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推薦文1
人類，「猿」來只是「猿」形畢露
黃貞祥(清華大學生命科學系副教授)
身為一名演化生物學家，我從入行之初便深信一個看似樸素、卻往往被忽略的事實：人類不過是眾多哺乳動物之一，而且還是大猿的一員。從基因到骨骼，從胚胎發育到行為模式，我們與其他靈長類之間血脈相連、千絲萬縷。這樣的認知，在我看來本應是不證自明、順理成章。然而放眼學界與社會，卻常見畫地自限、層層設防的論述，彷彿人類與其他生命之間隔著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
我當然承認，人類確實有其獨特之處。我們能書寫歷史、建構制度、想像未來，這些能力令人歎為觀止。但若因此便自居萬物之靈、獨步天下，未免有些自視甚高。放眼生物世界，鯨魚的聲波、鳥類的遷徙、昆蟲的群體協作、真菌的地下網絡，無一不是各擅勝場、各領風騷。可以說，萬物並立，各有千秋。若說人類獨一無二，那麼其他物種同樣也是獨一無二，各有其不可取代之處。
然而，在我的學術生涯中，卻屢屢在不同場合聽到同樣的告誡：研究動物時，千萬不可「擬人化」。這句話言之鑿鑿，幾乎成了不容置疑的金科玉律。久而久之，我心中不免生出疑問：若我們斷言人類所擁有的情感、意圖與理解，其他動物一概欠缺，那麼這樣的前提本身，是否已經預設了人類的特殊地位？這樣的推論，豈不正是人類例外論的翻版？若再推得更遠，甚至隱隱為神創論留下可乘之機，使人類重新被置於某種超然於自然之上的位置。
這樣的困惑，長期縈繞心頭，揮之不去。直到我讀到動物行為學大師德瓦爾（Frans de Waal）的《你不知道我們有多聰明：動物思考的時候，人類能學到什麼？》（Are We Smart Enough to Know How Smart Animals Are?），才如撥雲見日、豁然開朗。他以大量實證與生動案例指出，人類之所以長期低估其他動物，往往不是因為牠們能力不足，而是因為我們的測量方式本就帶有偏見。用錯尺去量，自然失之毫釐、差之千里。人類中心主義與人類例外論，正是在這樣日積月累的偏差中，悄然成形，卻又被誤認為理所當然。
也正是在這樣的思想脈絡之下，我翻開了《傲慢的猿：人類真的比較優秀嗎？打破人類例外論為何至關重要》。有些讀者或許會將其歸類為一般動物認知或行為科普之作，彷彿只是延續近年來關於動物智能與情感的研究潮流，或是眾多試圖拉近人與動物距離的作品之一。然而隨著閱讀逐步深入，文本的重量與指向逐漸顯現，本書遠不止於知識傳遞，而更像是一部關於人類自我理解的思想之書，一面不甚討喜卻誠實無比的鏡子，映照出我們長久以來習焉不察、甚至視為理所當然的優越感與認知盲點，也逼使我們重新思考自身在自然秩序中的位置。
作者克莉斯汀．韋伯（Christine Webb）以靈長類學家的專業背景為根基，結合細膩敘事與長期田野觀察，成功地將原本可能流於抽象的科學研究，轉化為具體、可感且富有情境的經驗。她筆下的動物並非冷冰冰的研究對象，而是擁有情感、關係與主體性的生命個體。書中與狒狒「熊仔」的互動尤其令人印象深刻，那不僅是一段行為觀察的紀錄，更像一次跨越物種界線的理解與回應，使讀者不得不重新審視「理解」這個概念本身的邊界與可能性，也讓人對長久以來被奉為定論的學術假設產生動搖與反思。
值得一提的是，韋伯正是在埃默里大學（Emory University）求學期間，接觸到了德瓦爾的思想與研究。這段學術啟蒙可謂潛移默化、影響深遠，使她得以在日後的研究中，既承襲其對動物心智的敏銳洞察，又進一步推陳出新，發展出更具批判性與反思性的觀點。可以說，她的寫作之所以能兼具科學嚴謹與人文關懷，並非偶然，而是師承有自、厚積薄發的結果。
