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社會與離散：紛亂時代反思香港與自由

香港哲學叢書總序／張政遠

哲學長久以來被歐美壟斷。

例如在歐洲，中國哲學往往只出現在漢學系或亞洲研究系之中，在哲學系裡無人問津。在日本，所謂的「哲學」（tetsugaku）主要指涉歐美哲學，而日本哲學與中國哲學則往往被歸入「思想」（shisō）的範疇。在臺灣，臺灣哲學誕生於日本統治時期的現代化浪潮之中，但直到大約十年前，相關的「日治時代臺灣哲學」研究與出版才逐漸受到重視。

二○二○年，日本筑摩書房出版了《世界哲學史》（共九冊）。這一計畫旨在將「哲學史」從傳統的西方中心主義視角中解放出來，並以更為廣闊的視野重新思考哲學的歷史與可能性。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名譽教授林鎮國如此推薦：「這套《世界哲學史》匯聚了日本哲學界老中青三代學者的努力，在經歷新冠疫災的全球性災難後，最終呈現出一部涵括各大文明傳統的哲學思想著作。……在不同的語系與歷史生態下，各種哲學思想交織呈現出多元而豐富的思想景觀。本套書不僅規模宏大，更重要的是採用深入淺出的語言風格，讓讀者得以輕鬆理解並挑戰既有的世界哲學圖像。」

把哲學去歐洲化，並不是以獵奇的眼光來「也談」一些非西方哲學（non-Western philosophy），如印度哲學、中國哲學、朝鮮／韓國哲學、日本哲學；更重要的是，世界哲學試圖重新追問「何謂哲學」這一根本問題，並重新認識哲學如何在不同的文化與歷史脈絡中發生、展開與演變。哲學不應等同於某主權國家的意識形態，因此我們可以談儒釋道哲學、伊斯蘭哲學、拉丁美洲哲學、非洲哲學、文化哲學、原住民哲學等。

從這一角度出發，我們可以進一步討論「香港哲學」（Hong Kong philosophy）。「香港哲學」當然包括「哲學在香港」（philosophy in Hong Kong）的相關論述，例如香港的新儒家傳統、現象學運動、邏輯與分析哲學、社會政治哲學等。然而，我們所關注的並不只是整理香港曾經出現過哪些學院哲學及其門派，而是希望將香港本身作為一個哲學實驗的場所，藉此重新反思哲學的普遍性與在地性、理論與實踐，以及哲學與當今世界之種種問題。

二○二五年，東京大學（University of Tokyo Center for Philosophy，簡稱UTCP）的香港哲學研究計畫正式成立。我們談論「香港哲學」，並沒有任何官方背景或預設的意識形態，亦不預設某種「香港主體」或「香港精神」。相反，我們希望透過舉辦國際研討會與工作坊，以及出版有關香港哲學與思想的專著和論文集，呈現香港哲學思想的多元面貌，並進一步探討其哲學上的可能性與學術價值。

「香港哲學叢書」的目的，不是為了搞「文化港獨」，而是提供一個自由的學術平臺，讓各界學者們出版有關香港哲學及其文化等研究成果，讓更多讀者一起思考香港，讓香港哲學不致花果飄零——而是開花遍地。

二○二六年秋，於駒場

序記住那個曾是開放社會的香港，就是對黑暗時代的一種抵抗／葉浩

身為王家衛的忠實影迷，難免有一個從他鏡頭與敘事底下來認識的香港。剛上中學時愛上了《阿飛正傳》，尤其是片中那天花板上不停轉動的老式風扇，覺得那跟主角想收起翅膀卻又不甘願著地的永劫回歸好搭，而且吹的是一股股隱隱作祟於謎樣身世中的南洋風情。《花樣年華》則總是讓一套套線條流利的旗袍先是穿梭過夾雜上海話的麻將聲，再路過海外出差帶回來的炫耀性舶來品，才能讓曖昧的情感在討論武俠小說情節當中瀰漫開來。而《一代宗師》更是直接將一條掛滿招牌的尋常街道，隱喻成一個聚集了大江南北各地武術的江湖。有人來這裡追求眼前路，有人則被迫忘掉身後身。這一個香港，百年來接納過不同年代的離散者，也見證著各種人物的安身立命和風流雲散。

