述清單，主要包括列寧將定義原應相當單純的「民主制」，偷換概念成所謂「民主集中制」（實則就是蘇共黨中央集權制），以及史達林將社會主義國際革命訴求，概念偷換為「一國社會主義」論—史達林主張，必須首先由蘇共在蘇聯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再以此為模範，帶動各國革命。
由此，一個「假想包圍狀態」（阿甘本，《例外狀態》），遂就地成形：蘇共以與資本主義各國表面上──僅只是表面上──的敵對，激發民眾對國家正備受威脅與破壞的想像，對外，乃以種族地緣政治取代階級鬥爭；對內，則不斷發動以階級鬥爭為名的社會清洗，如此，既一再坐實上述想像，也使蘇共這個臨時革命組織，儼然獲得理據，得以永久地專政。
就治理模式而言，則主要是自蘇聯肇建、即隨同開始運轉的第一座勞動營算起，蘇共在聯邦內部，所逐步成就的自我殖民化──如卡繆所言：這種強迫生產的勞動營網路，乃是蘇聯社會制度的根本基礎；並且，客觀看來，蘇共對境內各民族、敵對階級或異議分子的鎮壓與剝削手段，往往，也比帝國對待殖民地更為冷酷。這種治理模式，正是蘇聯歷史時間所流過的河床，也導致接踵不斷的慘痛死難。當死難絡繹相繼，幾乎已成集體生活的可見常態時，難怪安．愛波邦會在《古拉格的歷史》中指出：事實上，發生在一九三七、三八年間的蘇共菁英階層大整肅，以史達林標準而言，一方面稱不上嚴重，另一方面，那種「作秀式公審」的形式也僅此一次，因此整體看來，只能算是「較不尋常的一波鎮壓行動」而已。
我們幾乎要額手稱慶地說，至少，在那兩年間，非菁英階層的一般蘇聯民眾，可以稍稍喘一口氣。然而，卻正是立基在這個相對罕見的「休息站」上，《黑色的烈日》得以用簡要的敘事結構，為我們再現蘇共菁英們，堪稱異常的自願蒙難。這是這部小說的顯要價值之一：作為一部及早寫出的見證文學，它並不繁縟地記掛旁行的死難細節，而是更專注於釐清一種可供未來索引的思維模式。
這種思維模式，或這個即便是在更多年後，仍可能令人困惑不已的問題是：何以當時，那麼多蘇共反對派的重要成員，會在公審儀式中，主動詆毀自己的人格、當庭認下諸多荒誕到匪夷所思的罪行呢？關於這一點，我猜想，我們仍可借鑒米沃什的審酌──受到《黑色的烈日》啟發、也比小說晚十多年出版的《被禁錮的頭腦》一書，已為我們作出相對更全面的批判。米沃什認為，不是因為受到迫害所導致的身心崩潰，甚至，不是因為恐懼於將臨酷刑的惘惘威脅，而是對「歷史必然性」的不滅信念，是這種「更強烈的激情」或「野心」，促使當時的異議知識分子，自願走上被奴役的道路。
這也就是小說裡，魯巴修夫終究低頭認領的，來自黨中央的終極密令：必須相信「你在審訊中的口供，將是你能為黨所作的最後貢獻」；必須相信，「你的任務在於避免喚起人們的同情與憐憫」，如此，必然勝利的革命，將在未來償還給你憐憫與同情，使你的整個生命，不至於瓦解在虛無之中。
換句話說：必然性使人幸福，而自願參與的樂手，通常能令金鼓更好地齊鳴。就此而言，《黑色的烈日》藉由描繪魯巴修夫在密室裡的獨自沉吟，以及他與前後兩世代中、兩位審訊者的論辯，為這般「大合奏」賦予時間的景深──原來其中，畢竟也並不缺乏個人對個人的同理，即便是在魯巴修夫，和格列金這位「一本正經的粗暴」的新生代黨員之間。即便是魯巴修夫本人，也曾以其目光，鼓舞過昔日同志的群體盲目。這是這部小說的顯要價值之二，它具證這樣一種特異的幸福感，如何使蘇共同志們成群而來，在更長程的時間裡彼此支應，並相互排擠。他們就像是共騎在歷史必然性的虎背之上一樣，比起墜落遭虎吞噬，毋寧更深怕被拋棄而落單。他們，是小說所形容的「全新族類」；或者如提摩希．史奈德所言的，是某種「在道德上統一的全新物種」。
這種「新道德」，或許，正是蘇共施作在其菁英身上，最關鍵的集體精神改造。這亦正是為何，我們無法僅憑分析屠格涅夫《父與子》等往昔文學文本，就能深切理解類如魯巴修夫之人的強悍與深懼。這是一個全新的時代了。於是其實，所謂「作秀式公審」，毋寧也只是這種改造成果的一次公開驗收罷了。在更早以前，這一「全新物種」早就長成了。例如，史奈德亦曾在《血色大地》中，為我們詳述在烏克蘭大饑荒期間（一九三二∼三三年），蘇共菁英們，對這場龐然人禍的集體不響，公然撒謊，或甚至反過來頌揚禍首史達林。