這種書寫方式，使科學不再只是冷靜的描述，而帶有一種近乎敘事文學的張力。我們在閱讀時，既是在理解知識，也在經歷一種觀看世界方式的轉換。這種轉換並不劇烈，卻潛移默化，往往在閱讀結束後才逐漸發酵，令人回味不已。
本書論述的核心，在於對「人類例外論」的系統性反思與解構。韋伯指出，人類之所以長期被視為智慧、道德與文化的最高體現，並非純然來自客觀證據，而往往源於以人類為中心所設計的衡量標準與研究架構。當研究設計、問題設定乃至評價機制，皆圍繞人類能力展開時，其結論自然傾向於強化既有信念。此種近乎自我驗證的循環論證，使人類優越性的觀點得以長期鞏固，並被誤認為理所當然，卻未必經得起更嚴格與多元視角的檢驗。
書中對科學偏誤的剖析尤為發人深省。當我們以人類熟悉的工具與情境，去測量其他物種的能力時，其結果往往只是反映出「他們不擅長成為人類」，而非真正揭示其自身的適應與智慧。這種以己度人的思維，久而久之便成為一種無形卻根深蒂固的知識結構，不僅限制了科學理解的深度，也在無形中合理化了人類對其他物種的輕忽甚至支配。
進一步來看，這種偏誤不僅存在於實驗室之中，也滲透於教育、媒體與日常語言之中，形成一種幾乎難以察覺的文化背景。當一種觀點無處不在時，它便不再被視為觀點，而被當成現實本身。
更具啟發性的是，韋伯並未止步於批判，而是進一步提出轉換視角的可能性。當人類願意暫時放下自我中心的定位，轉而以各物種自身的演化脈絡與生態位置為理解基準時，世界將呈現出一種截然不同的面貌。那不再是一條由高低排列的階梯，而是一張錯綜複雜、彼此依存、互相影響的生命網絡。這種觀點的轉變，不僅具有知識上的意義，也帶來情感與存在感的重塑，使人重新感受到自身並非孤立存在，而是嵌入於一個更宏大的整體之中。
閱讀過程中，我亦有一段頗為震撼的體會。書中關於生命共同體的討論，使我驚訝地意識到，人類身體內外共生的微生物，其總重量竟與我們的大腦相近。這一事實不僅在生理層面令人驚異，更在哲學層面引發深刻反思：我們所認為的「自我」，其實早已與無數其他生命緊密交織，難以分割。所謂個體，或許並非一個邊界清晰、可以獨立存在的單位，而更像是一個由多種生命形式共同構成、持續流動與變動的系統。當這樣的認知逐漸浮現，人類中心的世界觀也隨之出現裂縫，甚至開始鬆動。
此外，韋伯對文化與語言如何形塑認知的分析亦極具洞見。從「資源」、「開發」等日常用語，到教育制度與媒體敘事，皆在潛移默化中鞏固人類中心的世界觀。這些看似中性的表述，實則蘊含強烈的價值判斷，將自然界轉化為可供利用與管理的對象，而非具有內在價值與主體性的存在。語言不僅描述世界，也在無形中界定了我們與世界的距離與關係。
然而，在政治與社會日趨對立的現今語境下，也有必要提出一點保留與提醒。當前關於「去人類中心」與「重新定位人類」的思潮，確實具有重要的反省意義，甚至可說是面對當代生態危機不可或缺的一步。但若推進過度，或缺乏對現實脈絡與社會感受的敏感度，亦可能流於另一種形式的失衡。當批判逐漸轉化為姿態，當「覺醒」成為某種道德標誌，這類論述反而容易被社會大眾視為學術菁英的另一種優越感，甚至形成新的距離與隔閡。
這樣的情況並非危言聳聽。在公共討論中，若語言過於抽象、概念過於密集，或立場過於鮮明，往往會削弱溝通效果，使原本具有啟發性的觀點被誤解為說教或指責。當人們感受到被評斷或被排除時，防衛心理便會升起，對話的可能性也隨之降低。如此一來，原本旨在促進理解與連結的思想，反而可能適得其反，甚至加深既有的對立與不信任。
更進一步而言，任何形式的「中心」一旦被批判並取而代之，新的中心也可能在不知不覺中形成。若缺乏持續的自我反省，所謂的去中心化，反而可能成為另一種話語權的再集中。因此，如何在批判中保有謙遜，在反思中避免自我正當化，是當代思想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
