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險與陌異：傅柯與文學語言論

導讀文學、瘋狂與思想

楊凱麟（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跨域研究所教授）

傅柯哲學如果有思想的基底或問題性的邏輯，本書四篇講稿無疑地描繪了這個基底的大致輪廓。40歲左右的傅柯以一徑明快、聰明與決斷的語調，圍繞著1960年代他最核心的概念：瘋狂、文學與言語，既思辨又激情地勾勒著他一生的主導動機：危險與陌異。當然，問題與問題之間永遠懸凸、穿透與浸潤著死亡、越界、性、空無、真理與折曲等非典性概念。這本書簡捷地呈顯了傅柯的思想運動，他從頭開始舖展構建的思想影像，從本書往外攤平擴展將明確地交織成署名傅柯的問題性場域。

傅柯是誰？他曾思考什麼問題？德勒茲給出的答案無比震撼，他說，傅柯「確切是最深刻更新思想影像的人」。這幅「被更新的思想影像」在本書裡保留著最素樸原初的筆觸與線條，那是文學與瘋狂在言語的無盡交纏中所表達的存有模式。本書的講稿與訪談從瘋狂與言語切入（〈話語的使用──瘋狂的言語〉，1963），這是傅柯思想的黎明時刻，戰場立即擴大到文學（〈文學與言語〉，1964），然後瞄準薩德〈薩德講座〉，1970），最後反身折返傅柯自己（〈絕美之險〉，1968）。我們不應該把這四篇講稿視為早期作品的隨意切片，因為今日讀《危險與陌異》必然已經是一種後設閱讀，不僅是時間上我們在傅柯死後重新回到他的1960年代，知道他接下來將大開大闔地寫出許多「更新思想影像」的重要著作，而且在思想的疊層上，我們知道他在考古學與系譜學上的極端轉型變化，將自身一再投入思想運動的基進訓練與操演。現在，我們翻開這本書，進入傅柯事業剛萌芽的書寫，講稿中的每個字句在今日似乎都成為一種「先未來式」（futur anterieur），因為我們知道傅柯後來做了什麼，瘋狂、文學、越界、死亡、性這些看似稀疏平常的字詞中即將暴長出驚人的問題與思想。書中每一句話都既是也不再是平常的話語，都如同「有好長一段時間，我都早早就躺下」這樣的經典陳述，既是話語本身，也都已經押注著傅柯的龐大哲學賭注，都疊加與凹折了傅柯複雜無比的問題性場域，都涉及啟發性問題的多重加乘與極致變異。這些訪談講稿是在進入真理遊戲之前的悠長準備，更是遊戲結束後的驚喜彩蛋，不僅很大程度擴充了傅柯著作的觀點與問題性，使得書寫等同於持續生成與自我倍增的程序，而且在它們各自處理的問題外，也成為理解傅柯著作的祕密管道。

哲學思考是書寫的訓練與實踐，因此離不開言語，傅柯對文學的興趣從來不只是文藝的愛好，因為文學創作從19世紀以來便基進地觸及言語存有，閱讀傅柯意謂著不僅是去理解傅柯創造了什麼概念，而且是敏銳地覺知他調度與動員了什麼言語來舖陳問題，這幅思想影像在「書寫事實」（le fait decrire）中觸及思想的真正創新。在〈絕美之險〉這篇訪談中，傅柯罕見地提及自身的書寫形式，「我與書寫的關係」涉及的不只是中性的古典話語，而且透過書寫給出思想的全新可能與自我的另類轉型就是哲學的根本性建構。換言之，傅柯從來不只是單純地談論瘋狂，而且是在談瘋狂的話語裡發明話語存在的嶄新形式。這篇訪談的重要意義正在於傅柯從一開始就直面言語存有本身。他不再談瘋狂，而是談「談瘋狂」的話語創新性，當然，也是思想的創新性，更是自我的轉型。這四篇講稿都觸及書寫，甚至回應著「何謂傅柯自己的書寫」。比起《瘋狂史》或者《性史》這些專著，講稿似乎更適合作為傅柯哲學的教學法，深深觸及了傅柯思想的最根本載體：言語存有。書寫是為了喚醒與活化言語，但同時也是為了在不可能說話之處尋覓書寫的可能。只有當言語不能被說時才有被重新活化的可能，正因此有書寫的必要性。這些標誌著傅柯哲學的思想運動可以由講稿多次出現的背面（envers）、顛覆（renversement）、翻覆（conversion）所表達，這是書寫所欲觸及的效果。彷彿一涉及書寫就有許多空間的隱喻，而且必然是關於顛覆與背面等等非常態行動。書寫就是書寫未知，沉浸在一種特殊的身分與處境裡跟言語存有打交道。「書寫就是在我開始寫的同時，診斷我究竟想說的是什麼。」這裡有著思想的可能起點：一邊書寫，一邊將我的想法誕生在言語存有之中，而且正是言語的獨特厚度使得思想（事件）成為可能。因此，專門探尋且存在於這份厚度中的當代文學，成為傅柯在1960年代最感興趣的研究對象，而薩德、魯塞、巴塔耶的作品則在其書寫中取得言語與瘋狂的最迫近距離，這是「成為瘋子的巨大自由」。