類如魯巴修夫之人，始終就在同一個「偉大行軍」的隊伍之中。一次又一次，蘇共竟然能在自己所造成的治理災難裡，更加汲取力量，從而，也能更強勢地統治全蘇聯。於是，飢餓成為統御的武器。在大饑荒裡，一切顯見的嚴峻事實──大量農民，活活餓死在生產地上；大量半死的平民，沿鐵路向城市匍匐前行，企圖當街乞討一口食糧──皆坐實了境外勢力的存心破壞。餓死之人，就是國家的公敵。於是外交上的重大錯誤，也是境內統御的有力武器。多年以來，蘇共與納粹的實質合作、相互扶植，並各自瓜分鄰國的歷程，皆在更多年後，被純化為所謂「衛國戰爭」論述。在這個論述裡，所謂「蘇聯公民」（而非任何受難更鉅的特定民族，如猶太人，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等），始終是不變的受害者，也一向英勇地，抵抗法西斯的邪惡侵略。
正是這種「新道德」，使蘇共菁英參贊黨中央對事實的恣意扭曲或塗銷，且一再以變造過的歷史情節，去餵養那個同等虛妄的歷史必然性。這個名實不符的新社會，是他們群策群力辛勤造就的。倘若由此，再度回顧這個行軍隊伍的「休息站」，即《黑色的烈日》裡，魯巴修夫生命的靜停之處，則我們很容易可以發現，柯斯勒最後是以主角，以及旁聽者如門房華西里的共同疲憊，來邀請讀者，質疑這種「新道德」的有效性。這是這部小說的顯要價值之三，它為我們揭曉，魯巴修夫恐怕只會是更不幸的李伯──在全然的清醒中夢遊，原來，並不真的就能令人更自感欣慰。
這種雙重謬誤──蘇共菁英的集體精神改造，以及他們對歷史必然性的斷言──頗值得我們再思，當然首先因為蘇聯體制的驟然崩塌。原來揆諸歷史（套用霍布斯邦的樂觀期許），再怎樣橫暴的暴政，也果然都只是「人壽可及」的短暫存在，遑論能如獨裁者所妄想的那般傳世千年。就此而言，魯巴修夫們的生命一一被同志們宣判為輕比鴻毛，也將永遠不會重如泰山。然而，小說所為他們寄存的，那種悖反於集體殘生與枉死的個人疲憊，卻預告了歷史令人更為驚恐的復活。
因為現實也已經證明，當暴政敗亡，當強烈的激情不再，當如詩一般的烏托邦願景落空，確切，也只有魯巴修夫最深深懼怕的虛無，還漫漶在「歷史終結」（法蘭西斯．福山）其後的當下與此世。確切，也只有那個最為謬誤的受害者想像，在蘇聯體制其後，成為俄羅斯國族，最堅固的記憶遺產。此即史奈德在《到不自由之路》裡，所申論的「永恆迴圈政治」：蘇聯其後，俄羅斯時間不再走向未來，而只是無止盡地面對過去的相同威脅；時至今日，普丁政權還將對烏克蘭的再次侵略，倒錯詮解為持續對抗法西斯的防衛戰。向來輕蔑史實的魯巴修夫們，或許無法想像自己遺贈給未來的，並不是進步，而僅是這樣的末日之感；柯斯勒卻前瞻地以主角遭致「像是永恆的聳肩以對」的末句作結，封緘整部小說於反諷語相裡，憑此索引未來。
《黑色的烈日》的出版，對我們而言另有其重大意義，當然因為譯者陳列。如我們已知，一方面，陳列是台灣白色恐怖見證文學裡，最具指標性的作家之一；另一方面，最初，陳列亦是在景美看守所中，開始從事這部小說的翻譯。於是，這部譯稿，也見證了台灣白色恐怖歷史，以及一位文學寫作者個人生命史的局部。我敬重陳列為見證書寫所立下的嚴格標準。我也敬重他在文學維度裡的坦誠──《躊躇之歌》和《殘骸書》使我明瞭，寬諒是如此艱難，就像平靜，是如此地難能可貴。其實，亦是源於對平靜的嚮往，米沃什才會說，「詩是歷史的對手」。他的本意，是文學寫作有望戰勝歷史的狂暴，以便成為安定一切魂靈的歷史。為了說明這一點，他引述波特萊爾在《現代生活的畫家》裡的名言：「真正的藝術家，是一個孩子暨一個康復者。」
我對什麼是真正藝術家不是很關心，對人的康復也不敢預期，然而，陳列文學的坦誠，確實使我想起孩子的澄澈目光。這是我最敬重他的原因。我也誠心盼望，《黑色的烈日》所索引的當代政治虛無迴圈，在各位讀者展讀這本書之時，已經開始就在走向盡頭。由此，發生過的事實，也能獲得我們的集體歷史，而不僅是文學的珍視與留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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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序