因此，本書最值得珍視之處，或許不在於提供一套新的「正確立場」，而在於開啟一種持續反思的能力。它提醒我們，任何看似理所當然的觀點，都值得被重新檢視；任何自認穩固的立場，也可能隱含偏誤。如何在謙卑與理性之間取得平衡，如何在批判與共感之間維持張力，仍有賴讀者在各自處境中細細體會與拿捏。
全書在敘事節奏與知識深度之間取得良好平衡。科學研究與個人經驗交織，使論述既具說服力，又不失可讀性。從鳥類的溝通方式、靈長類的文化行為，到植物與真菌之間錯綜複雜的互動關係，韋伯以層層推進的方式，逐步拓展讀者對「智慧」與「意識」的理解範圍，讓人不禁重新思考何謂知覺、何謂思考，也重新界定何謂生命。
《傲慢的猿》不僅是一部對人類中心主義的深刻檢視，更是一種關於如何重新定位自身於生命網絡之中的邀請。閱讀此書，未必會帶來立即而明確的結論，卻會在思考層面留下持續發酵的影響。當我們再次面對自然世界時，或許會多一分審慎與敬意，並開始意識到，人類並非居於頂端的存在，而是萬千生命之中一個相互依存、彼此牽動、共同演化的節點。
推薦文2
放不下身段的猿
林大利 (臺灣大學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歷經將近五個小時的航程，目前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上空，即將抵達甘地夫人國際機場。時間是午夜十二點，往窗外望去，可見萬家燈火的耀眼光芒，互不相讓的往天空閃耀。明亮的道路串連更明亮的建築區，形成一幅原本不存在於大自然的構圖，隨著離地面越近，越能清晰地看見箇中紋理。原來，這就是全球人口數第二的國家，首都夜晚的樣貌。人口超過十二億的印度，僅次於超過十三億人口的中國，兩個國家容納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如果說，每個人的生命歷程都是一場故事，目前正有八十億多則故事在地球上書寫，且毫無停歇的持續增加，有些歷程引人注目，有些故事還來不及細數，便默默的流逝。
如果我們細看夜晚的地球，可以看見人工光源遍布。然而，有些地方依舊昏暗無光，例如沙漠與高山；有些地方則是五光十射、燈火通明，例如各大都會區。雖然乍看之下是人工光源的分布，但這其實就是人類最具體的分布地圖。有人的地方，晚上就必須有光；人越多的地方，人工光源也就更加集中明亮。看著夜晚的地球，或多或少會感受到，我們已經大幅改變了這個地球。
即便許多物種曾經在地球上落腳，絕大多數的物種最後都走向滅絕一途，我想，人類也不會例外。翻開一些介紹地球生命史的書籍，時常述說著某個時代由某些生物稱霸，我們也就這樣在腦海中形塑遠古年代的生命藍圖。然而，仔細一想，究竟什麼才是所謂的「稱霸」呢？是數量的多寡？還是站上食物鏈的頂點？抑或是誰稱霸與否並不重要，而是誰能夠在多變的環境中，淵遠流長的活下去？
生物會影響環境，環境也會影響生物，彼此之間的交互作用複雜，長久以來未曾停歇的相互制衡，形塑今日世界的樣貌。人類不是唯一大幅改變環境的生物，光合作用改變了大氣的組成、河狸啃下一片森林、狼群改變河流……。但是，人口爆炸式的成長，已經大幅改變芸芸眾生所共有的地球。極少生物如人類般，把地球變成適合自己生存的環境，最後卻將自己逼入岌岌可危的泥淖。科普、小說和電影，不斷的用各種手段提醒人們目前面臨的潛在危機。但丁（Dante Alighieri）的《神曲》和波堤切利（Sandro Botticell）的《地獄圖》，都暗示了人類隨時可能從地球上被自己抹去。
