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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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網的編織者：瑞秋．卡森的整體環境實踐
文�呂樾（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文學評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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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回望：作為「經典」的瑞秋．卡森
當得知自己將為新譯版《寂靜的春天》（
Silent Spring）與《海風下》（
Under the Sea Wind）撰寫導言時，心中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是，瑞秋．卡森（Rachel L. Carson）的影響顯然未隨時間淡去，仍有人願意相信這兩本經典在當代依舊蘊含意義。懼的則是，為經典撰寫導言意味著必須直面自書籍出版以降，排山倒海而來的豐厚歷史。尤其如今《寂靜的春天》已然被視為
美國現代環保運動的濫觴，其不只被《發現》（
Discover）雜誌選為「史上最偉大的二十五本科學書籍」之一，更同時被蘭登書屋（Random House）選入二十世紀「一○○本最佳非虛構創作」名單。而卡森本人則在一九八○年被授予美國最高的平民榮譽：總統自由勳章。美國郵政局甚至發行了一枚「偉大美國人」系列郵票來紀念她。如今我們早已慣於以「經典」之姿理解卡森及其作品，但作為一篇導讀，究竟如何在眾多論述之間開闢出一條路徑，串聯起這兩本橫跨二十年的經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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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毒物將萬物編織在一起
出乎意料的是，在重讀《寂靜的春天》與《海風下》時，人類學家湯姆．范．多倫（Thom van Dooren）的警語始終縈繞我的腦際。他曾在《飛行之道》（
Flight Ways: Life and Loss at the Edge of Extinction）中指出，人們往往將滅絕理解為最後一個個體的逝去，但對他而言，滅絕應被視為一張緊密交織的生命之網逐步鬆脫的過程。此一崩解早在最後一個個體死去之前便已展開，且在此之後仍持續擴散。在多倫筆下，生物從來都不只是孤絕的個體，而是整體關係網絡中同時「影響他者」並「被他者影響」的動態節點。
若說多倫將對滅絕的詮釋由單一個體的死亡，轉向至整體關係的消逝，那麼對我而言，稱卡森為「生命之網的編織者」絕非誇大其辭。她在《寂靜的春天》中透過多年的研究扭轉了大眾的認識，指出了DDT表面上是針對害蟲的殺蟲劑，卻成為了在時間與空間上均具有廣泛影響的整體生物滅殺劑。此一「毒性書寫」以一種反向的方式將人與其環境中的諸多事物重新連結起來，引領讀者看見了DDT的毒性如何流竄於整個生態系中。
這種整體性的環境觀，如今似乎已成社會大眾的常識。我們已然非常容易地想像人類如何棲居於整體環境之中，我們的行動不僅影響環境，也回過頭來影響身處其間的自身與其他非人群體。在這個意義上，「環境」乃是由人與非人共作而出的普遍空間。然而，在《寂靜的春天》問世的一九六二年時，這種帶有整體意涵的「普遍環境」（The Universal Environment）概念尚未成為主流。反而是隨著《寂靜的春天》所引發的一連串社會運動，以及論述推進、理念倡議與法規制定等具體的實踐過程，這一帶有整體性的環境想像才逐步落地生根。換言之，《寂靜的春天》所揭示的「人類共處於同一個有毒的環境中」的觀念，不只促使美國社會正視DDT的危害，並從而間接催生出了一九六九年訂定的「國家環境政策法」（NEPA），更深刻改變了環境運動者對「環境」的理解方式。誠如環境史學者艾蒂安．本森（Etienne Benson）所言，自《寂靜的春天》後，社會運動不再僅關注特定物種、族群或生態系統的具體環境，轉而描繪「所有人類共享的環境」，並由此延伸出「整體生命共同體」的環境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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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風下的生之版圖
