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姆林宮的中國急先鋒

前言(節錄)

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傍晚七點，莫斯科大劇院裡坐滿了人。由俄國布爾什維克黨提供資金與指導方針的國際性革命組織共產國際（Communist International），召開第三次代表大會。來自五十二個國家、一百零三個共產主義組織的六百零五位代表以及為數眾多的來賓與記者，熱烈歡迎以主席團成員身分在舞台上就座的列寧（Vladimir Ilyich Lenin）、季諾維也夫（Grigorii Evseevich Zinoviev）、托洛斯基（Leon Davidovich Trotsky）與其他蘇俄領導者。名叫張太雷的二十三歲中國共產黨員是大會的正式代表，也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第一位與會的代表，與在場其他人一起熱烈鼓掌。他「身材高大，留著梳理整齊的長髮」，從他的圓眼鏡後方「以聰慧的堅定目光，無畏地注視著他人」，展露出開朗、燦爛的笑容。

三週後的七月十二日，在克里姆林宮豪華的安德烈耶夫廳（Andreev Hall）裡討論東方問題的第二十三次會議中，張太雷發表了一場關於中國共產黨運動的五分鐘演說。他的英語十分流利。按照大會規定，他的演說時間不能更長。他準備了一份二十二頁的書面報告，詳細說明中國政治與社會經濟現狀，以及日益壯大的共產主義勞工運動（他早在六月十日就已準備好）。這是一名實際參與發展中的中國共產黨運動成員所提交給共產國際的第一份書面報告。

除了張太雷，其他幾個中國人也參加了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包括二十二歲的俞秀松，他是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臨時中央委員會書記，同時也是上海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書記的核心人物。他是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非正式代表。此外還有二十二歲的瞿秋白，他是張太雷的同鄉與同窗，張太雷於一九二一年六月在莫斯科推薦他加入共產黨，他是以北京《晨報》記者的身分觀察大會。另一名觀察員是俞秀松與瞿秋白的同僚陳為人，是一九二○年七月十九日創建的上海布爾什維克黨圈子裡的成員，他和俞秀松也代表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國社會主義黨創始人之一，三十八歲的江亢虎也是正式代表，他有諮詢投票權，然而他並非共產黨員，並且在代表大會召開的第四天後，因為非正式代表俞秀松與正式代表張太雷寫了幾封信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季諾維也夫，譴責他為「間諜」，他的出席資格遭取消。

張太雷、俞秀松、瞿秋白與陳為人從一開始就參與代表大會。但現在，在克里姆林宮的安德烈耶夫廳裡有同情中國共產主義的另一群人，他們三天前才來到莫斯科，剛拿到訪客通行證。他們來到這「紅色首都」，在剛開辦的共產國際學校──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俄文首字母縮寫為KUTV）上課。這些人包括劉少奇、羅亦農、吳芳、任培國（即任弼時）、蕭勁光、卜士畸、任岳、周兆秋、胡士廉、陳啟沃、謝文錦、蔣光慈與廖劃平。他們都在上海共產黨員的推薦下抵達莫斯科。

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是對中國革命分子敞開大門的第一所共產國際高等教育機構。不久之後，蘇俄將會設立全面的國際學校網絡。其目標是培訓國外的布爾什維克黨員，以便推動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因為自從布爾什維克黨經由一九一七年的革命在俄國掌權之後，該黨從一開始就熱切地宣傳此一概念。

……

一九一九年三月，列寧倡議的特殊組織──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創立，將許多國家的共產黨員集合在一起，其目的是掀起全球共產主義運動熱潮。共產國際並非政黨之間的聯盟，而是一個僅有單一計畫與章程的統一組織。它由選舉所產生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所領導，不只是布爾什維克黨員，也有其他共產主義團體的代表參與其工作。然而俄國的共產黨員卻全盤掌握領導權。共產國際對其外國支部提供實質的組織、政治、意識形態、軍事、精神鼓舞與財務上的支援。

