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在1980年代中期著手編寫本書之首版時，被應用於電話調查中的調查研究方法論，才屬於剛萌芽的起步階段而已。從那時起，數量龐大的各種新的方法論研究，如雨後春筍般地開始被發表公布；而每年也都有許多以方法論為基礎的重要研究，被學者們加以進行及發表。其中最為著稱者，則是Bob Groves與他的同僚們（e.g., Biemer, Groves, Lyberg, Mathiowetz & Sudman, 1991; Groves, 1989; Groves, Biemer, Lyberg, Massey, Nicholls & Waksberg, 1988），對於任何一位調查研究人員在介入某項調查案的規劃、執行以及解釋時，所應該小心謹慎及關切的考慮方向上，造成一種極為重要的衝擊。時至今日，那些審閱報告及細心謹慎的決策者們，都會對可能影響到各項調查案之精確嚴密性的許多來源加以考量——例如在涵蓋範圍上的誤差、未獲回應的誤差、測量方法上的誤差，以及抽樣誤差等；以確定在一項意有所圖之調查案的設計方向上，是否如他預期的結果，或者在解釋一個已完成的調查。
在《電話調查之方法：抽樣、選擇及監督》的第二版中，不僅反映了許多新的改變，而且也包括我個人在考量電話調查方法之規劃與實施上的成長（我希望不致於言過其實）。此版本之問世，乃是在我完成第一版以後、又累積了與電話調查有關的長達八年之額外經驗，以及自從1980年代中期、由有關於整體性調查誤差之領域中所學到及所著述者（cf. Fowler, 1993; Groves, 1989），嘔心瀝血彙編而成的結晶。在遵循這項觀點的前題下，此版本也將第一版中所述及的導引主題，使其更為明確化：使用各種電話調查方法，試圖減少出現誤差的可能來源（亦即偏見與變異數），以期獲致高品質（也就是精確）的結果。
我改編本書之目的，完全與第一版中之目的一致：針對那些正在進行、或是考慮進行一項電話調查的所有人，提供他們一種詳細而適用的研究途徑。我個人一直都對下列的看法深信不疑：當一位研究人員要選擇使用何種作法對調查資料進行蒐集時，在絕大部分情況下，他必須在一開始的時候，就針對是否應該利用電話、或者是採用其他方式（不論是因為電話方式並不切合此項調查之目的，或者是由於在可取得的各種來源中、電話方式並不可行），做出明確的決定。在這種情形下，我也深信：只要是在適切及可行的情況下，電話調查應該是一種較佳的選擇方式；因為它可以提供絕佳的機會，來針對整個調查過程的品質建立管控，更因此而使得降低整體性抽樣誤差的機會獲得改善。
雖然如此，我在做這種陳述的時候，並不代表著我建議各位在選用調查模式時，總是依循著那種「二選一」（either/or）的決策方式。就如我在本書中所提到的，各種混合模式（mixed mode）——也就是使用一種以上的模式（例如：電話與郵件）進行資料蒐集——的調查，在使用的頻率上已經較以往更為頻繁。身為一位現代的研究人員，他所應該檢視的重點，並不是對各種不同的調查資料之蒐集模式進行相互比較；相反地，他應該考慮如何將不同的模式以組合型態加以運用，以期達到下列目標：充分利用每一種模式的個別優勢、並且使其個別缺點所造成之影響減到最低。
雖然在許多其他的優秀著作中，都提到一般的調查研究方法，而其中也有少數是特別以電話調查為主；但截至目前為止，並沒有任何的著述和本書一樣，是將其當做一種可被實際適用的調查方式。對於藉由電話調查來蒐集資料而言，不論這項調查是以書面記錄式訪談或以電腦輔助式電話訪談進行，本文中都充滿許多與某種高度的公式化過程有關，睢屬世俗、但卻是相當重要的各種細節。當我們在規劃及實施一項電話調查時，如果想要獲得高品質的資料，則將焦點置於世俗及特定的問題上，乃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對於許多在進行電話調查的人而言，他們在表現上都不願意承認建立監控標準在確保有效抽樣及標準化訪談上——對所有的高品質電話調查來說，這兩者應該就是其追求之目標——所具有的重要性；或者是，縱使他們承認其重要性，但是有許多人似乎仍然不願意、以及（或是）無法去達到這項要求所必須付出的努力。
以本書之篇幅而言，要想把與電話調查過程有關的所有方面都涵蓋在內，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我只選擇一般著述中並未深入探討的那些部分——亦即抽樣、受訪者的選取以及監督——來做敘述。特別要提到的是，有關於如何發展專供電話調查中所使用的高品質問卷調查表，在本書內並未提及。取而代之的是，本書提出如何對訪談者在使用這些問卷調查表方面，建立高品質的管控。發展一份高品質的問卷調查表，並不能確保一位調查者能夠獲得高品質的資料；除非是高品質的抽樣及高品質的訪談也同時存在。
就如第一版中所述，我依然假定本書的大部分使用者正打算去規劃與實施某些地方性的電話調查（例如在某市、某郡或某州之中），而並非是針對區域性或全國性的調查。此外，我也假定大部分的使用者並無法由那些大型的學術機構、或是私人部門的調查機構中，獲得各種的資源。因此，我所探討的有關於蒐集與處理電話調查之抽樣群體的大部分技巧，乃是以地方性的標準為訴求重點；雖然如此，在本版中對於兩階段式的隨機選取撥號（random digit dialing, RDD）抽樣，也賦予極為明顯的關注。除非在地方性的電話調查上已經擁有了極為豐富的經驗，否則任何人都不應該試圖進行一項區域性、或是全國性的電話調查。
本書中對於電腦輔助式電話訪談（computer-assisted telephone interviewing, CATI）的使用，並未提供詳盡的說明；雖然如此，仍有許多的參考資料，乃是依據其與傳統的書面記錄式訪談（paper-and-pencil interviewing, PAPI）之相似性與差異性而做出的。在過去的十年中，電腦輔助式電話訪談有著極為顯著的成長，而且勢必會繼續成長。雖然如此，它仍舊是屬於一種相當新潁、而且持續在發展的一項科技；我堅信所有的研究人員，應該在他們藉由傳統的書面記錄式訪談方法中已經獲得適切的經驗之後，才適合於使用這種方法。
在此，我要再次感謝Leonard Bickman及Debra Rog讓我有機會撰述此書，以及他們所提供的各種協助。此外，我也誠摯地感謝在西北大學調查實驗室（Northwestern University Survey Laboratory）中，目前與過去的所有夥伴們所提供的各項心血及調查上的協助：Judith A. Schejbal、 Sandra L. Bauman、Susan M. Hartnett、J. Sophie Buchanan以及Dan M. Merkle.
我也要藉此機會，表達我對Bob Groves的感激之意——雖然我們未曾謀面，但他對於我在高品質調查方法的想法上，卻有著極大影響；以及我對Seymour Sudman的謝意，他除了對調查研究的方法做出無以數計的貢獻之外，並且對於好幾代的調查研究人員來說，持續也提供一種格外專業性及個人角色的模式。此外，我也未曾忘懷、並且深深感激下列人士所提供給我的腦力激盪與實際的機會：Len Bickman、Bob Boruch、Marilyn Brewer、Margo Gordon、Peter Miller、Emil Posavac、Dennis Rosenbaum、Frank Slaymaker、Wes Skogan以及Mike Traugot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