不過，負笈英國多年也讓我有幸認識鏡頭之外的另一個香港。那是一個最好的英式教育和中華文化可熔於一爐，甚至可集於一身，讓人散發獨特的中西合璧氣質的人文薈萃之地。事實上，我求學過程中所見識過最好的英文書寫及中文造詣，就來自同一位香港大律師同學身上。他的大氣不同於急於展現泱泱大國子民的民族驕傲，談吐間在中西方經典之間時游刃有餘，也會因為旁徵博引而切換語言且一派從容，從中散發出來的讀書人氣質又不同於那種省狀元身上的霸氣或出身書香世家的貴氣。個人稟賦當然是重要因素，但香港的獨特性肯定也造就那種獨特氣息的一部分。

多年後，因為擔任聯經出版社Wings思想家書系的共同主編，才有機會認識撰寫《費雷德里希．海耶克》的楚勇老師，再次感受到了類似的獨特氣質。同樣是中英文造詣一流，目前定居倫敦的本書作者是一位享譽國際的政治哲學學者。他專研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思想史，尤其是歐克秀（Michael Oakeshott）、海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波普（Karl Popper）這三位長年任教於倫敦政經學院的政治思想家，而近年也關切鄂蘭（Hannah Arendt）關於極權主義的診斷和反思，也如同他的研究對象那樣，是一位在著書立說之外也靠寫作來介入公共事務的知識分子。

本書所收錄的文章，雖然種類不一且議題繁多，但事實上有一個貫穿的主題，那就是：自由開放的傳統才能造就最燦爛的文明，且能避免覆沒性災難；於組織是如此，於國邦乃至一個民族亦是，或更具體地說：對大學來說是如此，對香港也是，對整個人類共同生存的世界更是如此。

相較於經常出現於大銀幕上那一顆相當耀眼卻也總是泛著殖民色澤的東方之珠，楚勇老師筆下的香港首要是一個讓流亡到香港的知識人從事反對極權、宣揚自由民主的文化工作之法治社會。人人在不犯法的前提底下享有最高度的言論、結社、出版自由，也是在這樣的條件底下才能讓錢穆和牟宗三等人得以共同創辦新亞書院並催生一個自由開放的學術傳統。

誕生於香港的新亞書院無疑是華人世界中的一塊學術淨土。眾多因國共內戰而顛沛流離的學者，不僅在此得以嘗試融合儒家思想與民主憲政理論，學子也能在學習最先進的西方思想和社會科學的同時親炙新儒家的思想大師們。若按本書引用的余英時回憶錄之說法，那時期的香港「為中國自由派知識人提供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機會，使他們可以無所顧忌地追尋自己的精神價值。」

余英時筆下的新亞書院和香港，像極了波普所勾勒的那一種自由開放、鼓勵批判並容許個人犯錯的「開放社會」。尤須注意的是，致力於科學哲學研究的波普主張：真正的科學精神就是相信所有的「定律」都是尚未被證實為誤的「假設」，而且再多次的證據也不能證實那是絕對不可挑戰的「真理」；反之，只要一次相反的證據或說「反例」出現時，就會被證明為誤或說「否證」（falsified），信者就該承認錯誤並放棄原先所堅持的想法。據此所設想的開放社會，即是一個以上述科學精神作為公民精神之核心內涵的理性社會。其前提當然是開放的制度，言論自由以及批判精神。

波普的開放社會論無疑為民初一度盛行的「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之說，賦予了更堅實的哲學基底。只不過，把這兩位先生說成同一個人的兩面，不見得對所有人都有說服力。畢竟，有人就有江湖，就有政治，許多證據顯示科學家社群其實跟其他社群在本質上並無根本差異。容錯與承認錯誤，都不容易，遑論知錯必改，而且是即刻就改。

更多時候，現代社會的公民就像鄂蘭所描繪的黨國體制下庸庸碌碌且被動的人民那樣活著，甚至以身為國邦機器的齒輪為驕傲。他們或許奉公守法，但不一定會想自行做判斷國邦機器的方向是否正確，是否正在輾過無辜的族群，更不見得會勇於承擔道德責任，拒絕同流合污，或採取更激烈的公民不服從運動來抵抗政府的惡行或惡法。他們會把「法治」（the rule of law）理解為一種對公民的守法要求，抑或政府必須「以法治國」，而不是英國法律傳統底下所理解的那種對於立法者和執政者的要求，其要旨正如楚勇老師在〈威權政治與法治〉那篇文章所闡釋：「立法者在制定共同規則時，旨在維護公正，保障公民的權利和個人自由，嚴格界定公權力的運用。」