卡森的整體思維並非僅限於其科普作品，若我們將目光回溯到其寫於一九四一年的《海風下》，可以發現其書名也已隱隱地暗示了一幅彼此相互交織的生命全景圖。《海風下》的原始面貌並非是一本書，而是一本政府漁業手冊的十一頁序言，名為〈水的世界〉（
The World of Waters）。但當卡森的主管艾爾默．希金斯（Elmer Higgins）讀完後，卻立刻建議卡森將其投稿到當時最富聲望的文學雜誌《大西洋月刊》（
The Atlantic Monthly）。後來發生的事情應證了希金斯的眼光確實毒辣，《大西洋月刊》在一九三七年九月將該文更名為〈海底之下〉（
Undersea）後予以刊登，而後卡森更將其擴寫為如今我們所看到的《海風下》。
若將〈海底之下〉與《海風下》並置閱讀，即可發現卡森如何一步步地帶領讀者轉換自身的尺度，改以更為整體性的視角觀看世界。如其在〈海底之下〉的開頭寫道：「若要感知那由海洋生物所熟知的水之世界，我們必須拋卻人類對長度、寬度、時間與地點的知覺方式，設身處地地進入一個由水滲透萬物的宇宙。」此一海洋視角的書寫，在《海風下》中被進一步拓展。除了海洋之外，卡森亦將海岸、天空也予以納入，全書開篇即透過採取了「宏觀」與「微觀」兩種不同尺度的視野的對照，以營造了數學家曼德布洛特（Benoit Mandelbrot）口中「無限長的海岸線」。如書中所言：「這是一個小到海鷗只需振翅十幾次便能飛越的島嶼」，然而當我們把觀察的尺度微縮，可以在上述空拍視角下一眼望穿的海岸線，在微觀的視角下卻如此生機盎然。相較於《寂靜的春天》中反向連結的「毒性書寫」，《海風下》則透過了「伶巧」、「銀條仔」等海鳥、鯖魚「史康波」與鰻魚「安圭拉」三種不同的微觀視角，帶領觀眾體會他們出生、成長、遷徙的動態過程，以及圍繞在他們生命周遭，彼此牽動的生之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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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地回聲：瑞秋．卡森與臺灣自然書寫
不過卡森所編織的生命之網並非僅限於美國的語境，更以一種伏流之姿影響了臺灣的自然書寫與環境運動。《寂靜的春天》自一九六九年在臺灣《中央日報》副刊分章連載，但在當時並未引起過多的關注。但到了一九七○年代末，陸續有社論引用該書回頭討論臺灣公害現況，並直接、間接地啟迪了諸多臺灣自然書寫者。如臺灣環保運動的先行者林俊義教授，即透過《寂靜的春天》在美國的迴響，作為臺灣環境運動的參考目標。而在《我們只有一個地球》（1983）中，馬以工亦援引了卡森關於「生態平衡」的呼籲作為恆春半島候鳥保育行動的訴求對照。另外，當張系國在為該書撰寫導言的時候，盛讚《我們只有一個地球》有別於當時報導文學見樹不見林的空洞形式，反而透過生態議題的倡議，提出了一個「整體宇宙觀」。雖然我們無法確認《我們只有一個地球》是否直接受到卡森的影響，但有趣的是，由此可以看出《我們只有一個地球》如何透過了「整體環境」的勾勒而隱隱與《寂靜的春天》相互呼應。
另外，劉克襄也曾在訪談中指出，由於受到了卡森的影響，以及九○年代引進臺灣的深層生態學影響，認為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那種孤僻、疏離的接觸自然方式已無法說服自己，故轉往更為現實且平民化的生態問題。同時，《海風下》與《海的故事》也促使其思考自己作為一個自然寫作者，究竟與世界的關係是什麼。
