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人類歷史進入大轉型之關鍵時刻
舊世界帝國如何應對自身的存亡危機
回首近兩個世紀以來的中國對外互動，尤其在東西方世界劇烈碰撞的十九世紀下半葉，究竟當時北京如何理解當下困境，在回應挑戰的過程中，又如何做出決策並承擔起不確定的後果？相較聚焦不平等、屈辱與反動，本書嘗試從結構變遷角度切入，聚焦清代以來中國處理外部事務時之環境背景及其制約效果，期盼藉此勾勒出更加客觀且全面之歷史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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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廷黻──
中國舊有之正史，皆無邦交志一門，有之自清史稿始，此乃時代變遷使然也；有清以前，中國惟有藩屬之控制馭夷懷遠諸政，無所謂邦交。
費正清（John K. Fairbank）──
為達到延續政體此一首要目標，清朝皇帝必須同時辦成兩件任務，一是維繫以御用儒學支撐的社會與政治秩序，其次是保全異族君主的權威。
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
事實是，百年來中國既無能力也缺乏知識去解決自身最重要的問題，這些問題都只能聽任列強來處理。
史景遷（Jonathan Spence）──
在清朝的官僚結構中，沒有所謂外交部的設置，與非漢民族的往來都委由不同的衙門來辦理，這種作法既意味著貶抑邊陲文化，也有防禦異族入侵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