《傲慢的猿》是一封提醒信，也是一則警訊。長期下來，作者強烈的意識到，即便是當代的社會，我們依然會無形中將「智人」這個物種，超脫於其他生物之外。或是，無意識中，自然為自己比其他生物來得高出一等。確實，智人這群在地球上最大的優勢物種，可以決定整個地球的走向、決定大氣與海水的溫度、決定地景地貌的長相、決定芸芸眾生的未來。然而，回到現實面，人類終究是生物多樣性的其中一份子，一種靈長類，一種傲慢的猿。
生物多樣性是地球上所有生命的總稱，而生命是一個互依互存且難以分割的整體，所有的生命都需要依賴其他生物才能生存。生物多樣性的概念不只闡述了生命世界的複雜與值得持續探索之處，更提醒人類也是生物多樣性的一員，並非高高在上的王者。
科學是一種追求真理的系統性活動，也是人類認識這個世界的工具與方法。有個說法認為科學是一個框架，框架內的部分，是我們已知的知識；框架外的世界，則是一片未知的宇宙。因此，人類所從事的科學性活動，就是在努力的擴大這個框架，讓我們對世界的瞭解能更多更廣。至今，這個框架非常地渺小，未知的世界依舊浩瀚無垠。牛頓說：「我就像是一個在海灘上玩耍的孩童，一會兒在那裡發現一枚美麗的貝殼，一會兒又發現一塊奇特的石子。但是，對於眼前茫茫的大海，我卻一無所知。」
同樣地，在生物多樣性這個複雜的系統內，我們也在面對龐大的未知。對於誰與誰有所牽連？誰會受到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孰正孰負？孰強孰弱？還無法給一個肯定的答案。因此，我們應該盡力維持生物多樣性完整，小心翼翼地避免各種過度的衝擊。我們無法預料，水面細微的漣漪是否會在地球另一端引發海嘯；蝴蝶輕輕地揮動翅膀是否會在遙遠的國度掀起颶風。
即便如此，世界上仍然有人，揮霍無度的耗盡自然資源，也不願相信來自各界的警告與勸說。畢竟，這些生物與環境之間的影響，常常間接、緩慢而細微，不容易立即感受到事情的嚴重性。但是，當事態嚴重時，早已經為時已晚，無論是環境的變遷，還是物種的滅絕，都是難以挽回的永久變化與消失。也許，唯有在沒有能石油與電力的原野地時，汲汲營營求得的名與利、雍容華貴的奢侈品、日新月異的高科技，才都會變得毫無用處。剩下的，只有跑不快、跳不高、無法爬樹、不善游泳、更遑論飛行的人類軀體。
哥白尼將地球自宇宙中心請出，達爾文將人類萬物之靈的皇冠摘下。不可否認的，人類的能力有限，認知也有限。科學與科技的發展，讓我們踏上月球、泅潛深海，但是，當我們面對這個世界時，莫忘謙卑與人性。每個生命都會面臨死亡，每個物種也會有終點，黎明般的初生終究會步入瀕臨黑暗的衰頹。演化是生命尋求生路的機制，會有物種的終結，也會有新的物種誕生。人類這個以智慧為學名的物種，不應該親手逼自己滅亡，而是認清自己在生物多樣性中的定位，與芸芸眾生共存，至少回想起當年那群非洲草原上的群居猿。
推薦文3
認為人類更優越，是一種存在焦慮嗎？
顏聖紘 (中山大學生物科學系副教授)
在漫長的人類思想史中，「人類與其他動物的差別到底是什麼？」始終是科學與哲學共同糾纏的重要問題。從古代宗教、哲學體系到近代科學革命，人類不斷嘗試界定自身的特殊性，並以此為基礎建立道德秩序與文明脈絡。然而，The Arrogant Ape（中文書名《傲慢的猿》）提出了一個更為根本、也更令人不安的問題：我們之所以如此執著於界定「人與動物的差別」，是否本身就是一種文化建構，而非純粹的生物學事實？作者Christine Webb透過跨領域的動物行為學、認知科學與環境哲學研究，對「人類例外論」展開系統性反思，並指出這套觀念如何深刻影響了科學研究、倫理體系與環境危機的走向。