吳明益亦曾指出，直至《寂靜的春天》被翻譯來臺後，臺灣才逐漸出現結合自然科學、生態學、環境倫理與文學的「現代自然書寫」（modern nature writing）。而在《家離水邊那麼近》（2007）中，吳明益更揣想卡森會如何回答「海洋是否擁有記憶」的問題，並詩意地寫道：「她（卡森）會說，海的記憶是一種集體記憶，留在地質變動與演化的每一項細節上；留在魚族、軟體動物、海流，或一枚石頭上。」
誠如吳明益所言，如今的我們多半早已將《寂靜的春天》（或也包含其本人？）視為一個「經典」來理解。然而，若以更微觀的角度重新切入卡森的思考與實踐，會發現她為我們留下的遺產，或許遠超過文字本身，且至今仍餘波盪漾。卡森揭示的，不僅是毒性的蔓延與生態的觀察，更展現了一種理解世界的方法論，即從局部通往整體，並從具體的生命觀察抵達倫理與形上學的思考。而若要選擇一個在當今回望卡森的理由，或許並非將她與其作品封存為經典，而是學習她編織生命之網的姿態，並謙遜地學會如何棲居於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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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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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風下》這本書的寫作初衷，是希望將海洋與其生命，呈現得如同過去十年間在我心中般鮮活真實，也讓讀者能同樣感受其存在。此外，這本書更源自我內心深切的信念：海洋的生命值得我們去認識。
站在海邊，感受潮汐的起伏，體會薄霧在廣闊鹽沼上呼吸般的流動，觀賞那些在大陸沿岸浪濤線上上下下翱翔了數千年的岸鳥，目睹老鰻魚與年輕幼鯡洄游入海的壯景，便是觸及世間最接近永恆的存在。這一切早在人類踏上海岸、驚歎地凝望大海之前便已存在，而且這些景象會年復一年、世世代代地延續下去，無論人類的國度如何興衰更迭。
在規劃本書時，我首先面臨的便是「中心角色」的問題。我在寫作時，問題很快地就清楚顯示出來了：無論是鳥類、魚類、哺乳動物，或其他海洋裡的大小生物，都無法橫跨我想描繪的海洋各個領域。然而，當我意識到「海洋本身」必然得成為書中的核心角色時，這個問題便迎刃而解了。因為大海的存在感—從最微小到最龐大的生物，無一不被它掌握生死大權—這種存在感，注定會滲透到每一頁字裡行間。
《海風下》是一系列描述性的敘事，依序展現了海岸、外海以及海底的生命景象。在書中，讀者將成為事件的旁觀者，而這些事件幾乎不帶任何評述。因此，在開始之前，我或許需要提供幾則「導讀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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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部：海的邊緣〉中，我重現了北卡羅來納州一段海岸的生命景象—那裡有起伏的沙丘與隨風搖曳的海燕麥、廣闊的鹽沼、靜謐的內灣，以及野性的海灘。我以春天作為開端：黑剪嘴鷗自南方歸來，鰣魚群由海洋洄游至河川，而岸鳥的春季大遷徙也正達到高峰。春天裡，若在浪花邊緣看見一隻鷸鳥奔跑、探尋，那便是瞥見了一隻候鳥，正站在一場非凡冒險的門檻上。這樣的壯舉使我以整整一章篇幅，來描繪岸鳥在北極苔原上的夏季傳奇。隨後，我們又隨著鳥群在夏末回到卡羅萊納的海灣，從鳥類、魚類、蝦群與其他水生生物的遷徙與活動中，讀出季節更迭的紀錄。
〈第二部：海鷗之途〉則是同期外海生命的平行寫照。但在這裡，季節循環的形式截然不同。遼闊的外海—遠至陸地已不可見之處—孕育著多樣、奇異而瑰麗的生命，卻幾乎完全不為人知，唯有少數幸運之人得以窺見。第二部的主角是一位真正的「海上流浪者」──鯖魚。他的故事自浩瀚洋面育嬰場的誕生開始，歷經早年在浮游生物群中的漂泊，以及少年時期於新英格蘭港灣獲得庇護，最終成為鯖魚族群的一員，隨群體四處遷徙，同時承受食魚的鳥類、大型魚類與人類的捕食威脅。