如果哲學離不開言語卻必須對抗言語，那麼唯一的方法就是讓言語短路，必須總是調度某種程度上的「反字詞」（contre-mots）來訴說哲學，打從開始思考起每個字都是顛倒、翻覆與逆反，每個字詞都必須是對既有言語的顛覆、造反與背叛，亦即必須以反字詞來述說，必須重新模塑言語的無器官身體，書寫（不論是文學或哲學）與瘋狂取得了怪異的親緣性。言語唯一的可能性就是殺死言語自身，在既有話語中凹陷折曲出一個空無，這是傅柯從當代文學所獲得的重要啟發，哲學因而基本上是言語的不可能性，它是話語但同時是話語的自殺，它是使一切話語重新歸於沉默，以及要去追尋在言語中所缺席與不在場之物。思考、書寫、言語與瘋狂成為傅柯哲學的怪異四重奏。這四篇講稿不僅展示了傅柯怎麼思考瘋狂、文學與言語，而且更重要的，傅柯怎麼思考「思考」與思考自身。

當代文學是傅柯揭露言語最根本吊詭與本質性問題的思考對象，充滿思想的悖論與言語存有的最怪異狀態。文學是以言語反身揭露、實驗、凹折言語以便創造言語厚度的實踐，而文學批評則必須在這個晃動的前提下對作品進行思考。在〈文學與言語〉中，傅柯藉此將文學批評（其實同時也是哲學批評與哲學思考）摧逼到一種臨界狀態。如果評論作為第二言語同時具有第一言語（文學）的意涵，那麼所有評論或思考的言語必然也都已內建文學具備的特質，而且被一視同仁地與文學有共同要求，就是必須破壞編碼、壞毀語法、逼近瘋狂。傅柯在1960年代既評論文學又評論瘋狂，因為談瘋狂與談文學完全屬於同一個層面的事，他愈是把文學跟瘋狂講得透澈，作為第二言語的批評就愈具有文學與瘋狂的特性。因此，深入談文學或瘋狂其實就是深入談書寫，就是深入談哲學思考本身。文學具備了一種特性，它使用言語的方式似乎僅是為了能夠摧毀言語既有的存有，而批評其實是一種被擴延的文學，或者反之，是由文學所展現、啟發的言語訓練。在講稿裡傅柯質問著是否可能存在這種空間，事實上，這個空間除了變成他最核心的問題之外，也已經意味著本來不存在但卻被他創造出來的獨特思想狀態。

批評的重點在於「對作品在內部不斷標示自身的符號進行分析」，其實這就是考古學所賴以建立的根本起點。這個在言語內部藉由自我倍增、重複與參照所創造的空間就是文學，這是書寫所應從事的創造性行動，也等於批判，等於思考，傅柯把這種言語空間的製造等同於希臘思想所做的事，就是在言語裡面製造言語的內部空間，當代文學的這種獨特書寫行動成為一種必須思考之物，然而思考文學，其實就是去思考「思考本身」。對於傅柯而言，「做哲學」正是繞經文學分析與批評「引領我們朝著某種哲學的擬像走去」。

正是在文學、瘋狂與思想的犬牙交錯中，明晰浮現傅柯的獨特形象。談論文學，離不開瘋狂，談論瘋狂，離不開思想，談論思想，離不開文學，在三者的相互穿透與交互渲染中，誕生了傅柯的考古學。

傅柯─波恩弗瓦訪談錄（1968）〔摘錄〕

波恩弗瓦（以下簡稱波）：在這些訪談裡，我不希望引導您，傅柯，以另一種方式把您在書中早已充分表達的內容再講一次，也不想強迫您對自己的著作再做一次評論。我希望這些訪談──就算不是全部，至少也是絕大部分──能夠在您著作的邊緣，讓我們得以發現其背面，彷彿見識到其隱密的經緯。首先，我感興趣的是您與書寫的關係。不過這麼一來我們立刻陷入一種悖論。我想詢問您關於書寫的事，但我們卻得透過說話進行。因此我認為有必要先拋出一個問題：您如何看待這些您欣然同意進行的訪談？或者應該說，在進入這場遊戲之前，您如何理解訪談這種文類本身？

