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清風有信月無邊：香港城市文化與華語文學研究

在港既久，教研寫作，於這方水土乃至其肌理，自然會多些體認，進而拓展至對城市性的關注。

? ? ?言及此，首先關乎「地方」。盧瑋鑾教授所倡議的「香港文學散步」，彰示了「文學地方」（literary place）的意蘊。香港作為重要的人文空間，其城市輪廓與文學中所塑造的豐富地景脈絡，切乎相連。從侶倫筆下的尖沙咀的華洋雜處，至馬朗詩中北角的夜歌餘音，在在可見其嬗變發展的軌跡。回想在港大就讀的歲月，德輔道上老電車徜徉，所經之處，毗鄰中環CBD，便是百多年前西區的煙火人間。「中心」與「隱逸」在這城市如此自然地共冶一爐。這情景，上世紀在適夷、徐訏等作家的懷鄉之嘆中亦有表達。其身處香江，遙想故里，便有坐南北憶的雙重視域。

「先秦儒家出中原齊魯，老莊出南方楚地。」南方之於北地，就地理與文化氣象言，盡自不同。南方之境紛呈，如莊生夢蝶之瑰麗多元。而處於嶺南的香港，又因其攜一隅而見風華，頗有時空切片的意趣。

有關「嶺南」作為整體的文化圖景，我曾在一次名為《文學中的南方》的對談中，表達了一些想法，如相對於北方「土性文化」，南方所呈現出「水性文化」等特質。近年因為「新南方」概念在評論界的提出，這些觀念被學界再次引用與闡發。進一步說，關於「南方」的認知不僅基於地理學的界定，更多體現出的是一種文化視野。這一視野強調某種對話的屬性，而這對話中必然包含流轉。這決定了「新南方」和「Sinophone」等概念天然存在差異，後者含有以離散為指涉的自我確定的意涵，強調的是居於此而有所指的意味。在當下，「南方」更加著重的，是通過對話，強調與北方的共同建設與完整的意味。即使未將之置於更大的國際視野裡觀察，僅就中國文學本身的發展而言，這個南方的界域裡，無疑包含了香港。舉一個比較現實的例子，我們講現代文學一定會講鄉土，講京海之爭以及之後的源遠流長，但一般都會放在內地的空間界域裡講。香港有自己的鄉土文學發展脈絡，它和內地的文學源流有呼應之處，又與自身人文乃至歷史背景休戚與共。所以我們讀舒巷城和海辛等香港作家的作品，會發覺華語鄉土文學的界域，本身就是「常與變」為關鍵詞的一張闊大版圖，千絲萬縷，不斷地被闡釋、被講述。在這個過程中，可以看到和現代主義派別的分庭抗禮，亦可對峙殖民情境下的商業文化。可以這麼說，「嶺南」本身使得鄉土這個概念更為飽滿及完整了。另外，同樣值得重視的，是南方的「容納」意味。嶺南文化本身的面目駁雜，跟這一點是有關的。中國近現代有過幾次重要的文化南遷。首先，有共識的是，香港文學的起點，由上海文人王韜及其創辦的《循環日報》所造就。再者，新文化運動以降，舊的文化力量，有不少南來了香港，包括林琴南、章士釗、鄭孝胥等人。鴛蝴派的消亡和粵港派復甦之間的關聯，都可理解為這一現象的餘緒。抗戰期間，香港是戰時文化中心，造就南來作家的大潮，茅盾、戴望舒等人，甚至影響了香港文學發展的進程。它們的南來和北上復歸，看來都具有象徵意味。我們講南方，需要釐清其作為地理空間在文化淵源上的牽扯。因為這多少代表了南方文化發展的可能性，它的「容納」意味，使其對中原文化有吸收、沉澱和融合的機會。其中一部分，可能是在被動下產生的，也因此獲得了文化混融的機遇。但這種混融感，恰構成了時下南方文學的敘述立場和發言方式之一。當代南方文化自北方/中原的歷史獲得性元素，是可以通過文學的形式，反哺給北方的。這是我在嶺南長期寫作與研究的一點體悟。由此，香港文學及其相關文化衍生體系，不僅是屬於南方的，且是立足於南方、可以和北方溝通與交流的有效敘述。

職是之故，香港作為現代城市的複雜性和複合性因此彰顯，亦使得它在華語文學的考察領域中佔有了特殊的位置。流動性帶來了文化間的相互滲透，體現於城市間在歷時與共時層面的鏡像關係，如滬港在文字及影像上歷久而彌新的互文；體現在作家個體的風格發展與嬗變，如張愛玲、黃碧雲、李碧華等人的作品譜系；甚或「香港製造」體現於「看與被看」主客體易位所致悖反與博弈，都為有關這座城市的考察帶來別具一脈的氣象。

本書書名，自然脫胎於地水南音《客途秋恨》。在電影《胭脂扣》中，曾作為主題音樂，迴環不已。猶記得初看情景，梅艷芳飾演如花，以颯颯男裝，演繹此曲。一九三○年代的石塘咀，端的是一派袤然香江盛景。是這城市延傳至今的美，海納百川，悠然自在。

此書付梓，間中種種，心存感念。感謝我執教的香港浸會大學，提供良好的學術研究環境，令我能夠專心完成這本著作。感謝我的出版方香港三聯書店和編輯同仁，為拙作所付出的辛勞。最後向所有予我幫助的朋友們，致以最誠摯的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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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丙午年夏於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