陳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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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接觸到柯斯勒的《黑色的烈日》，是在大學三年級王文興老師的「現代小說」課程。那已是一九六七年的時候了。我記得，這一年裡，王老師還帶我們班上同學讀了卡夫卡的《審判》、勞倫斯的《兒子與情人》以及葛林的《一個自行發完病毒的案例》等等風格各異的經典名著。都是英文書，讀來雖然有些辛苦，但也都令人大開眼界，尤其在老師的一些重點提示和詮釋之後，更是讓我獲得了許多關於文學旨趣和寫作技藝的珍貴啟發。這其中，對《黑色的烈日》，印象特別深刻。它是那個年代在台灣難得見識到的所謂政治小說或抗議小說，說的是一個人從入獄第一天到最後「沉重的一擊打在他的後腦上……雙腿癱軟下來，身體側轉了半圈，倒下……然後，一切歸於寂靜」的經過。
一九七二年，我自己也入了獄，成為一名政治犯。隔年定讞後，我從看守所的押區調到外役區的縫衣工廠服勞役。這時我請家人寄來了這本書。在隨後的一段閱讀期間裡，它總是存放在我專用的縫紉機右側下方的一個小抽屜裡。讀過一遍後，我曾開始試著翻譯了幾頁，但不久就決定停手。我擔心，即使對管理較為寬鬆的外役區，獄方仍然可能會突然查房，尤其是某個所謂的偉人生日或重要節慶之前；我擔心這些譯文若被發現很可能會惹來難以預料的麻煩。所以真正完成這本書的翻譯，是在我出獄後的第二年，並且自費出版，後來則交由前衛出版社經銷。
時隔四十幾年之後，如今趁著這次重新出版，我再一次對照著閱讀了原文和譯文，也發現了一些原來譯得不夠準確或拗口的地方，甚或若干錯譯漏譯之處。而在這一次的重讀中，對於這本小說所要呈現的意思，似乎也較能體會了，包括孤單的囚禁心情，陰慘的偵訊過程，關於統治手段與目的之間的倫理思辨，關於政治的信仰與懷疑，良心與夢魘，那些自我的對話或獨白，以及在恐怖的極權威壓底下人的精神可以如何地完全崩潰。
《黑色的烈日》寫作於一九三八至四○年間，曾入選為藍燈書屋「現代文庫」二十世紀百大英文小說，並且名列第八位。選書有如下的一段簡介：《黑色的烈日》以史達林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八年的整肅運動為背景──當時史達林處決了多達一百七十五萬名農民、政府官員和共產黨員—敘述了一個名叫魯巴修夫的男子在半夜被祕密警察逮捕的故事。他長期服務的黨對他施以酷刑，要他承認他們明知他沒有犯下的罪行。《黑色的烈日》出版時銷售超過四十萬冊，書中對共產主義的描繪是共產黨在法國失敗的一個主要因素。
作者柯斯勒（Arthur Koestler，一九○五∼一九八三）原籍匈牙利，後來定居英國，曾經是歐洲思想戰場上的老兵，同時也是監獄的常客。《黑色的烈日》的原稿以德文寫成，但最初出版的卻是英文譯本，出版時，他人在獄中。
曾有評論家認為，《黑色的烈日》從描述經驗的表象出發，最終則達至了美學上的真—一種對人事物同理共感的情懷。柯斯勒自己在一篇名為〈藝術家與他的時代〉的短論裡，則寫了這樣的一段話：「藝術家不是領導者；他的任務不在於解決，而在於揭露；不在於宣教，而在於展示。葉慈說，『我們與他人爭辯時，創造出修辭，但與自己爭辯，創造出的是，詩。』他必須把醫治、教導和講道留給別人；但透過別人無法使用的特殊手法揭露真相，他創造了渴望治癒的情感驅力。」
柯斯勒在這本小說裡說，「歷史無所謂良心」。但是歷史不關心也不記載的一些事，作者卻藉著文學，做了極為觸動人的有力見證。它曾經在一段特殊的時期，進入我的內心深處，安慰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