傅柯（以下簡稱傅）：我會先跟您說，我會怯場。其實，我不太清楚為什麼我會害怕這些訪談，為什麼會擔心無法完成。仔細思考後，我想會不會是基於以下理由：也許我身在學院，擁有一些在某種意義上規範性的話語形式。有些我寫的東西是為了構成文章或是專書，無論形式為何，都屬於相當具有論述性與說明性的文本。另一種規範性話語，則是教學：對著一群聽眾說話，試著教給他們一些東西。最後，還有一種規範性話語，便是報告或講座這類在大眾或同行面前的發言，目的在於嘗試解釋自己的工作與研究。

至於訪談這種文類，好吧，我承認我並不熟悉。我想那些在話語世界中比我游刃有餘的人，在他們眼裡，話語的天地是自由的、沒有隔閡、沒有預設的體制、沒有疆界也沒有界限，他們在訪談中泰然自若，不太會去糾結訪談是什麼或自己要說什麼。我想像他們是被言語穿透，即便眼前有一支麥克風、一個提問人，甚至正從他們口中說出的話未來會構成一本書，應該都不會對他們造成太大的影響，他們在對其敞開的話語空間裡，感受到的是全然的自由。而我呢，完全不是這回事！我心想，我到底能說些什麼？

波：這個部分，我們應該一起來發現。

傅：您說在這些訪談裡，我不需要重複自己在其他地方說過的話。我想實際上，我無法百分之百做到這一點。然而，您要我談的，也不是什麼私密的事，不是我的生活經歷、人生體悟。因此，我們兩人必須設法找到一種言語、話語、交流、溝通的層次，既不完全屬於作品的秩序，也不是解釋，更不是隱私。那麼，就來試試吧。剛才，您提到我與書寫之間的關係。

波：閱讀《瘋狂史》或是《詞與物》的時候，我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極為精準且犀利的分析性思考背後，那文字韻律的震盪不僅屬於哲學家，更透露出一種作家的氣質。在關於您的著作的評論裡，我們確實可以再次感受到您的思想、概念與分析，但這當中卻少了那種微微的顫慄感，那種讓您的文本擁有更寬闊的維度，迎向一個不再局限於論述性書寫，而是文學書寫領域的顫慄感。閱讀您的文字時，我們會感受到您的思考與一種嚴謹又抑揚頓挫的表達方式密不可分，彷彿句子若是未能找到其節奏，未能隨之推進、拓展開來，那麼思考亦會失去其精準。因此，我想了解書寫對您而言代表什麼。

傅：我想先說明這一點。我個人並不太著迷於書寫的神聖感。我知道當今大部分投身於文學或哲學的人都懷有這種感受。西方世界，想必是自馬拉梅以來，學到的便是書寫具有神聖的維度，它是一種在己的行動，非及物的。書寫是從本身建立起來的，而不真的為了表達、展示或傳授某些東西，只是為了存在於此。這種書寫，如今在某種程度上，正是言語存在的紀念碑。就我的親身經歷而言，我必須坦白，書寫對我來說，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我對書寫始終抱持一種近乎道德層面的防備。

波：可否請您說明這一點，並談談您是如何著手進行書寫？我想提醒您，在這個訪談中我感興趣的，是書寫中的傅柯。

傅：我接下來的回答可能會讓您有點意外。我知道如何對自己──而我也樂意與您一起──對我自己進行一個不同於平常我對別人做的訓練。一直以來，我談論某個作者的時候，都會盡力排除其生平因素，其出生與養成背景裡可能的社會文化脈絡、知識領域。我總是試著把那些一般人們稱之為心理學的部分抽離，使之宛如一個純粹的說話主體般運作。

好吧，老天，既然您提出這些問題，那我就利用您給我的這個機會，對自己採取完全相反的做法。我要出爾反爾。我要翻轉過去我談論別人時的論述方向來對付自己。我會試著告訴您，在我一生中，書寫對我而言，究竟意味著什麼。我最深刻的一個記憶──當然不是最久遠，不過卻是最頑強的──就是好好寫字所遇到的困難。這裡所謂的好好寫字，指的是我們在小學時理解到的意思，也就是寫出一頁又一頁清晰可辨讀的文字。我相信，甚至我可以肯定，我在班上或學校裡都是寫字最潦草的那一個。這種情況維持了很長一段時間，直到中學開頭幾年都如此。六年級的時候，因為我實在學不會正確的握筆姿勢，無法好好按照筆順寫，還被特訓練習寫好幾頁的字。

