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從他屢次辦案，都無意中（難道是有意的嗎？）遇見涉及政治人物或國家機器犯罪、動輒動搖國本的大案子來看，我能想起來這樣的偵探，恐怕也只有英國大作家卻斯特頓（G. K. Chesterton, 1874~1936）筆下《知道太多的人》（The Man Who Knew Too Much, 1922）的洪恩．費雪（Horne Fisher）。洪恩．費雪無心遇見的案子也每次都牽涉到權力人物或國家機密，而機密底下掩蓋的通常不是國家利益，而是赤裸裸的個人權位與私慾。只是費雪絕不是個我想比擬的好例子，因為在小說的結局裡，這位「知道太多的人」的下場顯然是悲劇性的，我可不希望我的老同學像他一樣。
但科技是否來自人性，有些推理小說家是不無疑問的，他們反而更相信「犯罪來自人性」，也因此要找出犯罪真相，反倒非得從人性下手不可。譬如美國推理小說家范達因（S. S. Van Dine, 1888~1939）筆下的神探凡斯（Philo Vance），他同時是位藝評家與藝術鑑賞家，他就說，一位藝術家的畫作就算沒有署名，在受過訓練的鑑賞家眼裡，處處充滿創作者的風格與痕跡，無從錯認；同樣的，一位犯罪者在他犯下的案件裡，也會處處留下他獨特的「創作痕跡」，眼光銳利的偵探是不會認錯的。
