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室報告



音樂、極權與我們的感知力

文�李雪莉（非營利媒體《報導者》營運長）



在中國，「音樂歸音樂」似乎是不可能的悖論。

去年（2025）11月，中日外交衝突升高的當下，日本歌手大槻真希在上海的活動，歌曲唱到一半就被強制關燈中斷，她更被工作人員火速「請」下台。眾人不解，不過是一首《航海王》的動畫片尾曲，踩到了什麼紅線？

同時，流行音樂天后濱崎步的上海巡迴演唱會，也在開演前因「不可抗力因素」被閃電取消，但敬業的她仍在搭好的舞台上完成這場被沒收的演出，在滿天彩紙下謝幕，1萬4千個空位的荒謬影像震撼了世人。

這些事件，對民主國家來說，是難以想像的「不正常」。

我曾經以為，從小呼吸自由空氣的台灣人，對於辨識這些「不正常」，應當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自由奔放、富創造力與感知力的音樂人，更應當如此。

但是，在製作《跟唱紅色主旋律？台灣獨立樂團西進中國的靈魂拷問》專題報導的過程中，我更意識到，在外在壓力漸進滲透下，從台灣到許多民主國家，已緩緩丟失了對「正常」與「不正常」的區辨能力。

台灣在華語音樂市場裡曾經長期引領風潮，主流音樂人90年代進入中國市場，2010年後，獨立樂團、創作歌手也陸續進入中國演出。台灣音樂人在中國以千萬計的廣大樂迷市場中，用作品對話。但隨著COVID-19疫情、中共慶祝建黨100週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進入無限期連任後，中共的極權治理以更為鋪天蓋地的方式，進入中國社會的各個領域，而這個穿透力也在近年滲入標榜自由和思考精神的創作歌手和獨立音樂人。

《報導者》這系列報導走訪了許多產業內知情人士，有高達八成五的受訪者要求匿名受訪，如此高的比例，是我在採訪現場26年僅見的。匿名並非新聞常態，而是非常情況下的不得不然。

這些必須匿名的消息來源，包括了樂團的歌手、樂手、經紀人、作詞人、硬體工程師。我們多在隱密空間進行訪談，有時採訪團隊僅兩人，為保護消息來源。

即使匿名受訪，受訪者還是得小心謹慎，才能說出這些年在中國演出時遭遇的種種怪現象：表演前必須全員先錄影演出一遍、交付成員背景，有的得提交串場聊天的內容，交付審批；審批如果過了，現場除了不能有任何政治性的談話，上場五分鐘前，甚至有「文化老師」、警察、或來路不明的「長官」突然要你簽下「承認一個中國」的文件；舞台上，除了「文化老師」坐在旁邊盯著看你是否按表操課，警察和保全人數逐年增加。

更糟的是，舞台上再也不容許國家眼中的「異端」：不能有LGBTQ旗幟等元素、身上的刺青要用長袖或外套覆蓋、不能佩戴有十字架等宗教元素的裝飾，男生不能留長髮，不能有「娘炮」意象，必須加強陽剛形象。

受訪的部分歌手說，他們慢慢學會不再自在說話閒談，只說「上海好」、「重慶好」等制式問候，甚至開始創作沒有歌詞的曲目，輕彈、譜曲、微笑，以安全的方式表演完後順利離開。

更令人悲傷的，不只是覆蓋和遮蔽那些有形的圖騰，而是那個「刪掉自己」的過程：抹消自己的認同、自己的創作、自己曾經參與過的公民運動。



我們對「不正常」的感知正在被改寫



因為不知道標準和紅線在哪裡，這條線劃得愈密愈深，把自己囚禁在一個最安全、不會引起波瀾的角落。一位知名的創作者說很不喜歡現在的自己，他說：「我很不喜歡去啊，我恨透沒有自由這件事情，超級不合理，我覺得我們在告訴別人要怎麼樣生活、怎麼樣做自己，結果我們自己做不到」，而他說自己漸漸活成了中國共產黨希望他們長成的樣子。

合約在身，多數受訪者在台灣與中國不同系統間人格分裂地運作著，夾雜不安與受怕，煎熬與孤獨。那些曾在90年代或00年後一起聊音樂還曾一起把酒言歡的人，如今會不會成為「舉報」你的人？那些在微博或各種社群媒體裡的發言與被代言，會不會讓你一夕炎上翻車？

親身報導中國十多年來，確實感受政治氛圍日益緊縮。自由與極權體系的價值對比更為鮮明，兩者正從銳實力競爭延伸至軟實力的角力。台灣社會在批評音樂人時，也不能忽略「音樂與高牆」的關係——那一道道加高的牆，就是中國文化和旅遊部、廣電總局日益嚴密的審查，以及習近平定於一尊後更深的文化統戰。

面對高牆，有人加入後有意識地沉默，有人毫無意識唱和，有的甚至選擇一起熱烈跟唱主旋律，愈唱愈激昂，有人則是奔向「祖國」懷抱，然後回頭批判台灣。

音樂人的一舉一動牽動歌迷心情。在台灣，有不少人將中國對人權與自由的打壓視為理所當然，正常化種種的「不正常」，熱烈擁抱中共主旋律、放大其聲量；也有不少人對曾鍾愛的歌手憤怒絕望，「不再聽他們的歌，怕再被傷透心」。

但愈是如此汙濁的環境，我們愈不能讓恐懼籠罩，更不能讓渡自己的感知和判斷。

在這系列報導中，因為有勇於把自己經歷過的各種不確定、恐怖、擔憂告訴我們的音樂人，才有機會釋放出音樂圈的沉默聲音。

我們採訪的音樂工作者並非全然沉默或表忠，他們選擇不過度依賴中國市場、轉往台灣或開拓多國發展，也更審慎對待每份合約與貼文、不讓中間人代言，嘗試談判與協商底線。這些微小的堅持，是為認同爭取空間、不讓自己消音，也盡力不辜負樂迷支持。

他們未必能徹底改變荒誕的遊戲規則，但在一個逐漸壓扁創作的環境，這些選擇本身是音樂尚未沉默的證明。

當然，台灣音樂市場必須健康成長。目前各縣市政府放送式的免費音樂祭難以養活樂團，未來政策能否支持Live House、樂迷是否買票支持專場，都影響音樂人能否有機會為自己作主。

我也喜歡馬世芳在訪談中給出實際又理想的思考：「在通往自由的道路上，我們需要爭取更多同志，而不是樹立更多的仇敵，我們應該要求同存異，而不是不斷地檢驗純度。如果因為你喜歡的人讓你感到被背叛而崩潰心碎，是因為他曾經給過你那麼珍貴的禮贈，但你可能也要思考，從此刻開始，是否把一些期待拿回來吧。」

在《報導者事件簿005：唱進�噤中國》裡，我們團隊與漫畫家高妍，希望以冷靜和溫暖的筆觸處理地緣政治下的時代難題。

理解不等於諒解，但理解房間裡的大象，有助於我們未來在面對壓力時，劃下自己的界線，避免成為時代悖論的一塊磚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