本書所關切的重點，並非否認人類具有特殊能力，而是挑戰一種長久以來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世界觀：人類不僅與其他動物不同，而且在本質上高於其他生命。這種思想可追溯至宗教傳統與古典哲學，並在啟蒙時代、殖民擴張與工業文明中被制度化，逐步形成「人類中心主義」的主流論述。與之相對的，則是近年在生態學與人類學中逐漸興起的「生態中心」（eco-centric）觀點，主張人類只是自然系統中的一環，而非其主宰者。書中反覆指出，這兩種觀點並非抽象的哲學立場，而是直接影響我們如何對待其他生命、土地與整個地球系統的根本差異。
在科學史上，「人類獨特性」一直是熱門命題。自達爾文提出演化論以來，學界逐步承認人類與其他動物之間存在連續性，而非絕對斷裂的關係。然而，在大眾文化與部分學術領域中，「人類是唯一具有語言、理性、道德或文化的物種」這類主張仍廣泛流傳。本書指出，許多看似支持人類獨特性的研究，其實深受方法論偏誤影響。例如，大量認知比較實驗是以人類設計的任務測量其他物種，結果自然容易得出「人類更優越」的結論，卻忽略了不同物種在自身生態脈絡中發展出的高度專精能力。
更重要的是，許多過去被視為「唯有人類才具備」的能力，近年在其他物種中陸續被發現。研究顯示，某些鳥類具有複雜的語法結構，草原犬鼠能以聲音傳遞具體資訊，黑猩猩與珊瑚礁魚類展現出文化傳承，而植物與真菌也展現出感知與訊號傳遞能力。這些發現並非要否認人類的特殊性，而是提醒我們：若以人類作為唯一標準來衡量智能與價值，必然會低估其他生命形式的複雜性。
書中也強調，對「人與動物界線」的執著，不只是學術問題，更關乎倫理與政治。當人類將自身定位為自然之上的主體，其他生命便容易被視為資源、工具或背景。這種思維不僅為大規模動物利用提供正當性，也形塑了我們對土地、海洋與生態系的態度。作者指出，當語言將動物簡化為「資源」或「單位」，當教育與制度強化人類與自然的分離感，這種觀念便在無形中鞏固，成為社會結構的一部分。
然而，《傲慢的猿》並非主張人類與其他物種「完全相同」。相反地，它主張應該以更精確、更謙遜的方式理解差異：承認人類在某些認知與社會能力上的獨特性，同時也承認其他物種在感知、社會組織或環境適應上的卓越之處。真正的科學態度，不是為了證明人類的優越，而是努力理解多樣生命形式如何各自演化、各自成立。
最終，本書提出一個更深層的反思：人類之所以不斷追問「我們有何不同」，可能源於一種存在焦慮，而非純粹的科學好奇。當我們將自我價值建立在與其他生命的區隔之上，便容易陷入優越與支配的敘事。相反地，若我們能將自身重新放回生命網絡之中，承認依存與連結，或許不僅能重新理解其他物種，也能重新理解自己。這不只是知識上的轉變，更可能是一種倫理與存在方式的轉變——從「支配世界」到「與世界共存」。
因此，《傲慢的猿》不只是一本關於動物與人類的書，它更是一部關於人類自我理解的反思之作。透過拆解人類例外論的文化根基，本書邀請讀者重新審視人類在自然中的位置，並思考一種更謙遜、更具共生意識的未來想像。
作者序
「人是多麼了不起的作品呀！」哈姆雷特讚嘆道，「理性是多麼高貴！力量是多麼無窮！……論行動，多麼像天使！論悟性，多麼像天神！……萬物之靈！」
莎士比亞用短短幾句話就讓我們看見西方思想史最重要的主題：人類是地球上最聰明、有道德、最有能力的物種。
但我在想，如果我們真心相信自己比其他物種優秀那麼多，為什麼我們還要花幾千年來強調這一點？
心理學家已經證明，人會過分強調自己的能力和成就，以此隱藏實際的缺失感。那麼在面對其他物種的時候，我們是否也有一種所謂的優越情結？
畢竟我們不是最龐大、最快速或者最強壯的物種。藍鯨、獵豹和兜蟲在這幾個方面都勝過我們。我們也不是數量最多或者最長壽的物種。螞蟻和海綿也很輕易就能在這兩點上勝過我們（這還不提大部分的細菌及植物）。其他物種在無數種面向上優於人類。你就去跟老鷹拚視力測驗看看，或是跟海豚拚回聲定位測試看看。所以我們才回頭來比智慧。就這麼決定了！邊界就該設在這邊。