所以，我跟書寫之間的關係其實頗複雜也挺沉重的。不過我還有另一個較近期的記憶。事實上，說到底，我從來沒有認真看待過書寫或書寫行為。我快30歲的時候才有書寫的欲望。當然，我受過所謂的文學訓練。不過這些文學訓練──熟悉文本詮釋、撰寫論文、應付考試，您可以想像，這完全沒有培養出我任何書寫的興趣，恰恰相反。

為了獲得書寫可能帶來的愉悅，我必須到國外去。當時我人在瑞典，不得不使用我非常蹩腳的瑞典語，或是我講起來很吃力的英語。由於對這些語言太陌生，我在好幾個星期、好幾個月、甚至好幾年的時間裡都無法真正表達我的想法。我看著自己想說的話，在說出口的當下被扭曲、簡化，在我眼前彷彿變成一個個可笑又卑微的傀儡。

在無法使用自身言語的困境裡，我首先意識到的是，這個言語具有厚度、有某種實體感，它並非單純如我們所呼吸的空氣，透明到讓人渾然不覺。再者，它有自己的規律，有自己的廊道、易於通行的小徑、輪廓、斜坡、山丘、崎嶇起伏，簡言之，它有自己獨特的面貌，它形塑出一片風景，而人們可以漫步其中，在字詞的轉角、句子的周圍，赫然發現過往未曾展現的觀點。在那個我必須以一種陌生言語說話的瑞典，我理解到，我自身的言語，隨著它忽然顯得獨特的面貌，我可以棲身其中，把它視為我所生活的異國、這個沒有歸屬所在裡最隱密卻也最安全的居所。終究，唯一真實的祖國，唯一讓我們得以在上面行走的土地，唯一讓我們得以停駐、遮風避雨的家宅，便是言語，我們從小就學過的那種。因此，我要做的便是重新喚醒這個言語，替自己搭建一間言語小屋，在裡面我就是主人，熟悉每個隱蔽的角落。我想正是這一點給了我書寫的欲望。我在說話的可能性被剝奪時，發現了書寫的樂趣。在書寫的樂趣與說話的可能性之間，有著某種不相容的關係。當一個人再也不可能說話，便會發現書寫那種隱密、艱難、有點危險的魅力。

波：您方才說，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書寫在您眼中不是一件嚴肅的事，為什麼？

傅：是的。直到瑞典那次經驗以前，書寫對我來說都不是一件太嚴肅的事。甚至可說是輕浮的。書寫啊，就是在空談。此刻我不禁想到，我對書寫的貶低，是不是源於童年時接觸到的價值體系。我從小在醫學的圈子長大，就是那種外省的醫學圈，相較於小城鎮略嫌死氣沉沉的生活，那個圈子相對跟得上時代，或者，就是俗話說的，所謂進步的環境。不過，醫學的圈子，尤其是在外省，仍有著相當濃厚的保守色彩。那個圈子本質上還屬於19世紀。其實我們可以針對法國外省的醫學圈進行一項社會學研究，想必會很精彩。那麼我們就會發現醫學，或者更精確地說，是醫師這個角色，便是在19世紀資產階級化了。19世紀時，資產階級在醫學這門科學以及對身體和健康的關注裡，找到某種日常理性主義。在這層意義上，我們可以說醫學理性主義取代了宗教倫理。正如同某位19世紀醫師所說的：「在19世紀，健康取代了救贖」這麼極具深度的話。

我認為，醫師這個就此被形塑且在19世紀某種程度被神聖化的角色，接替了神父的位置，更把18和19世紀法國外省、農民、小資產階級所有古老信仰與迷信集結在自身周圍並加以理性化；我認為這類人物從那個時候以來，其形象始終是不動的，相當固定，沒有太大的變化。我便是成長在這麼一個理性、近乎具有魔法般威望的環境裡，一個價值觀與書寫價值觀彼此對立的環境裡。

實際上，醫師，尤其是外科醫師──雖然我剛好是外科醫師的兒子──，並不是那個說話的人，而是傾聽的那一位。他傾聽別人的話語，不是為了認真看待，也不是為了理解對方要說什麼，而是透過話語追捕某種重大疾病的徵兆，亦即某種身體疾病，器官性疾病。醫師在聽，然而是為了穿越他人的話語，與他的身體沉默的真理會合。醫師不說話，他行動，亦即進行觸診、動手術。外科醫師在沉睡的身體中發現病變，他切開身體再將之縫合，他操作著；這一切都在沉默、在話語澈底縮減的狀態下進行。他唯一說的幾句話，是關於診斷與治療的簡短字句。醫師說話，只是為了用一句話指出真理、開立處方，如此而已。就這個意義而言，醫師的話語是極少的。想必正是在臨床醫學的古老實踐裡這種對話語深層的、功能性的貶抑，長期以來影響著我，因此直到大約十年、十二年前，對我來說，話語，仍然且始終是空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