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濟自幼於傳統學堂接受國學教育，直至考進受益於庚子賠款所興建的清華學堂，得於清華學堂就學並前往美國進修，在美國先後取得碩士及博士學位（1923年），成為第一位在哈佛大學取得人類學博士學位的中國人。雖然最初李濟到美國克拉克大學修讀的是心理學，但他在博士期間轉往哈佛攻讀人類學。當時的人類學分為體質、文化、語言與考古等子領域，是探索不同社會文化（非西方社會為主）的一門學科，並與殖民帝國的擴張歷史密切相關。而對於來自中國的李濟而言，在以研究異文化為主的學科內探討自身文化，可以想見他與主流的西方人類學討論會有不同的研究視角，尤其對於20世紀初的中國知識分子而言，面對列強在軍事與文化上的雙重壓力，理解異文化、運用嶄新的研究方法來探尋「中國民族」的意義，自然成為一項重要的知識關懷。李濟的博士論文主題：中國民族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副標題為「一個人類學的探討」，某種程度反映了在這樣時空背景下的樣態。他結合在哈佛接受的體質人類學訓練，以人體測量為主要方法，同時運用城牆建築、姓氏源流、人口統計與歷史文獻等多元資料，提出現代中國人由五大民族單位與四小民族單位構成的論點。在當時西方體質人類學強調人體測量的主流，李濟卻融合多方線索來探討人群構成，又不同於過往單純文化中心論述的中國學者，運用西方科學的研究方法，以量化的研究方式針對不同資料進行整理，嘗試清楚運用各種資料來進行論述。
李濟回國後，先後在南開及清華進行教學的工作，並開始了真正的考古田野工作。當時已有西方學者在中國進行考古發掘，並向世界展示了中國考古在討論世界文明發展的可能性，例如安特生在仰韶發掘著名的彩陶文化，在以傳播論為主要理論框架的20世紀初期，中國早期文明究竟源於西方還是本土，成為當時學界的重要論題。另外，在當時的學術及社會脈絡下，大量的考古文物以學術研究或是古物買賣的形式被迫離開中國。因此，李濟雖接受美國佛利爾博物館（Freer Gallery of Art）資助，與之合作於山西省西陰村進行發掘，展開所謂第一個由中國人所負責的科學考古發掘，但在簽訂合約時，李濟明確指出在中國進行的研究工作需要有幾個前提：其一，研究必須與中國學術團體合作；其二，所有出土文物須留在中國。在此也看出李濟對於身為研究人員在面對國家、社會及文物時所秉持的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