至於〈第三部：溯河歸海〉，焦點則落在大陸邊緣的海底：由大陸棚的緩坡，至大陸斜坡的陡降，直至最後的深淵──深海。幸運的是，有一種生物的生命歷程橫跨所有這些區域，在海陸生命史上無與倫比，這種生物便是鰻魚。要完整描繪這種非凡生物的一生，就必須從沿岸支流的遠方開始──那裡是他們度過大半成年期的棲息地──並追隨他們在秋季的產卵洄游之旅，前往大海。秋天時，其他魚群也會自海灣和峽灣游向外海，但他們只會遷徙到足以過冬的溫暖水域；而唯有鰻魚，會踏上這場無可比擬的遠征。鰻魚會繼續前行，游向馬尾藻海附近的一處深淵，在那裡產卵，並結束一生。每年春天，年幼的鰻魚便獨自從這片奇特的深海世界返回沿岸的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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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體會成為一種海洋生物是什麼感覺，就必須積極運用想像力，並暫時拋開許多人類的概念與衡量標準。舉例來說：若你是一隻岸鳥或一條魚，時鐘或曆法所標示的時間毫無意義；真正重要的，是晝夜交替與潮汐漲落──那是分辨進食與禁食的時刻，是敵人能輕易發現你與相對安全時刻的差別。若不在思維上做出這樣的調整，我們便無法充分體會海洋生命，也無法真正設身處地感受他們（或它們）的存在。
另一方面，若要讓魚、蝦、櫛水母或鳥類在我們眼中顯得真實──如同他們實際所是的生物──就必須在一定程度上將其行為與人類的行為類比。因此，我在書中刻意使用了一些在正式科學論文裡或許會遭到反對的表達方式。例如，我會說一條魚「畏懼」他的敵人，這並不是因為我認為魚會像人類一樣經歷恐懼，而是因為他的行為表現出宛如驚恐的樣子。對魚而言，反應主要是生理性的；而對我們而言，則更多是心理性的。然而，我們若想理解魚的行為，便必須以最貼近人類心理狀態的詞語來加以描述。
在選擇動物名字時，我的原則是：只要可能，便採用其所屬屬名的學名。若學名過於艱澀，則以該生物的外觀特徵加以命名；至於某些北極地區的動物，我則使用愛斯基摩人對他們的稱呼。書末亦附有名詞解釋，以介紹較少為人所知的海洋動植物，或幫助讀者重新認識那些已熟悉的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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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擁有漫長的一生，也沒有人能僅憑個人經驗就與海洋及其生命的各個層面建立深刻的熟悉。因此，為了補足自身的觀察，我廣泛汲取了豐富的科學文獻與科普作品，並在此基礎上加入自己的詮釋，編織成本書的故事。若要完整列舉所有參考來源幾乎是不可能的，但其中一些特別重要的包括：亞瑟．克里夫蘭．班特（Arthur Cleveland Bent）無與倫比的十三卷本《北美鳥類生活史》（North American birds）；亨利．B．比奇洛（Henry B. Bigelow）的《緬因灣的魚類》（
Fishes of the Gulf of Maine）、《緬因灣的浮游生物》（
Plankton of the Gulf of Maine），以及他在科學期刊上發表的多篇關於自緬因至哈特拉斯角沿岸海域的探勘論文；約翰尼斯．施密特（Johannes Schmidt）關於鰻魚生活史的鉅著；喬治．M．薩頓（George M. Sutton）的《南安普敦島探險》（
Exploration of Southampton Island）；O．E．塞特（O. E. Sette）未出版的鯖魚生活史手稿；以及由約翰．默里爵士（Sir John Murray）與約翰．約特（Johan Hjort）合著，被譽為海洋學經典的《海洋深處》（
The Depths of the Ocean）。
除了這些著作，我也受益於許多人的指導，他們慷慨分享了自己與海洋生命相關的寶貴經驗。首要感謝的是艾爾默．希金斯（Elmer Higgins），若非他的鼓勵與協助，本書或許無法完成。此外，還有羅伯特．A．內斯比特（Robert A. Nesbit）、威廉．C．奈維爾（William C. Neville）、約翰．C．皮爾森（John C. Pearson）與愛德華．貝利（Edward Bailey），他們都耐心且熱心地回答了我的諸多疑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