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邁向環境健康人文：生態疾病、照護倫理與生命形式

〈緒論〉

二、健康人文

?

??? 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將健康定義為「免於疾病和長期殘廢的困擾，是一種身體、精神和社會上的完整狀態」。這種高標準定義非但不易做到，而且也過於烏托邦或理想化。「健康」（health）此一詞彙的古英文有兩種意義：（一）halam（to heal 治療）；（二）halp（wholeness 完整），這個用詞的拉丁文與 solus 或 sanitas 有關，具有健康、安全和救贖等醫學、政治和宗教三重意涵（Adamson 141）。相反地，疾病（disease）是指「不舒服」（dis-ease），也是對「自由行動的限縮」；更進一步地說，疾病是「動物身體上某種結構或功能所產生的異常行為」，直接對「身體」產生作用，且須透過「科學」來瞭解（Cole, Carlin & Carson 12），並經由醫生的診斷所做出來的判斷。換言之，疾病暗指一種病態的過程，抑或一種生物學上偏離健康的狀態。病痛（illness）又與疾病不同，它是病人感覺身體不適的一種主觀經驗，其形式有三：（一）社會上，病痛常與邪惡、剝奪、不道德掛鉤，給人不佳的印象（他有病）；（二）情感上，病痛給人一種不舒服或不愉快的感覺（他可能有病）；（三）身體上，病痛代表著身體不適（他真的有病）。因此，病痛表現出一種主觀判斷，其作用在「回應」痛苦及其所引起的各種不便。概括來說，它是一種身體不適（不舒服）的感覺或經驗，有時甚至易受他人影響。換言之，病痛是病人和家屬帶給醫生的問題；疾病則是醫生以臨床治療的方式經由學理的推斷所獲致的結果。前者是主觀的，後者是客觀的。

??? 從醫學史發展來看，我們可以發現四種常見的疾病理論︰（一）體液理論（humoralism）；（二）瘴氣理論（miasmatism）；（三）細菌理論（germ theory）；和（四）基因理論（gene theory）。體液理論是由希臘醫學之父希波克拉提斯（Hippocrates）所提出的疾病理論。古代醫學認為疾病是由超自然現象所引起的，如天災、天譴、中邪或附身等等；既然解鈴尚須繫鈴人，祭司、靈媒或神職人員因此可以派上用場，充當解謎者、疾病治療師或去魅仙姑。然而希波克拉提斯不喜怪力亂神，強調「凡事必有因」的邏輯關係；他認為人之所以會生病是因為人體的四種體液（humors）──包括痰、黃膽汁、血液、黑膽汁不協調之故。另外，希波克拉提斯在〈空氣、水與地方〉（“Airs, Waters, Places”）一文中特別說明人類住所和居住方位的重要性。如果通風不良或水質不佳，瘴氣（miasma）於

焉產生，也會導致身體中的四種體液失衡而讓人生病。學者喬安納（Jaeques Jouanna）的研究指出：希波克拉提斯和古羅馬醫學家蓋倫（Galen）兩人堅信瘴氣是疾病傳播的主要途徑（136）。

?

??? 事實上，文藝復興時期已有學者對此說法持相反意見。例如，比利時解剖學家瓦薩斯（Andreas Vasalius）於 1543 年出版《人體的構造》（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一書，指出蓋倫對人體的看法有誤（Pickove 29）。同樣地，作家兼醫生的弗拉卡斯托羅（Girolamo Fracastoro) 也不相信希波克拉提斯和蓋倫的瘴氣理論。在《論傳染》（De Contagone）一書中，他認為人或其他生物體可能因傳染而生病，其途徑主要有三：（一）直接接觸傳染者；（二）接觸感染源；（三）在遠處受到（空氣或細菌）傳染（qtd. in Nutton 22）。文藝復興時期雖有其他學者表達類似想法，但弗拉卡斯托羅則是第一位提出傳染理論的醫生。到了十九世紀，維也納綜合醫院（Vienna General Hospital）的匈牙利婦產科醫師塞麥爾維斯（Ignatius Semmelweis）發現許多產婦因感染「產褥熱」（puerperal fever）而病亡。這主要是一種肉眼「看不見」的細菌所導致的結果。法國微生物學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也經由實驗之後，證明塞麥爾維斯的細菌理論是正確的（Buyse 2769, Pickove 184, 206）。當時很多醫生認為這些產婦是死於瘴氣，而不是死於細菌感染，但巴斯德與後來的微生物學家皆證明細菌會傳染疾病；細菌理論就慢慢地被接受，進而取代瘴氣導致人類生病的疾病理論。再者，除了傳染會帶來疾病外，奧地利神父孟德爾（Gregor Mendel）的遺傳學研究則證明基因變異也會影響人體健康。

在當代社會中，健康的議題越顯重要。雖然醫療人文偏愛研究敘事醫學、醫病關係、病痛、創傷以及疾病作為隱喻等主題，有些學者認為醫療人文應可走出狹隘的「醫療」模式，邁向更寬廣的「健康人文」（health humanities）研究。這些學者包括美國學者克魯曼（Craig M. Klugman）、英國學者克洛福德（Paul Crawford）、瓊斯（Therese Jones）、威爾（Delese Wear）和佛萊德門（Lester D. Friedman）等。他們指出，傳統的醫療人文較難處理醫護關係、照護倫理、器官移植、死亡的標準、試管嬰兒、醫療衛生等重要議題。另外，健康人文也像批判性醫療人文一樣，重審同理心的核心價值。吉爾森（Erinn C. Gilson）認為，受弱倫理學（the ethics of vulnerability）可打破同理心�反同理心之僵局，承認自我�他者、醫生�病人其實都有脆弱的時刻，而且彼此也都可能成為脆弱的主體（vulnerable subjects）（15-16）。

其實，健康人文和（批判性）醫療人文是姊妹學科。對這些學者而言，醫療人文的方法論不應只是處理醫病關係，它亦可處理醫護關係、生命政治、死亡藝術、複製人、傳染病和公共衛生等重要議題。正如批判性醫療人文一樣，健康人文也嘗試打開醫療人文的

典律，讓研究對象更多元，例如繪畫、藝術、創作和音樂治療、照護政治、環境衛生、自閉症、老化、阿茲海默症和瘟疫等主題。綜合上述醫療人文的研究特色，我們可以用英國學者布里克利的波段理論作為總結。第一波的醫療人文研究是比較實用的，而且強調醫

病關係，強調醫療人文教育的重要性。第二波的批判性醫療人文或健康人文研究將文化研究的批判精神帶進醫療人文，藉以重估生物學、歷史、醫學、典律、醫療倫理等價值體系的內在矛盾，避免審美疲勞，進而開拓新的研究領域（12-14）。此一波段理論側重批判

性思考（critical thinking），包括批判性醫療人文、批判性失能研究和批判性自閉症研究等。批判性醫療人文鼓勵閱讀批判性理論，培養批判思考的能力。對這些學者而言，批判性醫療人文可以在新的媒體、卡通、漫畫、電視或其他圖像敘述中，檢視醫療行為與權力運作的共謀。舉《麻醉風暴》為例，觀眾可透過觀賞電視，嘗試了解醫生和醫院制度相互吸引或相互排斥的現象。所以說傳媒除了有政治性外，也有文學性，同時它也可能是文化的和社會的，而且與整個社會的醫療制度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