歐洲無產階級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三年的潰敗，尤其是一九二○年蘇俄入侵波蘭失敗，引發俄國共產黨自一九二○年代初開始，不只關注西方，也逐漸更關注東方的革命運動組織。在俄國革命與內戰期間，布爾什維克索求的大筆款項，開始透過共產國際流入各國，對象不只是歐洲與美國，也包括東方各國。中國、日本、印度、印度支那、埃及與土耳其的共產黨員都開始利用這些資金。一九二一年，共產國際給了中國共產黨一萬六千六百五十元中國幣，而在一九二二年又給了一萬五千元中國幣。如果考慮到當時的匯率是一枚中國銀元相當於金本位美元的五十分，那麼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共產國際給羽翼未豐的中國共產黨的金援，共計一萬五千八百二十五美元。這還只是一開始的數字。中國歷史學者楊奎松根據中共的檔案數據，斷言從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一九二三年六月）開始，莫斯科幾乎全額資助該黨的運作。到了一九二七年，對中共的經濟援助已達一百萬中國幣，即五十萬美元。這筆資金分配的對象包括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工人與農民運動、對抗帝國主義、軍中的工作以及各式各樣的特別計畫。許多份俄國檔案中也顯示，不只在一九二○年代，共產國際與全聯盟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在一九三○年代也對中國共產黨提供全方位的金援，這一點證實了楊奎松提出的資訊。援助的總金額高達數千萬美元。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遭到納粹德國攻擊之後，蘇聯依舊持續幫助中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黨的政治局通過決議，授權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匯「一百萬美元協助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協助的主要形式之一，就是扶持中國共產黨培訓革命幹部。以此為目標，蘇俄在許多共產國際的教育機構招收中國革命分子。一九二○與一九三○年代，蘇俄針對該領域投入許多心力。而此舉與當時中國革命運動的快速發展息息相關。

在這段時間，中國革命分子在完整的國際學校網絡求學。

……

規模最大的教育中心，就是位於莫斯科的三所高等學府：於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八年以及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六年間開設給中國人就讀的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九年五月改為民族與殖民地問題科學研究院；一九二五至一九三○年間開設的莫斯科中山大學（該校於一九二八年九月重組為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以及國際列寧學校（一九二六至一九三八年）。

一九二○與一九三○年代，有不少於三千名來自中國的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革命分子與運動人士，在蘇維埃布爾什維克黨的直接控制之下，於這三所學校接受培訓。在保存於莫斯科的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的原中央黨史檔案館（一九九一至一九九九年改名為俄國保存與研究當代歷史文件中心，現為俄國國家社會政治史檔案館）中，保存著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黨員的三千三百二十八份個人檔案。在這些檔案中，絕大多數都是當時在莫斯科共產國際學校就讀的中國學生。其中大約有四分之三都是中國共產黨員，而裡頭的一百六十七位黨員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重要性特別顯著的，包括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劉少奇、鄧小平、任弼時、楊尚昆、陳雲、葉劍英、鄧穎超、林彪、陳伯達、李富春、林伯渠（林祖涵）、劉長勝、吳玉章、董必武、徐特立、張聞天、王稼祥、劉伯承、蔡暢、聶榮臻、蕭勁光、烏蘭夫、閻紅彥、孔原、張琴秋、伍修權、王觀瀾。一九七○年代末與一九八○年代，這當中有許多人－－首先是鄧小平、陳雲、楊尚昆、葉劍英、烏蘭夫、鄧穎超與聶榮臻等人，在中國實施大規模經濟改革，促成中國蓬勃發展的開端。鄧小平與其他許多中共領導人在蘇俄期間以及他們的求學過程中與布爾什維克黨的接觸，無疑並沒有白費力氣。他們全都汲取了布爾什維克意識形態的影響。鄧小平領導集團引進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帶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概念，與蘇維埃新經濟政策極為類似，此一事實或許可解釋這些人接受蘇維埃教育的深度不可小覷。有著這樣的關聯性，研究在莫斯科接受培訓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未來領導幹部的歷史，不只有助於我們了解一九二○與一九三○年代中國革命運動的發展，對於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目前的社會政治與經濟轉變，也有其顯著的重要性。