現代生物分類系統之父林奈（Carl Linnaeus）把我們命名為Homo sapiens，「智人」。今日我們自稱為Homo sapiens sapiens，最有智慧的智人。把自己當成最高級，就完全違背了達爾文的物種相延續概念。
然而，就算時至今日，到處都還找得到知名媒體和學者展露人類例外論的例子。光是留意一下人們有多常在明說暗指中，把人類評為一種獨立於環境且優於環境的實體，那例子真是不勝枚舉。「雖然我們是動物……但我們卻不只是動物，」哲學家史庫頓（Roger Scruton）2017年在《紐約時報》的社論對頁版上寫道。「我們身為一個一個的人，居住在一個不能化約為自然世界的生命世界中。」2018年，遺傳學家拉塞福（Adam Rutherford）在發表於《衛報》的文章〈人類聯盟：是什麼讓我們有別於其他動物？〉（The Human League: What Separates Us from Other Animals?）中聲稱，「把自己的行為跟其他野獸相匹配，還主張我們發展出來的往往只是差勁的科學，這種說法可沒辦法讓我們心滿意足。」就如比較心理學家薩登多夫（Thomas Suddendorf）在一篇寫給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的文章中所聲稱的，「我們顯然有一些格外特別之處。」
找出人性獨一無二、有別於他者之特質的這段過程，也充滿了人類例外論。2016年，在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NPR）一場命名為「人類為何成為地球上最成功的物種？」（Why Did Humans Become the Most Successful Species on Earth?）的訪問中，暢銷作者哈拉瑞（Yuval Harari）把「為何我們能幾十億人一起合作，而黑猩猩沒辦法，以及我們為何能登陸月球並把原子切分還破解DNA，而他們卻只能玩棍子跟香蕉？」歸功給人類的想像力。《洛杉磯時報》的一篇文章則是舉出我們獨一無二的慷慨：「或許我們稱之為『人類善良天性』的理由，是因為世上就只有人類這種善良。」大眾取向的書市中，有一大堆書的書名都聲稱找到了很難找到的那個使我們身為人類的因素，還吹捧我們這個物種無以匹敵的智慧、適應性、友善、語言能力以及創造力之類之類的。
人類例外論並不僅限於大眾媒體。甚至還有不少會議是整場都在討論讓人類如此特別的因素為何。2019年美國心理科學協會（Association for Psychological Science）大會上，靈長類學家托馬塞洛（Michael Tomasello）在大會主題演講的開頭，就先向大型猿類（great apes）道歉，然後再據理說明我們身為人類的認知優越性。有一整個研究領域都是在研究人類和其他動物之間這條巨大的精神鴻溝，那條鴻溝被生物人類學家豪瑟（Marc Hauser）命名為「人類獨特性」（humaniqueness）。這種獨特性的連串推理是，雖然其他靈長類擁有人類認知的初階組件，但缺乏人類心靈獨一無二的適應能力；而正是那些，讓我們人類得以繁盛。這些特質讓人類能夠主宰地球──人們往往把這種主宰優勢直接跟我們在「演化上成功」畫上等號。都已經是一個頻繁誇耀自身智慧的物種了，你還指望他什麼？似乎我們之所以顯得特別，是因為我們喜歡這樣想；這一點，從以前到現在都是一樣。哈姆雷特講對了一件事：我們人類真的很難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