本書提及余英時曾讚許香港為一個「徹底的法治」社會時，指的正是這種以保障個人自由為依歸並嚴格界定政府的公權力行使的意思，而不是那種掌權者為了鞏固自身利益或長期執政而進行立法並要求人民嚴格遵守的「以法治國」。單純把法律當作統治工具，藉以恫嚇人民並剝奪個人自由，或藉此來展現統治者意志的一黨專制國度，恰恰是本書所捍衛的開放社會之反面。

楚勇老師的二分法，事實上是取自歐克秀的洞見。後者最著名的想法之一是提出一組作為對照的「公民聯合體」（civil association）和「企業聯合體」（enterprise association）概念來分析現代歐洲國邦。公民聯合體是一種以自由為前提和目的的組成，法治國邦即是此一聯合體的具體結果。企業聯合體則是以特定目的為前提的一種存在，威權體制國邦即是其中一種體現方式。歐克秀的洞見在於，這兩種聯合體有其各自的運作邏輯，但在現代國邦當中兩者愈來愈難以各自運作，互相滲透常有，而且企業聯合體愈來愈有滲透入公民聯合體的趨勢。

身為國際知名歐克秀研究者的楚勇老師，也不吝指出三種情況來讓我們更進一步掌握歐克秀的想法。一是法治國邦在歷史總有遭遇外敵，必須同仇敵愾、團結對外的時候。二是即使威權體制國邦也難以做到全面掌控，讓人民絕對服從的時候。三則是現代科技及其伴隨而來的管理技術，亦有讓政治野心家操作單一意識型態或民族偉大復興理想的機會，讓企業聯合邏輯進入本該由公民聯合邏輯運作的領域。而操作過度的時候，即使不以政治災難告終，也可能會出現來自公民的反撲。

本書讀者不難發現，收錄於此的文章亦可置於上述的歐克秀思想框架當中來閱讀。例如，談及大學教育的許多篇章可見楚勇老師殷切盼望大學能在傳授特定專業知識之外，也進行人的文明教育，而且讓不同學科的人能學習彼此對話並共同追求一種通達的學問。併入香港中文大學的新亞書院曾是一個結合英國導師制和中國書院傳統的獨特機構，本身既是人類的共同文化成果，傳承文化的機構，也是一個在華人文化土壤中孕育出來的自由開放傳統。其意義與公民聯合體相通，但目前正遭受到各種企業聯合體邏輯的入侵，包括以營利為目的的公司企業與以培養效忠黨國體制精神的愛國教育。

換言之，歐克秀的概念也是本書關於大學、香港乃至現代社會變遷的分析工具，而不讓曾是一個開放社會的香港淪為奠定於單一語言和文化、單一意識型態的封閉社會，就是楚勇老師振筆疾書的主要動力。關於其他思想家的討論，也都在不同程度上直接或間接支持了如此的關懷。此時唯一可多說的或許是，全書在捍衛開放社會的同時，也展現了對於各種激烈性制度改造（包括革命）的抗拒。這些措施不僅本身是一種企業聯合體的邏輯，會侵蝕作為開放社會基底的公民聯合體之運作，更是一種對人類文明秩序的直接干預，不僅粗暴，歷史證據也提醒我們那總是帶來巨大的災難。

但歷史也告訴我們：那一個接納大陸各方離散者，讓中西文化得以兼容並蓄的香港乃至本身即是儒家文化底蘊能開出自由開放傳統的新亞書院，既是歷史的偶然性成果，也是計劃不來且難以複製的一種成就。更重要的是，這歷史成就意味著對自由的渴望不是舶來品，開放社會也並非外來產物，而英國思想傳統意義上的法治也曾經在香港是一個具體的實踐。《聖經》希伯來書第十一章第一節說：「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本書談論的開放社會不是未見之事，而是確鑿的曾經與實踐，且遠比波普筆下那個理想化的科學社群更能當作盼望的實底。

記住這一點，就是對抗時代之黑暗的最重要力量。如果筆者沒有誤會，本書的所有篇章都是為了讓讀者記住這一點。有時候，身後身跟眼前路是同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