……

一九五○到一九七○年代，對於此主題不感興趣的中國史學界，其原因顯然是遵循中國共產黨的指示。即便是在與蘇俄友好的年代，中國也無人提及一九二○至一九三○年代中國學生至蘇俄求學的事。唯一例外是中國勞工參與俄國內戰，且因此接受某些布爾什維克培訓的主題。例如一九五七至一九六一年間，雙語期刊《友誼》（Druzhba）經常提到那些經歷俄國內戰洗禮的中國人；而在一九五九年，歷史學者彭明甚至出版了一本書，書中以幾頁篇幅介紹了蘇俄工農紅軍的中國戰士。然而這位彭明卻完全沒有提到中國幹部在共產國際教育中心培訓的歷史。

這現象可以解釋，因為早在創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前，毛澤東與其他支持他的中共領導人，與某些從蘇俄返國的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畢業生（博古、洛甫、王明與其他人）進行了長時間的權力鬥爭，後者受到布爾什維克黨當局的庇護。在這場鬥爭中，毛澤東對於中國革命分子在共產國際高等學府培訓的成果提出了相當負面的評價。他的主要論點是，中國共產黨員在蘇俄吸收了教條主義，他於一九三○年的論文〈反對本本主義〉（原標題為〈調查工作〉）一文中揭示了這種教條主義對中國革命的有害本質。

一九三八年九月至十一月，在粉碎了政敵之後，毛澤東開始對他們進行意識形態的再教育，宣稱「我們的戰鬥任務，就是以持續且有計畫的方式，培訓大量新幹部」。在一九四二至一九四四年的整風運動中，他勒令所有「教條主義者」（除了王明以外）在報告中承認他們在蘇俄什麼也沒學到。

舉例來說，以下是毛澤東之前一名主要政敵博古（本名秦邦憲，以化名波戈列洛夫〔Pogorelov〕於莫斯科中山大學�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就讀）在他的「自白書」（一九三一年自蘇俄返回中國後，他領導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並於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五年二月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寫道：

我在莫斯科接受……一種教條式的派系教育……在我個人生涯發展中，〔在蘇俄求學〕的這三年……是對我的意識有所毒害的一段時間……對於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而言，〔這所〕大學〔莫斯科中山大學�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毫無用處；反之卻帶來無以計數的傷害……學生被灌輸對實踐的蔑視，盲目信仰學究式的教條，忽略了中國的現實，卻歌頌著外國「典範」……接受如此教育的翻譯幹部卻沾染對外國事物的浮誇愛好。對蘇俄與共產國際的尊重與景仰，被用來教育紅色買辦……這些學生，尤其是口譯員之中，逐漸形成了一群模範教條主義者，他們是外國走狗。

另一位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畢業生楊尚昆（化名薩爾蒂科夫〔Saltykov〕）也在大約同一時間召開的某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會期中說過同樣的話，周恩來也一樣，他對於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與這所大學的情況十分了解。

無論是毛澤東或任何一位中國領袖，都不敢公開對在莫斯科成立培訓中共黨員教育中心的布爾什維克黨人表達不滿。即便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中共中央委員會通過權威性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也沒有將教條主義與蘇聯連結，但反對教條主義的鬥爭卻自然而然地組織起來，成為毛派領導階層的主要任務之一。

這也就是為什麼不僅在一九五○年代，也包括在之後，即便中共與蘇共一刀兩斷，當時的中國史學家不被准許說任何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民族與殖民地問題科學研究院、莫斯科中山大學�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或國際列寧學校的任何好話，列寧與史達林主義時期的中蘇關係，都未曾在中國史學中留下悲傷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